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俭朴篇

Tue, 17 Feb 2026 09:58:15 +0800

布衣学生

在长沙第一师范刚入学时，学校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这套衣服毛泽东一直穿了好几年，褪了色，穿了孔，还没有换掉，补一补，缝一缝照样穿。除制服外，他还常穿一件灰色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一条白大布裤几乎四季不变。同学们打趣地说他：“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夏天常常没有袜子穿，布鞋也是破的。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家用的蓝大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一个特别“不修边幅”的人。每到星期日，学生回来赶不上饭的，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大甑剩的饭，大钵剩的菜，都是冷的，一般晚归同学总是三五邀合，大炒其菜，只有毛泽东一般总是打点冷饭冷菜，一人单坐一桌，悄悄吃罢了。当时一师的学生多来自农村，生活作风比较俭朴，毛泽东又是全校同学中以俭朴闻名的。在长沙读书期间，他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李华民）

苦菜营养

1927年11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回到宁冈县茅坪，住在洋桥湖。一天，毛泽东下到步云山，同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一起吃饭。看到几个战士正望着碗里的野菜，嘴里不住地讲：“这么苦的野菜怎么能吃得下呀？”毛泽东走进伙房，炊事员汇报说：“打了好久的霜，别的野菜都被冻死了，只剩下这一种，是比较苦。”毛泽东回到战士们中间，舀了一勺野菜放在饭上，一边吃，一边说：“这菜虽然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们吃得下这个苦，就能够克服更多的苦。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互相望望，又看看毛泽东，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于是，大家都跟着吃起来。饭后，毛泽东亲切地对他们说，我们正是为了消灭苦、创建幸福生活，才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日后的甜。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所以要不怕一切苦，敢于跟苦做斗争。（邬金平）

一根灯芯

1928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上油很缺乏。官兵们吃的菜里只有一点油花花，点灯用油的困难就更不用提了。为此，前委做了一个规定：营以上单位晚上办公，一盏灯可以用三根灯芯，连以下只能用一根灯芯。每天，休息号一吹，战士驻地必须熄灯。这天，夜色降临，战士营房和干部驻地都按照规定的灯芯数点起了灯。可是，毛泽东的清油灯只点着一根灯芯。他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写着文章。警卫员轻轻推开门走进来，发现屋里的油灯是那么暗淡，便轻手轻脚地加了一根灯芯，顿时，灯便亮多了。毛泽东抬起头，说道，“不用加，有一根灯芯够了。”警卫员满有理由地说：“不是规定营以上可以用三根灯芯吗？”毛泽东用手把那根灯芯挑开后说：“我每天少用两根灯芯，不是可以多节省一点灯油吗！”后来，打土豪缴来一盏马灯，战士们把它送给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只在开会和访贫问苦时使用，自己办公仍用一根灯芯的油灯。就是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邬丁根）

偷换新衣

毛泽东刚到杨家岭是1937年冬天，那时他穿的是件旧棉袄，就是不换新的。

警卫员没办法，找到管理局，管理局想办法搞了几尺阴丹士林布，请被服厂做了件体面暖和的新棉衣。

当面把新衣服交给毛泽东，他肯定不要。于是警卫员趁毛泽东休息，把新棉衣放进去，把旧棉衣取出来。他们原想把那件旧袄拆洗干净，谁知布都糟了，一拆便缝不起来。

一觉醒来，毛泽东发现被人“调了包”，立刻把警卫员叫进来，他指着新棉衣问：“这是哪里来的？”

警卫员解释是管理局做的。

“为什么？我有棉衣穿嘛！”毛泽东不高兴了，“这件棉衣太好了，我不要。还是把我的破棉袄拿来吧。”

警卫员说，那件棉衣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破得缝不起来。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那么，你看怎么办？”

“主席，”警卫员抓住了机会，“已经做好了，就穿它吧！”

“那不行。”毛泽东轻轻一摆手，在窑洞里走了几步，然后说：“这样吧，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袄，和你身上穿的一样。”（程赤兵）

冬寒之菜

1938年春天，抗日根据地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这天，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开边区党代表大会，回来走过延河河滩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指着一些圆圆叶子的小草对警卫员们说：“你们看，这是一种野菜，能吃，回去以后，你们给我搞一点炒炒吃，叫老周（炊事员）减少一个菜。”

看到警卫员有点犹豫，毛泽东又接着说：“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他们这才相信了。

毛泽东接连吃了好几次，见警卫员们仍旧不吃，就动员他们：“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们这才明白过来，可以拔野菜来代替蔬菜吃。从此，他们就解决了没有蔬菜吃的困难。（程赤兵）

四抬大轿

1939年初秋，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找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让他们去接毛泽东做报告。

四个人风风火火直奔杨家岭。马列学院和杨家岭相距10里，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的中点上。

桥上，这四位愣住了，毛泽东正迎面走来：“你们四个干公子去？”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我们来晚了，很不象话。”

毛泽东摇摇手：“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接着他又问：“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都乐了。

“那才不象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程赤兵）

延安说煤

延安的冬天常有大风沙。勤务员们见毛泽东彻夜工作，怕他受寒生病，想早几天把炉火生起来。但毛泽东不同意，说：“能晚生几天，就晚生几天，要节约用煤。”

那是1943年的冬天。

有一次，大家看到毛泽东写东西时冷得老搓手，便趁他不注意，悄悄提来一筐煤，把火生了起来。毛泽东听见引柴噼噼啪啪的响声，马上走过来制止：“还早呢，不要浪费煤。”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忽然问勤务员：“你知道煤是怎样来的吗？”

勤务员把听来的煤是怎样生成的经过说了一遍。

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你说的不错，不过，还要经过工人辛辛苦苦地从地下挖出来，才能烧。另外，煤是工业重要的燃料，所以要特别注意节约。（程赤兵）

炉条降温

夏天，延安有几天燥热。毛泽东写东西时手常出汗。勤务员们劝他休息，他又不肯，于是大家便打盆凉水供他洗手。

后来，毛泽东嫌这样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就让勤务员找块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热的时候摸一摸，冰冰手。大家找来找去没找到，最后还是一个参谋在伙房里找到了半截废炉条。毛泽东很满意，每年夏天都把它拿出来当“降温设备”。（程赤兵）

迷糊警卫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翟作军给毛泽东值班，快到天亮的时候，坐着坐着，不知不觉伏在桌上睡着了。睡梦里听得毛泽东的卫兵在叫：“警卫员，你们谁值班？主席叫了两次，还不快去！”

翟作军霍地站起来就往毛泽东屋里跑，见毛泽东正低着头写东西。他迷迷糊糊往桌边一站，一边揉眼睛，一边问毛泽东：“主席，您要什么？”

懵里懵懂听毛泽东轻声回答一句，他拔腿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才逐渐醒过味儿来，一想，糟糕！主席叫我干啥？是搞饭吃？还是要洗脸？原来刚才毛泽东讲什么，翟作军根本没听清。

没办法，只好红着脸又回转去问：“主席，您刚才说要什么？“一边问，两只手一边使劲揉眼睛。

毛泽东抬起头来，笑了：你还没有醒过来呀！真象个小孩一样。去给我搞点饭吃。

等翟作军把饭菜端来放到桌上，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再给我搞点水洗脸。搞了水，快去睡觉吧！睡觉时被子要盖好，当心受凉。”（程赤兵）

陕北毡帽

陕北的冬天很冷。

那时，国民党对边区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资极为匮乏。

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赶制了一批毡帽，可原料不好，做工又差，帽壳平塌塌的，帽沿往下吊，样子很不好看，没人愿意戴。

有一天，警卫员从外面拿回来一顶这种帽子，一边给毛泽东看，一边把大家的意见告诉毛泽东：“这帽子戴着倒挺暖和的，可就是样子不好，一戴上别人就笑，所以没人肯戴。”

毛泽东把毡帽接过来，拿在手里看了看，笑着说：“这帽子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这顶帽子扣到了自己头上，还故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同志们都看，惹得大家全笑了。

以后，毛泽东去开会、做报告，常常戴着这顶毡帽去。毛泽东戴毡帽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也都接受了这种毡帽。

再以后，边区人民传唱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象钢炮子，敌人象个龟孙子。”

在延安革命博物馆里，存有几张毛泽东头戴毡帽做报告、参加会议的照片。（程赤兵）

改造袜子

在延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一个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吃一顿馒头。

大家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不好，提出：“我们少吃一顿馒头，让毛主席多吃点馒头，不要搞平均主义。”

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肯，他说：“还是大家一块吃。”

在延安，从中央首长到每个炊事员，都是三年发一套棉衣，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人每月五角零用钱。无论是棉衣或单衣，都是用谷草灰煮成灰色，因为当时连染料都没有。为了节约开支，大家的棉衣或单衣都是补了又补，到换装时都争着不领新的。袜子也不够穿，大家就冬天穿袜子，夏天赤脚穿草鞋。

毛泽东的服务员李晋用自己纺的纱给毛泽东织了双袜子。毛泽东舍不得穿，又让李晋纳了双布袜底，然后把织的袜子从底下剪开翻起来缝上，再把布袜底缝到下面。毛泽东说：“这样经磨耐穿。”

大家知道毛泽东这样改造了袜子，也都跟着学开了。（程赤兵）

节省毛巾

转战陕北期间，卫士李银桥发现毛泽东只有一条毛巾，而且已经用得很旧了，毛巾上根本没有什么毛圈了，就像块麻布片。毛泽东擦脸、擦脚都是用这条毛巾。李银桥很想给他领条新毛巾，但是他知道，如果不经过毛泽东同意就擅自领东西，毛泽东准会生气，于是，他转着弯对毛泽东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 幽默地对他说: “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 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 分开脚会有意见。”李银桥被逗笑了, 又说: “那就新毛巾擦脚, 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了摇头, 语重心长地对李银桥说: “账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 好像不值多少钱, 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 每人节约一条毛巾, 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高扬)

佳县送羊

1947年，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不久，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到牛官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热情招待他，特地吃了一顿高粱米饭。张俊贤望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消瘦的面容，端着饭碗流下了热泪。回到县委，他对同志们说了毛泽东平日吃糠菜糊糊，为招待客人才吃一顿高粱米的情况。大家难过地议论：“咱佳县再穷再苦，也不能让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受委屈！”一致要求杀两只羊送给毛泽东。县委派人把羊送到朱官寨，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后，亲切地对来人说：“谢谢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说完，拿起毛笔在县委的来信上批示：“送给伤病员吃。”然后就让工作人员把羊肉送走了。（高扬）

新兵疑惑

1947年9月，总参谋部为了充实在陕北的中央警备团的力量，从太行调来一批新兵。他们都是翻身农民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是经过地方政府和军区再三挑选出来的。他们从山西临县来到黄河东岸时就高兴得喊叫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过了黄河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过黄河后他们住到了团司令部驻地阎家峁一带。9月25日，中央警备团举行欢迎新战士大会。本来警备团的领导同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这半年来毛泽东不但要在风里、雨里、夜里跋山涉水，还要掌管全国的大事，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可是毛泽东知道了消息后，决定参加这个欢迎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知道自己口音较重，所以说得很慢，很清楚，并且通俗易懂。他鼓励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好好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他讲话时，有些新战士看到他穿的旧棉衣上补了好几块大补钉，黑布鞋上也有补钉，脸上不由得露出疑惑，心想：这恐怕不是毛主席吧？有几个人从口袋里掏出毛泽东的像片，看了像片又看台上，看了台上又看像片，来回看了好几遍才自言自语地说：“是毛主席，是毛主席！”（高扬）

旧衣有情

在陕北杨家沟时，有一次李银桥拿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有些部位又补丁撂补丁厚如硬纸块的灰布军装给毛泽东看，并对他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做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轻轻地抚摸着旧军装，抚平上面的皱纹，他对李银桥说道：“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然后又历数出旧衣服的几件功劳，叹了口气说：“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说话的语气就像是说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而不是一件旧衣服。毛泽东常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子女们也要尽量节俭。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体有些发胖，有些旧衣服穿上就显得瘦小了。这些衣服他就拿给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摺补丁的。（高扬）

织补毛裤

毛泽东有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不知穿过多少年了，转战陕北时就已经破得不象样了。到了西柏坡以后，大家看到毛衣毛裤上都有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都脱了线，实在不好再补了，就商量着，想给他到石家庄去买身新的。李讷的阿姨韩桂馨说：“如果买毛衣毛裤怕不合身，你们就买毛线，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让主席穿上。”大家都同意小韩的建议，但是没有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是不能花钱给他买东西的，于是大家一致推荐小韩和李银桥去向他请示。到了办公室，他们俩对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想法后，毛泽东说：“我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就是这样，我们从生活上来说，比前线也好多了。”又对小韩说：“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小韩说：“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上多难看呀。”毛泽东对她说：“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还不是可以穿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呀！”小韩和小李一看再说也没有希望，就不再坚持了。（高扬）

补丁衣装

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平。一次，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其中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要见张澜前，毛泽东对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把毛泽东的全部家当翻了个遍，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他十分为难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却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李银桥仍想给毛泽东找件好点的衣服，他问毛泽东：“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泽东回答说：“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见了张澜，后来又穿着这件衣服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书通等人。他一直没让人给他做新衣服，还常对大家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可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没有。直到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让李银桥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中山服。（高扬）

不吃世界

进城后，毛泽东仍然保持着简朴的饮食生活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接待外宾他也做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好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盛着二米饭的碗，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禾木）

旧鞋新米

毛泽东的穿着十分简单，只有两套衣服替换着穿，平时喜欢穿布便鞋，只有参加大型会议或会见外宾时，才穿皮鞋。一双深褐色的皮鞋，是主持开国大典时穿过的，鞋面上出现了几条断纹，颜色也已褪掉不少，鞋后跟的外侧磨去了一公分多厚。工作人员多次提出做双新皮鞋，得到的回答是：“还能穿，还能穿！”

1952年秋天，正是新稻进仓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郊区农村买了一袋粗米。毛泽东听到后，非常高兴地说，今天就用这个米做饭吃！粗米不如细米粘性大，做成的饭发散，厨师担心地说：“这是个啥子米哟，不成个饭样子！”而毛泽东吃过后，满意地说：“很好的。”（禾木）

修房之后

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中南海内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的一间是毛泽东的寝室，一张硬板床摆在靠北墙的中间。床头西边有个小桌，上面放着台灯和烟具。西山墙南侧有个立柜，挂着两件随时穿用的衣物。此外，还有两把椅子散放在室内，再没有其他陈设了。当中的过道，摆着一张圆桌，就算是餐厅了。西厢房是图书室，贮藏着毛泽东经常阅读的书籍。办公室在东厢房，一张写字台靠近西窗下，写字台前是一把老式的转椅。东面墙前摆着三个沙发，一大两小合抱着一个茶几，靠近北墙立着一个衣架。这就是毛泽东昼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办公设施。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可通，不管刮风下雨，毛泽东去办公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落。五十年代，行政管理部门想把这所古老的房屋修缮一下，改善改善毛泽东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但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拒绝。1960年前后，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回来后发现居住的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缮，很不高兴，很长时间拒绝在修缮过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禾木）

清水洗脸

毛泽东有个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宋庆龄知道他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特别尊敬，就收下了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收到仓库里了。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就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办公。

毛泽东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沾了墨水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各种“霜、膏”之类的护肤品与他无缘。（禾木）

除夕夜，如何不念您

Tue, 17 Feb 2026 09:54:41 +0800

文 / 欧洲金靴

1928年1月22日，这是红军来到井冈山后过的第一个除夕。

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可谓内忧外患，外有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内则百废待兴。

因此，如何在危难中过好这个春节，成了主席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这关乎队伍士气，也关乎红军的政治工作。

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主席下令：

放假三天，部队战士每人发三块银圆，分三斤猪肉。

与此同时，他也考虑到了当地百姓的情况，决定给一些生活十分困难的老百姓发放部队也很紧俏的盐巴和米，让老乡们一起过个好年。

由此，红军和百姓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军民情谊。

《毛泽东年谱》记载，那年的正月农历初一，主席作为部队领袖，还特地邀请了一批工农代表在遂川县城和工农革命军联欢，共同欢度新春佳节。

一年后，1929年2月9日，又到除夕。

过年之前，国民党三万兵力攻上井冈山，红军在敌人的围堵之下，物资极其匮乏、连武器弹药都不够，很多战士们甚至连像样的棉衣也穿不上……

到了9日的除夕，瑟瑟寒风中，主席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顺利地吃上一顿年夜饭。

这时的红四军已经从大余转至大柏地，刚驻扎下来，经济十分困难，连耕地种菜的时间都没有。

主席把军需处长范树德喊来，请他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在除夕夜吃上几口酒和菜。

于是，几位后勤人员开始到当地群众家里借菜借粮，并一一过称算好价钱打上欠条。

这一年的年夜饭，战士们吃得心里五味杂陈。

向老百姓伸手要吃的，这不是“毛泽东的队伍”之风……

饭后，看着除夕夜的月光，主席对战士们郑重地说：

老乡们的欠条，一定要拿回来！

第二天，正月初一，大柏地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仅靠着简陋落后的武器，硬是把敌人拖进了伏击圈！

待扎好“口袋”后，主席率警卫排冲上前去鏖战，战况空前激烈……

直到正月初二，敌人悉数被歼，红军打出了一个大胜仗，连续多次战败的阴霾在新的一年结束。

国民党赣军的两个团被我军歼灭后，红军的危局也终于被打破。

多年后，主席又经大柏地，回想起当年那热血激昂的一幕幕，高声吟诵起《菩萨蛮•大柏地》……

1935年2月3日，这是党在生死存亡阶段的一个除夕。

当时，中央红军前进至东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紧接、被称“鸡鸣三省”之地的石厢子村，红军在相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彭姓、周姓两家土豪地主的粮食、财物和年货，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

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油亮亮的腊肉、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水卤的大肠……做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住处。

住在肖有思家的主席分到了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不可谓不丰盛。

但是，主席却舍不得吃，他问到：

所有人都能吃到吗？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主席登时没了胃口。

都知道，主席是出了名得爱吃红烧肉……

大年初一，他带领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同时，他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夜饭。

1943年2月4日，这年的除夕是在延安度过的。

在延安，战士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了一些。这一时期，主席不管是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他每个春节都会到基层给民众们拜年，同老乡们一起度新春。

拜望的过程中，他也恳切地让大家都畅所欲言：

听不到大家的心里话……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呀！

在枣园乡政府，乡长杨成福和乡里几位年长者出门迎接主席，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说：

我给各位乡亲父老拜年啦！

杨成福忙说：

论理，我们应该给主席拜年才对！

主席立刻纠正：

没有这样的理吧，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哪有儿子不向父母长辈拜年的道理？

正月初一，延安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陕北的百姓们换了新衣，集中在一个搭好了戏台的广场，与主席一同观看“新年大戏”。

这些老乡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与自生产、自收割，翻身过上了吃饱穿暖的生活。

在拉家常的过程中，主席得知有两位老农在元宵节生日，他便主动提出来当天要给枣园乡里的二十四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祝寿宴，还给大家一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当做礼品。

也就是在那年，一首陕北民歌开始被大家传唱，并在中华大地上如风卷残云般歌颂开来。

它的名字，叫做《东方红》。

1945年2月12日，在延安的第九个除夕。

当时，三局的干部战士有许多是从大后方或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而在整风审干时，他们中不少人被错打成特务，后来虽做了甄别平反，但有些人仍然背着很重的思想包袱，极不利于开展工作、加深政治团结。

12日当天，主席请三局的干部战士来到枣园，对大家说：

三局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

说到不少人在运动中受委屈的事时，主席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躬。

这一躬，让延安的春节无比温暖。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

这天，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西柏坡，为主席就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2月1日到3日，主席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中共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当时的西柏坡除了养的猪和鸡，没有什么高级食品，便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

主席则招呼盛饭：

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主席还笑着说：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2月6日中午，主席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

你们的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960年1月27日，这是新中国最困难的一个除夕。

那一年，刚好警卫战士李连成将要离开主席警卫连，去学校念书补习文化。

毕竟在主席身边干了十年了，李连成有些不舍，主席也同样舍不得这位小战士的离开，便让秘书打电话，说让李连成回中南海来一起吃个年饭，热闹一点。

除夕当晚，主席恭候多时，李连成终于回到了中南海，见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主席说：

大家一起过年嘛。中南海，我毛泽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嘛。

这一个团圆饭，是主席一大家子与李连成这样一个普通战士一块吃的。慈父一般对警卫战士的关爱，温暖了李连成一辈子的心。

1963年1月24日，这个除夕的内容是“还债”。

那年年初，主席就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

我还欠了你父亲（章士钊）一笔债没还呢，我得还上啊…

原来，早在1920年，27岁的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的项目，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

当时在上海的主席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则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主席。

随后，主席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主席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

这次，已是国家领袖的他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

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二千元。十年还完。

章含之回到家里后把这事说了一遍，章士钊听了哈哈大笑：

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

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几天之后，1月24日晚，主席便派秘书果然送来了二千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二千元。

对于此事，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

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主席，主席笑着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

从1963年的除夕起，主席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二千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到了1973年的春节，主席又认真地向章含之提出：

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1976年1月30日，除夕夜。

那天晚上，中南海词条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着他过年。

四条武昌鱼，一碗米饭，一碟小菜，这是他的年夜饭。

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喂给他吃，他吃着，点头默谢着。

进京二十七年，对待所有人，他依然是那样和蔼客气。

只不过，现在的他，说话有些吃力了。

张玉凤后来有忆：

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他不仅早就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
饭后，大家搀扶他下床，送到客厅，即他那个兼做书房的地方，看着他静静坐在那里。
入夜，从红墙外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
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忽然用低哑的声音缓慢地说：
放点炮仗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年。
大家很受感动，就去准备了几挂鞭炮，在屋外噼噼叭叭地放了起来。
听到这炮竹声，那张早已经瘦弱、松驰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他将头靠在沙发上，闭眼休息。
大家都明白，这一丝笑容是为宽慰身边的人，实际上他笑起来也需要用很大力气。

这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听到除夕的鞭炮声。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当年与他出生入死的战友。

这最后的春节期间，他特地请了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

他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

观影的过程中，他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些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地流了眼泪。

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他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拥护党和解放军的到来。

面对这一问，她也流了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情此景，老人家顿时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他搀走了。

跋

抬头望见北斗星，叫人如何不念您。

今天是除夕，也祝您新年快乐。

祝所有人阖家安康。

望中国昌顺，期人民幸福。

---{全文完}---

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

Tue, 17 Feb 2026 09:50:50 +0800

文/小庄

一、

以前有一部很火的剧，叫《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第7集第6分钟，有一段探讨湖南农民运动的。

这一段内容今天在短视频上也非常火，它是借黄埔学员范希亮的口，对农民运动提出质疑，可能很多人都刷到过这个短视频。

范希亮就湖南农运问题请教他的教官瞿恩，说了这样一段话：

“瞿教官，我有几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我老家在湖南农村，近来那边如火如荼地在闹农会，我接连收到乡亲们好多来信，反映一些政策问题，我也搞不清白，所以想请瞿教官你给（分析分析）。
是这样的，目前在农村，农民把地都荒了去造富人的反，这就是革命吗？
城乡那些整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他们也算作无产者？
农协是不是有强迫农民入会的？
农协任意关押，游斗地主富农，甚至砍头而不犯法，因此许多农会被称作砍头会？
中国农民一向以目光短浅，散漫而无组织无纪律，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是不是说，要靠他们来完成？
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

这段话在短视频里面，常常可以在评论区看到类似“深刻”、“全剧高光”、“有道理”、“真相了”这类评论。

这说明这段话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对历史的认识，而是对革命本身的认识。因为它实际上是以一种“客观理性”、“合理质疑”的讨论方式，把革命这件事本身当做了“混乱”、“糟糕”、“破坏”的代名词。

而剧里面他的教官瞿恩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

你最近是否到农村去看过，去了解过，不要紧，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关于近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确牵扯到我们一批湘籍军官的家庭，我所了解到的，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一批军官说好得很，而另一部分军官说，糟得很。有趣的是，说好的，几乎全都是贫家子弟，而说糟的，有多半是富家子弟，要想解释这个现象，恐怕只有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学说。关于这个分析，有人已经认真地做过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军校的政治部已经安排了毛泽东近期来黄埔演说。由他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要我来说，那就是你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你的态度，绝大多数人说好的，你能说不好吗？老范，你不妨把你提出来的问题向他提出来，他比我更有资格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回答不能说错误，但是太泛泛而谈了。给出的结论，仅仅是阶级立场决定了阶级态度。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正面回答范希亮的任何一个问题，因此缺乏说服力。

当然，作为一部剧，它也说明得很清楚，他没有调查，具体问题需要去请教毛泽东。但问题在于，看剧的人，恐怕没有几个真的会去翻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一来，实际上这部剧在这个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实际结果，以及给观众造成的印象，就是范希亮提出的疑问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真实的，深刻的。

如此一来，它必然也会给观众打上一种思想烙印——革命等于“混乱”、“糟糕”、“破坏”。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导演为什么用这种处理方式了，假设这部剧真的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拿出来，借瞿恩这个角色正面回答了范希亮的问题，我估计也没法播。

我们这篇文章就正面回答一下范希亮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吧，因直接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文的话，大家读起来可能不顺畅，我就用自己的话来回答吧。

二、

第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目前在农村，农民把地都荒了去造富人的反，这就是革命吗？”

农民真的把地都荒了吗？完全不是这样。

要说荒废，农民运动起来之前，荒废倒是不少。在小农经济时代，造成土地荒废的原因很多，比如地租和赋税太重，有的农民种一年还不够给地主交租，不够给官僚纳税，干脆弃田逃亡；农民过于贫穷，没钱购置农具、种子、耕牛，手里的土地要么荒废，要么变卖；战乱、兵役抽走了家庭劳动力，老弱妇孺无力耕种而荒废；农民被高利贷逼破产，于是人走地荒；盗匪盛行，偏远的土地耕种了怕被抢，于是选择荒废……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造成土地荒废现象的原因，然而尽管原因各种不同，但是这些原因都与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有关。

而恰恰是农民运动起来以后，他们耕种土地的意愿大大提高了。原因很简单，农民势盛，农运斗争推动减租减息，农民负担降低了，自然愿意耕种。于是还出现了地主想用收回土地，不租给农民的办法来打压农民。农民为此提出了不准地主退佃的斗争。不仅如此，农民起来以后，到处都有农会的力量，他们手持梭镖，一呼百应，于是曾经欺负农民的盗匪也不敢出来作乱，农耕更有保障；过去高利贷逼破产的现象普遍在农村存在，而农会起来以后，放贷者不敢强行逼债，于是农民可以先保证土地得到耕种；农民还组织起来修塘坝，通水渠，铺路造桥，这些哪一项是荒废了土地去造富人的反？

这是农会刚刚起来的情况，后来他们还组织了合作社，互助组，用来调配劳动力，用来给赤贫农民提供农具物资以保障耕种。这其中任何一项，都没有剧中范希亮说的，荒了土地去造反。

第二个问题：

“城乡那些整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他们也算作无产者？”

这些人其实也分两类，一类是完全失去土地，连租地都没本钱，又没有谋到其他工作而成为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还有一类就是成为盗匪绿林之类的有组织的流氓群体。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没有把这一类人划作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单列一行，将其划分到游民无产者这个群体里面。并指出，这批人的处置，是一个困难问题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一批人的存在？原因很简单，这批人在农村存在的经济基础，恰恰就是封建个体小农经济造成的农民破产。在农会起来之前，这些人是造成农民生产被破坏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恰恰是农会起来之后，出现了《报告》中所记载的“农运一起，匪患告绝”的现象。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组织起来，还有了武装，土匪和流民都不敢再来欺压农民，另一方面就是曾经农村的一些游民，此时被组织到了农会里，可以合法地斗地主，吐怨气。更重要的是，有了农会，很多最赤贫的那些农民，经济上有了出路，也就不愿意再去当游民，或是加入土匪了，从经济根源上有了治理匪患的可能。

第三个问题：

“农协是不是有强迫农民入会的？”

这一点《报告》中写得十分清楚。自愿加入农会的都是农民中的哪些人呢？当然是贫农。因为农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最多，他们最贫困，因此斗争性也最强。

起初，刚刚组织农会的时候，农民拿着登记册，去富农家里，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么回答呢？语气好的说我不加入，活了那么多年，还没见过什么农会。语气差的说，什么农会，砍脑壳会，莫害我。

但是很快，随着北伐形势大好，农民受到鼓舞，于是组织起来的农会开始了对地主的斗争，减租减息、清算罚款、阻谷出境、打翻神权等等都来了，最重要的是，农会开始有了政治权力。比如以前很多邻里纷争，要到县衙去解决，少不了要给人家好处费，而且还往往找不到告状的门路，很多农民根本告不起状。而农会一起，连公婆吵架之类的事情都可以直接拿到农会解决，完全免费，还处理得很公平。

这时候，有的富农看到了农会的好处，也自愿加入进来；有的富农则是因为看到农会势盛，害怕自己被当做地主斗争，于是也想加入进来。这就出现了他们出钱求着加入农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批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此刻求入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所以，哪里来的强迫农民入会呢？

当然，如果把农民斗争地主，形势逼人，使得富农因害怕被斗而选择主动加入农会，也当做一种“强迫”的话，那么这种强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可能都不需要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阶级分析，用农民的常识都能判断出来。

第四个问题：

“农协任意关押，游斗地主富农，甚至砍头而不犯法，因此许多农会被称作砍头会？”

真的是任意关押吗？完全不是这样的。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算计。

而且农民斗争的方法，都是农民自创的吗？不是的。农民斗争地主的方法，恰恰都是从地主从前对待农民的方法中学来的。

从前是地主任意关押农民，殴打农民，光天化日欺男霸女，私设刑具，甚至随意把人拿来游行示众，动不动“家法处置”。现在农会起来，于是农民学了从前地主欺压农民的手段，反过来用到了不法地主身上。

就说这个所谓的砍头而不犯法吧。

从前没有农会的时候，土豪劣绅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毛主席所作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土豪劣绅随意杀农民而不犯法，现在出现了农民杀地主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奇怪。

而且，农民也并非任意游斗和关押，随便杀地主而不犯法。他们从地主那里学了很多从前地主劣绅对付农民的办法，比如有清算，罚款，质问，捐款，游行示威等等，都是从土豪劣绅那里学来的。他们根据土豪劣势所犯的具体事情而采用不同的惩办方式。

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农民惩办地主，需要农民公审大会，需要大家提供他们从前欺压农民的材料，需要公开处理。而以前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则不需要，他们可以私设刑堂，他们那个才是真正的杀农民而不犯法。

这里我们还不去讨论，那个所谓的地主的“法”，到底是维护地主还是维护农民这样的问题了。

第五个问题：

“中国农民一向以目光短浅，散漫而无组织无纪律，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是不是说，要靠他们来完成？”

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确实存在着各种散漫、落后、愚昧、迷信等等现象，鲁迅笔下就刻画过很多这类人物。

然而这些现象是谁造成的？生活在那样落后的生产关系下，在那样残酷的地主剥削条件下，谁不愚昧？谁不落后？

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农民才需要组织起来闹革命，扫除那种封建土地关系吗？

在农会起来之前，农村毫无希望，国家毫无希望，而农民起来之后，他们不但自己在克服自己的种种缺点，而且他们组织清盗匪、禁大烟、废苛捐、办学校、修路引水、搞合作社、废除神权压迫、推翻土豪劣绅、发展农业生产，这些事情，哪一项不是农民干出来的？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样的人民力量不去依靠，又要依靠谁呢？

第六个问题：

“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

什么是富人的东西？土地生来就是富人的吗？一个国家的土地、水、空气、自然资源一开始就都是富人的吗？那些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土地、房屋、资产，哪一项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劳动人民创造了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又都到了富人那里，所以到底是谁抢了谁？

连土匪都知道地主、资本家是在抢，只不过抢的方式不同，黄埔军校的学生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抢谁吗？

而且，到底是谁在吃光用光？

农民因为无力维持耕种而破产，工业因为无力组织而不发展，帝国列强跑来抢矿山、抢资源而无力抵御，这不是联合列强一起吃光用光吗？他们不但吃现在，而且还吃未来，看看农民和工人，他们身上背着的高利贷要还多少年？各地军阀政客们的税收，都收到多少年以后了？

未来几十年上百年都被他们提前吃下去了，所以到底是谁在吃光用光？

农民拿回地主的地，迅速就恢复和组织生产，他们在农村搞了十四件大事，哪一件不是有利于恢复生产，这能叫吃光用光吗？

共产主义是什么？其实没那么复杂。

就是要消灭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要消灭人吃人，就要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靠地主和资本家是绝无可能的，要靠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因此要革命，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最后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可能很远，但是消灭人吃人的每一步，却就在我们当下。

好了，以上就是借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话回答的剧中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过去的历史问题，它代表着很多人对革命这个问题本身的认识。如果把过去历史上的那次湖南农运，用一种高级的手法传递给今天的观众一个“糟糕的”、“破坏的”、“混乱的”印象，那么这就会使得一些人认为，似乎革命运动本身都只有糟糕、破坏和混乱的一面。其主题所指，自然不言而喻。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假设当时没有这篇调查报告，又或者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因而这篇调查报告便不可能被国民党发表。这样一来，同样是那样一场湖南农民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到了国民党的教材里，它又会被以怎样的方式去描绘呢？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律己篇

Tue, 10 Feb 2026 21:37:40 +0800

运筹留法

新民学会成立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和学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就全力领导了湖南方面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创办了一个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的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省首先响应的就是毛泽东。他觉得这不失为一条培养、提高和锻炼会员的好途径。也是青年学生的好出路。他首先向新民学会会员、第一师范的同学宣传发动，一部分贫苦学生群起响应，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期达到勤工俭学的目的。几天之内决定参加的就有三十多人。为了帮助解决赴法旅费、出国护照、学习法文等问题，毛泽东于1918年9月与罗学瓒等人来京。这时湖南青年到京准备赴法的已达四、五十人。由于出国的准备没有做好，一时不能启程，有的情绪不安，口出怨言。毛泽东平静地劝大家耐心等待，并反复说明必须做好准备，不可在没有准备以前盲动行事。他又和蔡和森与有关方面接洽，使大家都能入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并分头筹措旅费，为大家办理出国手续。毛泽东设法通过章士钊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两万元的一笔巨款，旅费才得以解决。1919年初，毛泽东亲临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但毛泽东自己却没有出国，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学会中的职责，国内还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尤其是要为学会在国内打好基础，也为其它会员谋出路。毛泽东甘愿留在国内主持大局，为大家“殿后”。（李华民）

政策分寸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遂川县。一天，县委书记陈正人来到邱家厦所，向毛泽东汇报：个别基层党组织的同志带群众烧了一些土豪的房子，杀了很多一般的土豪；有的人还讲县城的“天主堂”是帝国主义建的，也应当放火烧掉。毛泽东对陈正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十分关注，详细地询问烧了多少房子、哪些同志主张烧“天主堂”等情况，尔后对陈正人说，县委要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要大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反对大烧大杀。土豪的房子可以分给穷人住，何必要烧掉。应该杀那些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土豪，但要对一般土豪采取孤立的方法。烧“天主堂”也不是好办法嘛，既不能提高群众觉悟，又不能破除迷信。（邬金平）

路条风波

1928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紧张地处理完几件事后，就向三房乡走去，参加一个干部会议。毛泽东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村口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来。他们来到毛泽东跟前，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毛泽东向他们说明，自己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有路条吗？”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问。毛泽东知道这两个孩子不认识自己，就用商量的口气说：“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没有路条不准过去！”儿童团员斩钉截铁地说。毛泽东微笑着说：“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一个儿童团员问道：“还有别的证件吗？”毛泽东摇摇头。“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政府去一趟。”稍小的儿童团员加了一句。毛泽东见他们都这样认真，不禁满意地笑了。便说：“好啊，你们就一个人同我到乡政府去吧。”来到乡政府，毛泽东愉快地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乡干部听完，望着身旁愣着的儿童团员，都不禁呵呵大笑。乡政府主席说：“哎呀，毛委员，儿童团员天天都盼着见你哪！你怎么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呢？”毛泽东诙谐地对大家说：“他们没有见过我，说我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毛泽东对儿童团员热情地赞扬道：“你们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邬春花）

一条鲤鱼

1928年，毛泽东做社会调查后回到茨坪。当警卫员知道他还没有吃饭时，便兴冲冲地说：“我来给你做。”他有些得意地补充道：“今天有好吃的哩。”毛泽东问：“什么好吃的？”警卫员指指一只小水缸。毛泽东打开盖，看见一条鲤鱼在水里摇头摆尾地游着。毛泽东卷起袖子，把手伸到缸里，把鱼抓起来。警卫员接过鱼，就要去厨房。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问道：“慢点！这鲤鱼几多钱一斤？”“没花钱。”“哪里来的？”“村里一位老公公送的，说送给你补养身体，人家也是一番好意，我不肯收，他就是不依。”“那不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神态严肃地说，“我们当干部的，应当模范执行纪律，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警卫员为难地说：“鱼在缸里养了两天啦，这次收了，下次不收就是啦！”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群众的东西，一次也不能收，马上把鱼送回去。”“送回去，人家会怪我们的。”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就这样吧，称一称这鱼多重，把鱼钱付给群众，并把情况向老公公讲清楚。”（邬丁根）

三进山村

1928年的一天，工农革命军的队伍准备出发，毛泽东走过来问一位战士：“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了吗？”这位战士说：“屋里没有人，周围也找不到一个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毛泽东亲切地对战士说：“你叫文书写一封信，和钱一起压在床垫下边，或是放在桌子的抽屉里，群众回来就会发现的，下次再见到我们就不会躲起来了。”后来有一次，部队打下桂东的一个村子，开始老百姓都跑光了。战士们进村后一一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办。第二次再进这个村子时，老年人大都留下了，战士们向老人们进行口头宣传，同时都自觉地用实际行动维护群众的利益，严格地遵守纪律。当部队第三次再路过这个村子时，不但全村男女老少一个都没走，而且全部出来欢迎部队，并向战士们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有的人还主动给部队带路，向指战员介绍敌人的活动和土豪劣绅的情况。（郭丁根）

一盘辣椒

1930年初春，毛泽东来到寻邬城。吴吉清知道毛泽东爱吃辣椒，便跑步出去挨家挨户地看。后来终于看到一家老佬的窗前晒了几串红红的辣椒。吴吉清一敲门，那家的主人便迎了出来。一见面，吴吉清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首长爱吃辣椒，不知你的辣椒能不能给我一点？”那老佬很痛快，伸手就摘了一串给他。吴吉清高兴得竟忘了向老乡说句客气话，提起辣椒，拔腿就跑回了伙房。吃饭时，毛泽东见端来的饭菜中，多了一盘辣椒，便问：“吴吉清，哪里来的辣椒啊？”“向老佬要的。”

吴吉清得意地说。“要的？”毛泽东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接着说：“参军后，连长给你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没有？”“没有。”吴吉清回答说，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到这情景，毛泽东便和蔼地说：“吴吉清同志，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对新战士宣传党的政策不够，教育还跟不上。一会儿告诉你们连长，叫司务长从我的伙食费里，把辣椒钱给老俸送去，还要给人家道歉。另外，再告诉他，下午的政治课，由我来给你们上。”（邬丁根）

安顺背竹

1935年5月，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后，来到了擦罗场。因为敌情万分紧张，后有数十万敌军拼命追来，前有四川军阀扼守着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又派兵向各个渡口急性增援，因此，毛泽东和“总部”首长研究决定，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命令：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两根毛竹。毛泽东给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规定的多拿一倍。出发后，看见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在这样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夜行急进，十分吃力，又替他们背枪、背米。警卫员们知道毛泽东经过一整天强行军已经是相当疲倦了，便再三要求毛泽东给他们分出两根毛竹来。可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边走边说：“执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力气。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嘛！”（郭丁根）

悲壮探索

1958年，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视察时在河南省七里营，边参观边听汇报。当时毛泽东很激动，听到介绍各项优越性和取得的各种成绩时，频频点头。

毛泽东在高兴时，习惯说：“好么，那好么。”

这次参观也一样，毛泽东随口讲着：“好么，那好么。”其中随口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禾木）

零点还书

1959年。毛泽东休息时练练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小尹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岩海）

不要家法

毛泽东反对家长制的领导，教育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说：“我这个人也有旧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同志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用来教育其它的同志。（刘怡）

麻雀平反

1958年全国掀起“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当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利大弊小，有的认为弊大利小，有的则认为利弊相当。在报上展开了“消灭麻雀利弊论”的大讨论，纷纷各抒己见。毛泽东看到这一消息后，要工作人员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整理出来，把不同的文章收集给他。他仔细阅读了这些材料，反复研究了各种意见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接着在3月24日的天津会议上又重申：“这两年麻雀遭了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科学界发表的有关文章，对毛泽东做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禾木）

爱女挨饿

1960年冬，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天黑得早，在郊区上大学的李纳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平时仍在学校吃住。李银桥派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纳。李纳脸色不大好。小尹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李银桥听了尹荆山的汇报后，心里又急又难过，就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

李纳眼睛骨碌碌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片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吞下。吃这点东西就像作贼一样怕人发现。李看着她，心里一阵阵发酸。她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翼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李银桥说：“吃吧，我还给你送。”

然而，这事还是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把李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了桌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禾木）

即时吃素

1960年底，毛泽东对保健医生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盐、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要紧，劝他还是吃点肉好，毛泽东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我要和人民在一起！”毛泽东不吃猪肉，服务人员又琢磨，那就弄点鱼和别的肉类给主席吃吃。谁知这样一做，毛泽东又有了新的规定：“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青菜，从1961年1月1日开始实行。”看到毛主席伙食如此清淡，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痛心。于是，卫士、秘书、大夫、护士一起向毛泽东说：“主席，您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党和人民需要您，全国人民需要您啊！”毛泽东却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听到毛主席如此回答，大家心里难过极了。于是又商量，既然毛主席不吃荤菜，那只能把素菜的量加大点吧。两天过后，毛泽东又说话了，每顿只炒一碗青菜，两盘小菜，并要常做些粗米、小米合起来的“二米饭”。就连这样的清淡饭菜，他都舍不得一个人吃，每天晚上这顿饭，都要值班的卫士跟他一起吃。一天晚饭，毛泽东和值班卫士张仙明一起进餐，端上来的是“二米饭”，一碗盖菜，两碟小菜，其中一碟是苦瓜。毛泽东端起米饭，夹一筷子盖菜，满有味道地吃起来。吃着吃着，他发现小张很少吃菜，便把盖菜放在小张面前，自己把苦瓜拿过去，边吃边说：“苦瓜好吃。”张仙明说：“苦瓜太苦，盖菜也有点苦味。”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呀，我看就是吃不得‘苦’啊！”说完，自己也笑了。

小张把盖菜倒进碗里，边吃边说：“那我就先吃点小‘苦’吧！”毛泽东看见小张开始吃‘苦’了，高兴得大笑起来。（禾木）

令女骑车

李纳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卫士长李银桥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进校找到李纳，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他想：不让李纳的同学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严厉批评了李银桥，李不服气，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李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李银桥大声说：“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毛泽东一怔，刚要发脾气，李银桥又抢着说一句：“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转怒为喜。国民党正在叫嚷反攻大陆，对李的敌情观念他感到满意。但他还是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子回来。”（禾木）

珍贵礼品

蒙哥马利在武汉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英姿。第二天，他将启程返回大不列颠王国。

这天晚间，毛泽东来到蒙哥马利下榻的宾馆：“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

蒙哥马利喜出望外，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毛泽东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由毛泽东创作并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

陪同蒙哥马利的中国人告诉他：“这是无价之宝，主席亲笔写下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客人是极罕见的事情。”

陪毛泽东前来的中国人告诉他：“这是主席早晨四点钟起床后写的，上面还飘着墨香呢！”

蒙哥马利端详着遒劲有力的汉字，连声向毛泽东道谢。

毛泽东说：“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

（禾木）

清静生日

197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岁寿日。

毛泽东过生日时，经常有警卫战士、工作人员或一些领导同志，提出给他做寿，可是，毛泽东要么说：“穷人家从来不做寿。”要么说：“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时间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就这样，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贺寿。

这一回生日，处境又不同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马列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纷纷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还特地派专人送来了寿礼。

可是，国内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原来，由于毛泽东不允许，几乎所有报刊、电台、电视台均未公开宣传和报导。后来仅在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上透露了一点。

毛泽东的“八十寿辰”是一个清静的生日。（程赤兵）

两见布什

美国总统布什曾两次见到毛泽东。

第一次是在1974年，他和基辛格一起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他说：“你这位联络处主任（布什当时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上任之后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看看？”

布什答：“能见到您我不胜荣幸，我只是怕您太忙。”

毛泽东说：“不，我一点都不忙，国内的事我不管，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早就该来。”

毛泽东第二次见布什是在五个星期之后，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布什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当时，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了。

布什曾向美国联络处中的一些专家们介绍说，毛泽东曾邀自己去拜访他，他们只感到这是一种外交语言，所以布什也就没有应邀去见毛泽东。

一年以后，即毛泽东逝世后，布什和夫人巴巴拉再次访问中国，他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过毛泽东邀请他去拜访的事。

那位中国官员说：“你应该照着他的话去做，我可以肯定毛主席从不随便发出邀请。”（程赤兵）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敬老篇

Tue, 10 Feb 2026 21:36:36 +0800

撰文祭母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湘乡县人，十八岁时嫁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生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弟兄三人，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建。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心地极为善良、经常瞒着丈夫，悄悄送米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妹影响很深。1919年10月，毛泽东接到二弟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立即带上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泽覃，星夜上路，昼夜兼程，直奔韶山。没想到，母亲已在他们赶到家的前两天去世了。当他听泽民说到母亲在弥留之际还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时，毛泽东心如刀绞，抚摸着棺木放声痛哭。他守在母亲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于脑际。悲痛中，毛泽东席地而坐，挥笔写出了一篇《祭母文》，文中写道：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讹言，不存欺心。整饰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书汝辈，各务为良。”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和二弟泽民分别，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了长沙。后来，又作泣母灵联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不久，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利己而不损人；损己而利人。毛泽东说自己的母亲正是这最后一种人。（李华民）

四老保重

1935年8月，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部队碰上了一条宽四十多米、深一米多的河，当地人叫它后河。这时，正赶上刚下过暴雨，只见上游的洪水顺着大河，白茫茫一片流下来。因为河深水急，部队被阻挡住了。这时，毛泽东看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位老同志也赶上来了，便向这几位革命老人问寒问暖。当发现这些老人手里虽牵着马，但马身上都驮着沉甸甸的包袱、行李时，毛泽东就问道：“您们怎么不骑上马走呢？”徐老说：“我们红军大学的三个学生病了，我就给这头驴子找到了工作，让它驮着包袱、行李，不就给学生们减少了负担吗？我走走，不要紧！”谢老也对毛泽东说：“您问我们为什么不骑马，可您自己为什么不骑马呢？您身体又不好，要多注意些！”毛泽东笑着说：“我还年轻些。你们年纪大了，可要保重！”说着，见前后左右又围下一大堆战士，毛泽东就又赞扬这几位老人说：“你们这种老当益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每个同志学习！”战士们听了，都敬佩地望着这几位革命老人。

（邬春花）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助人篇

Tue, 10 Feb 2026 21:34:56 +0800

分食资助

八岁的时候，毛泽东被父亲送到私塾里读书，先在离家很近的南岸私塾，两年后又转入桥头湾、井湾里等地的私塾。读书给他带来一个崭新的天地，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快活。他在学堂里不随便说笑、吵闹，总是稳稳的。先生教的经书，他认真念上几遍就能背得出来。

学堂里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家里很穷，中午常常无饭可带，只好饿一顿，毛泽东就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饭后还帮他一起拾柴。他的作法得到母亲的赞许，每天就多给他带一些饭。后来黑皮伢子终于因为家贫辍学了。望着他泪汪汪离开学堂，毛泽东十分惋惜、惆怅。还有一个姓柳的小同学年纪最小，很是聪明好学，但家里也同样很穷，常常买不起纸笔和墨。年幼的毛泽东竟然去求老师资助他学习，自己也设法从家里搞到一些铜元送给这个小学生用以补助学习费用。（李华民）

下雨收谷

有一年的秋收季节，毛泽东家和邻居们把稻谷打了下来。新收获的稻谷还是潮湿的，是不能入库收藏的，要尽量晒干才行。所以只要遇到好天气，大家都忙着把稻谷摊在坪里晒。一次，天忽然下起雨来。各家都忙着收稻谷。年幼的毛泽东却不收自己家里晒的谷子，而跑去先帮助一家佃户收稻谷，结果自己家里快要晒干的稻谷因为收不及淋湿了，还被冲走一些。父亲生气地责问他。毛泽东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

（李华民）

收帐散钱

一个旧历的年底，父亲要毛泽东到很远的人家去收回一笔卖猪的钱。毛泽东取回了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一些衣衫褴褛的穷苦的人们，面黄肌瘦，满面灰尘，象是几天没有吃东西的样子，穿着破烂的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少年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们，就把刚刚收来的卖猪钱送了一些给他们。一路上，他又碰到几伙流浪讨饭的穷苦人，他又送了一些钱给他们。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收账得来的钱一文不剩，全都散给了那些穷苦的人们。（李华民）

衣赠寒者

有一年冬天，毛泽东离家返校。在去长沙的路上，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他在风雪的冷天里还只穿着单衣，冻得打颤。毛泽东主动和他攀谈，得知他的家境很苦，是为生活所迫出外谋生的。毛泽东很是同情他，就脱下自己的一件上衣送给他，那穷苦的青年自然非常感激，一再说自己遇到了好心人。等到假期回家，母亲发现少了一件上衣，询问起来，毛泽东只好照实说了，母亲并没有责备他。（李华民）

泽建认字

1920年冬天，毛泽东从长沙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韶山冲。一天晚上，他和弟妹们围坐在一起畅谈。毛泽东问十四岁的小妹毛泽建：“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已经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的小姑娘很坚决地说：“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要跟你去读书，去干革命。”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在一个纸盒上写了“毛泽建”三个字，教她认。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再问她时，泽建不仅认得出，而且会写了。1921春，毛泽东帮助泽建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把她带到长沙，安排在长沙市的一个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泽建学习非常用功，除了白天上学，晚上还到平民夜校去听毛泽东讲课，第二天就把学到的革命道理向同学们宣传。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育下，泽建进步很快，不久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了。（李华民）

泽民离家

1920年冬天，毛泽东回到韶山，全家坐在火炉旁。大哥多年没有回家了，弟妹们都非常想念他。毛泽东对弟弟毛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家里靠你一个人掌事，够你辛苦了。泽民听了哥哥的话，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家里那年着火后，第二年修屋，以后又遭几次兵灾，加上父母去世，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家底也搞光了……。毛泽东听了弟弟的叙述，沉默了一会，开导他说：“国乱民不安生啊！这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事……”接着，他建议弟弟把家里收拾一下，到长沙学习去。弟弟感到很突然，问道：“那家里的田哪个做，屋哪个住？总得有个安排呀！”毛泽东笑了笑：“这个好办。”接着便介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教育弟妹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苦难，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泽民听了哥哥的一席话，震动很大。乡亲们的生活为什么这般痛苦？为什么连年兵荒马乱？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家境却越来越艰难？他深深感到：世道不改变，个人再苦撑苦干也是空的。于是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跟哥哥革命去！1921年春天，毛泽民带着简单的铺盖和换洗衣服来到长沙。他在长沙边读书、边工作，在哥哥的培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李华民）

自修大学

1921年8月间，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和多方活动，终于创办了自修大学。自修大学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毛泽东自任教务主任。学生来自13个县，约一百余人。自修大学采古代讲学现代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使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先进思想而体质又健壮的革命干部。“创立宣言”中说：“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真乃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

（李华民）

工人如天

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活动。他亲自到工人中间去了解情况，找工人谈话，举办夜校。毛泽东曾亲自到人力车工人的夜校去当教师，工人们都非常亲近他，非常敬重他们的毛先生。上第一次课时，毛泽东利用拆字的方法启发工人的觉悟。他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然后说，好些工人只怨命苦，一世出不得头，其实，世上只有工人最有出息，最伟大。大家不是常说“天”最大吗？“工”“人”两字连在一起就是“天”字，工人大如天呀！“工人大如天”，这个印象就永远刻在大家的脑子里了。（李华民）

警卫上学

1939年4月，毛泽东的警卫员翟作军和小邵动起了上学的心思。

他们听说党校在收学员，有一个连一半学文化，一半学政治，便决定和毛泽东商量商量。

一天，毛泽东休息时，翟作军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和小邵想去住学校。”

“住什么学校？”毛泽东问。

“住党校。一半学文化，一半学政治。”

“去学习，好嘛！”毛泽东同意了。

“我们走了，您这里的工作怎么办呢？”翟作军有些担心。

“那不要紧，组织上会另外派同志来的。”

去学习的头天晚上，毛泽东让炊事员多弄了两个菜，叫翟作军和小邵一起到自己的屋子吃饭。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勉励他们说：“到学校以后，要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工作。”他还叮嘱，星期天没事，就到我这里来玩玩。（程赤兵）

学问讲解

1940年1月，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员的翟作军护送几位中央首长去重庆参加参政会回来，去看望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回来啦！以后准备干什么？”

翟作军当时有个想法，不愿在后方，想上抗大，毕业后好上前线。于是他说：“我想进抗大。”

毛泽东想了想，劝他说：“还是进边中（边区中学）吧，好好提高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基础，你进抗大学军事、学政治也有困难啊！”

接着，毛泽东顺手拿起笔来，给翟作军写了封介绍信。过了没几天，翟作军就进了边中。五个月后，又转到科学院附中补习班学习。毛泽东很关心他，每次翟作军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常提问。

一次，毛泽东问：“你们都学些什么？”

“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什么都学。”

“好，那么我问你，天为什么会下雨？石头是怎么形成的？”

翟作军脸红了，答不上来，于是毛泽东又给他讲解起来。

从那儿以后，翟作军学习更上进了。（程赤兵）

开明人士

李鼎铭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从米脂搬到延安居住，把所有家产都献给了当地政府。

一天黄昏，毛泽东找来李鼎铭，问他搬家情况，听说他把家产都献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答：“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你真是开明人士。”从此，“开明人士”这个雅号就传开了。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泽东不管多忙也要见他，跟他聊国内外的抗战形势。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并特别指示有关部门对他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一次，李鼎铭说他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到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李鼎铭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他，并把他全家都接到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在毛泽东关心下，李鼎铭还学习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特别是《资本论》。他在几次演讲中都说，我虽年近六旬，已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程赤兵）

战士家信

1943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南泥湾的九龙泉畔，到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视察工作。

毛泽东问大家，能不能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大家说，每人种十五亩地左右，粮食自给有余，就是肉食还缺一些。毛泽东要大家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话题转到学习上，毛泽东问团里干部战士学习怎么样，政委回答：“不错，通过学习政治，大家提高了觉悟，准备打仗的情绪很高。”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认为战士有这种情绪，敌人来了，我们就不怕了。他还问这个团主要是由哪几个省的人组成的。大家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几个省的都有。毛泽东便关心地问起干部战士的表现来。

大家回答，都不错，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战斗情绪很高，也很团结。

毛泽东问，战士写不写信回家？家里有没有信来？家中情况怎样？

这一问，可把大家问住了，他们只好直说：“战士的家都在敌后，交通阻塞，很难联系上。”

毛泽东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想办法通过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系解决嘛，战士离家好几年了，不写信回家好吗？

秋收过后，大家按毛泽东的指示，动员战士给家里写信。后来，许多战士陆续收到了家里的回信。（程赤兵）

读书吃饭

1947年年底的一天，毛泽东和刚从河东过来的保育员韩桂馨聊天。毛泽东问小韩每天都学习些什么，看些什么书。小韩原来上学时学过一些卫生常识和保育知识，她怕时间长了忘记，就利用业余时间，把当时的笔记抄了很多遍。她回答说：“我抄笔记，对我很有帮助，一边加强记忆，增加知识，教育好孩子，一边还能练字。”毛泽东听了以后，启发韩桂馨说：“你这个观点对头，可就是方法不对头。知识多得很，你那个小本子上，能有多少知识？青年人正是用脑子吸收新知识的时候，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小韩向毛泽东请教学习方法，毛泽东详细地指点她：“方法问题，不是个根本问题，只要爱学，方法随时都可以改进。一个人活在世上，对各种知识都应该感兴趣。青年人脑子好，学的东西不怕记不住。知识多了，也就聪明了。你现在文化不高，那不怕，先多看些好懂的、感兴趣的书，把看书养成一种象吃饭那样的习惯，不吃饭不行，不看书也好象活不下去，这样就好了。等将来文化高了，经验也多了，再去学习些较深奥的东西。”（高扬）

妙促良缘

李银桥和韩桂馨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两人在工作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转战陕北时，毛泽东问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人怎么样？”李银桥随口应道：“不错。”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了解么。”他看小李红了脸，就象父亲与孩子谈话一样亲昵地说：“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到了西柏坡以后生活相对安定了，小李与小韩的接触也多起来。一次散步时，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小李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毛泽东拉住他的手说：“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其实小李心里很喜欢小韩，西柏坡男同志比女同志多，托人向小韩捎话的男同志不少，但他却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托人。后来，小李家乡来信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问：“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毛泽东看了后反问：“你说怎么办？”小李低头不语。毛泽东笑出了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儿！”小李听了顿时一乐，心想，还是主席有办法！他找到小韩，给她看了信后试探地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那就，那就推掉呗……”小李忙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小韩嘟囔说：“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小李一颗悬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笑着说：“要不我还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他让我请你写回信。”当小李把经过告诉毛泽东时，他就像办成了一件善事那么高兴。后来，小李和小韩于1948年12月正式结了婚。（高扬）

教写检讨

江青从延安时期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她害怕运动，恼火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为此，卫士说过她“躲风”的话。有一次，江青打牌不顺心，趁机发泄恼火，与卫士李银桥大吵。李银桥把经过报告了毛泽东。

“看看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斜靠在床上吸烟，慢条斯理地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你得写检查。”

“怎么写？”李银桥犯愁地问。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李银桥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着李银桥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学习不学习！”“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做纸，伸右手食指做笔，比划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毛泽东、江青同志，写到抬头上，点两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李银桥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拖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望着李银桥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李银桥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李银桥从新六所（中央在万寿路的小楼）“躲”入了中南海。（禾木）

三当红娘

韩桂馨不到二十岁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和卫士李银桥接触较多，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一次李银桥的家乡来信，给李介绍了一个对象。李拿信找毛泽东出主意。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儿！”通过此信，小韩只得明确表态，二人建立恋爱关系。

卫士封耀松跳舞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吹了。后来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了一名女文工团员。毛泽东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结果，此事仍没成。毛泽东对小封说：“速胜论不行吧？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好。”

尔后，毛泽东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晶帮忙，给封耀松介绍了一名女护士。回京后，毛泽东还多次应小封之求，帮他改写情书。封耀松和这名女护士终于结成一对。

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有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姚淑贤说：“不要紧，将来可以解释。”毛泽东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抄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禾木）

亲王坦率

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了毛泽东。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回答：“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西哈努克说，毛泽东在同他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有一次，毛泽东还对他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

西哈努克说，在他和毛泽东友谊的很早阶段，他就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喜欢同反对他的某些想法的人谈话。（程赤兵）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求是篇

Tue, 10 Feb 2026 21:32:27 +0800

信徒拆庙

毛泽东小的时候，他的母亲非常信神，每当母亲生病时，他就去求神拜佛，他曾为母亲治病去南岳山“朝拜香”，手拿小凳，背上干粮，走十来步就跪下去一次，嘴里还要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他的父亲不信神，他还和母亲商量过，如何劝父亲也信起来。后来毛泽东读的书多了，特别是读了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以后，他对神渐渐开始怀疑了。这时韶山冲出了一个“维新派”的教员李漱清，反对封建迷信，打菩萨，办学堂，动员大家用庙产兴学，以便传播科学知识。乡里不少人都反对他。毛泽东却很钦慕他，赞同他的意见，并常常向他请教。到这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信神了。（李华民）

千里考察

为了击退党内外攻击, 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逆流, 担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定于1926年底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当时,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于12月1日同时在长沙开幕。两个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 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毛泽东应邀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指出: 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 不准农民向地主做斗争的人, 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 就是破坏革命的人。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长途跋涉一千四百余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1月4日黎明，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身背雨伞，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韶山、衡山等地，毛泽东热情赞扬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中的功绩，指出“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衡山，他特别赞扬白果农民敢于在埋赵恒惕胞衣的地方闹革命。在韶山毛震公祠，毛泽东请革命妇女吃饭坐头席，在醴陵，毛泽东热情称赞农民自己动手打掉菩萨的革命行动。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将考察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报告。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带着考察农运的资料，离开长沙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

（李华民）

调查记录

寻邬调查时，毛泽东问一个杂货店主：

“你这个寻邬城有几家杂货店？有多少种杂货呀？”

有几家杂货店答上来了，至于有多少种杂货却说不清楚。毛泽东不着急，放下笔慢慢问：

“你们这里的信封信纸，一种是从赣州来的，是本国纸制作的；另一种是梅县来的，是用‘洋纸’做的吧？”

那店主连忙点头说：“是的，是的。不过‘洋纸’的便宜些，卖得快。”

毛泽东又问：“你们这里卖的竹帘、竹纱也是梅县来的吧？”

陪同毛泽东来的寻郭县党委书记古柏说: “那是香港货，是从梅县转到寻邬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店主和店员的关系如何？一个月给店员多少钱？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过年过节允许不允许回家？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毛泽东又问：“听说你们店员里除了雇工，还有一种叫‘等郎嫂’的，对吗？”

店主说：“有是有，不过我那个店里没得。”

毛泽东又问：“你们说说这‘等郎嫂’是个什么意思？”

那店主想了想，说：“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钱买一个年少的女子来做工。店主还没有小儿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儿子生出，才能结亲，这就叫‘等郎嫂’。”

古柏在一旁解释说：“在外地这叫‘童养媳’。”

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他们的发言。（禾木）

寻邬调查

1930年春夏之交，红四军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邬。在寻邬住了大概有三、四天后，毛泽东把宣传队集中起来，并问他们：“你们在寻邬做了调查没有？”他们回答：“调查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在寻邬做了调查，那么你们讲一讲寻邬做生意中哪一类最多？”毛泽东这一问，把他们问住了，他们想了一想说：“大概是马启德做豆腐最多吧。”毛泽东接着又问：“就算是做豆腐的最多吧！那么，你们再说一说，寻邬哪几家做豆腐做得最好？哪几家做豆腐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做水酒做得最好？”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们谁都答不出来，只好哑口无言。这时，毛泽东笑着给他们回答了上面的几个问题。事后，他们分头去调查了一下，和毛泽东讲的完全一样。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既对他们鼓励了一番，又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说他们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走马看花，没有下苦功夫。（邬丁根）

窑洞年饭

1938年农历除夕，张启龙、谭余保和王首道被邀请到杨家岭窑洞做客。主人毛泽东放下工作，和他们热情地握手。毛泽东询问了他们的近况之后，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原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影响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优秀干部被秘密杀害。张启龙、王首道等同志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残酷迫害。三位同志后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被撤销处分。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但毛泽东仍然这么关心他们，使他们十分激动。他们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但我们是犯了‘左’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中央替你们平反了。

当毛泽东得知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未得到平反时，指示：你们提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的、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来，中央秘书处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精神，写了中央文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至全党，为张启龙彻底平反，安排工作。

张启龙、王首道、谭余保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坚持挽留他们吃“大年饭”。饭菜极为简单，大家吃起来却香喷喷的。（程赤兵）

劳动大学

1938年春，毛泽东去抗大给学员们演讲。

这以前，学员们发了不少牢骚，主要是因为抗大的很多后勤工作都是由学员们自己来做的。住窑洞学员自己打，吃粮学员自己去粮库背，烧柴要学员自己上山砍。总之，公差勤务很多，星期天、课余时间都很难休息。有人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

毛泽东在演讲中倒没反对“劳动大学”这个提法。他从最基本的一般道理讲起，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不只用抽象的大道理说教，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作“艰苦奋斗”。

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不能办？

（程赤兵）

论打败仗

1942年春，毛泽东听说在军政学院学习的第一、二队的学员就要毕业了，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里接见全体毕业学员。

四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许许多多中央首长来到了礼堂。在学院副院长覃政指挥下，学员们围了个半圆形，席地而坐。

当毛泽东出现时，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站在中央，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他首先问大家：“是不是从前方来的？”同学们回答：“是的。”毛泽东说：“你们从前方来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前方去，很好！”毛泽东又问：“你们都打过仗吗？”大家齐声回答：“打过！净打胜仗。”

毛泽东微笑着说：“净打胜仗？！你们不仅要学会打胜仗，还应学会打了败仗怎样带好部队的本领。”

他举了个例子：“打三仗，两仗打胜了，一仗没有打好，这样的指挥员，还是合格的指挥员。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程赤兵）

双手创造

1943年，毛泽东来到金盆湾看望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

他和王震旅长、王恩茂副政委、苏进副旅长、李信主任谈了一阵话，然后就走出窑洞到金盆湾附近视察。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说，在来的路上，就下车看了玉米、豆子、瓜菜，庄稼长得很好，只是有的豆子秧上有虫子，要注意灭虫保苗。

毛泽东来到了通信连，见一座座新开的窑洞刷得雪白，问石灰从哪里来的？王震旅长说，是从山里取石头自己烧的。毛泽东又问窑洞里的桌子是不是战士们自己做的？王震旅长说，全是自己做的。

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学习本，看了上面写的字，摸摸“纸”的厚度，高兴地说：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象纸哩！

王震说：“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王震旅长对毛泽东说，桦树皮用处可不少，不光能写字，同志们还用它做饭盒、做斗笠。说着从墙上取过一顶桦树皮斗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去，看了又看，称赞做得好。

（程赤兵）

群众心声

在延安不管多忙，毛泽东总是亲自阅读群众的来信，对信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或合理要求，他还要记录下来，甚至亲自复信。毛泽东对报纸上的“群众来信”，也看得很仔细，还把重点用笔做记号，留作研究问题时参考。

毛泽东除在家里接待群众来访，还经常出外做调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一经发现问题，就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解决。时间来不及或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就记下来，然后派人去处理。

勤务员中有人要回家探亲时，毛泽东总要嘱咐说，不要因为在中央工作就高人一等，闹特殊，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老百姓。毛泽东还提出几个向群众做调查的题目，包括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群众生产和收成怎么样，负担重不重，群众有哪些要求，等等。他要求大家探亲回来时，写成材料或口头向他汇报。每当大家谈起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更是听得特别认真，问得特别仔细具体。（程赤兵）

歌词添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根据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的题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制作的，这首歌刚唱开时，并没有“新”字。

1950年，有一天毛泽东听到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立即给她纠正：“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新中国。”以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流行全国、人人会唱的名歌中的这个词就改过来了。（刘学琦）

感谢真实

在大搞合作化运动时，卫士长李银桥回农村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毛泽东说：“感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禾木）

知民渠道

一个夏天的下午，毛泽东提出要散散步。汽车开到安定门外，毛泽东看到田里的庄稼，示意停车。他走到田里，察看了庄稼的长势，并叫工作人员把村干部找来。

时间不长，一个三十来岁的村干部，穿着无袖的白布背褶，打着赤脚，卷着裤腿，兴奋地疾步来到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握了握青年人的手，问起他们村的人口和农业产量。毛泽东细心听完汇报后，又问青年人的家庭情况，问他结婚了没有，生活过得怎么样？青年干部回答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如今不仅娶了媳妇，而且有了儿子，是有孩子的爸爸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祝贺你，到你家里去看看好吗？不远吧？”

喜出望外的村干部带着欢呼的口吻说：“好，好啊，毛主席！”他用手指了指村外边的一所房子说：“就在那里，很近，没多远！”说罢，欢天喜地地在前面带路。

穿过几块田埂，绕过几棵白杨，毛泽东跟着村干部进到了一户农舍里。一个不大的院落，低矮的北房用白灰新刷过不久，院内几只母鸡正在墙边刨食，墙边长着几棵向日葵已高过了墙头。进得院来，村干部抢先进屋，把毛泽东到来的喜讯告诉了全家。一时间，村干部的母亲、爱人、孩子都拥出来，迎着毛泽东，把他老人家请进了屋里。

这天，毛泽东和这位村干部谈了很久很久。事后，毛泽东说：“同群众接触，可以了解到不少文件上看不到的情况。我们的干部不能没有这样一条了解情况的渠道。”（禾木）

喜欢真话

警卫员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禾木）

一字之师

毛泽东的二十五首旧体诗词发行后，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非常喜爱，反复吟诵，当读到《七律·长征》时，觉得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有一个“浪”字，而在第五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了一个“浪”字，显得重复。而“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成“水”，“悬”改为“云”字好。于是，1952年元旦罗先生在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附带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接到了罗先生给他的信后，觉得所提的改动很好，并于1952年1月9日复信给罗先生：“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毛泽东。”

对《沁园春·雪》的手稿中“原驰腊象”一词，诗人臧克家建议改为“原驰蜡象”，白色的象正可与上句中的“银蛇”映衬。毛泽东欣然采纳，频频点头说：“你替我改过来吧！”

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发表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不久，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他写信，指出他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还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更正。（禾木）

小锅菜香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到河南视察。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一片声地说好，“也不是报喜不报忧，因为当时多数人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在高潮中冷静下头脑想问题。

毛泽东问身边的胡秀云：“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旁边听的人都愣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象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了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了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放大炮？”（禾木）

要讲真话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这天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

“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岩海）

搬物逻辑

毛泽东书房里的大沙发，准备搬到另一个房间。李银桥指挥几名卫士搬。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卫士小封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把它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在沙发前左右踱步，时而望沙发，时而环顾书房，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步，做严肃思考状。毛泽东看看卫士们，慢条斯理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不好意思地低了头。寂静中，有人喃喃：“盖这所房子时，中国大概还没有沙发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卫士们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卫士小封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禾木）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卓识篇

Mon, 26 Jan 2026 19:56:16 +0800

自幼多思

少年毛泽东很喜欢读书, 但那些连先生也讲解不清的经书, 虽然他也能按照老师的要求信口背诵, 却实在引不起他的兴趣。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 毛泽东就沉醉在被认为旁门左道的“杂书”——中国的旧小说中去了, 如《西游记》、《水浒》和《三国演义》等, 他都是想方设法偷着读的。在读这些传奇小说的过程中, 毛泽东逐渐思考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面看不到种地的农民呢? 为什么书里面活动的人物尽是一些将相官绅呢? 他终日接触和熟悉的是农民的生活, 深知没有农民的劳作, 多么高贵的人也会没有饭吃。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少年生活时, 说自己终于这样解决了这个疑问: “对于这一件事, 我奇怪了两年, 以后我就详细分析这些小说的内容, 终于发现里面的有名人物大多是握有兵权的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大量土地, 根本不必在田里劳作, 自然有农民供养他们。”(李华民)

首次政见

1911年早春，毛泽东挤在湘江小火轮的三等舱里来到了长沙，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被“驻省湘乡中学”录取。当时的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了新气象。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他才知道有个同盟会，该报登着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登载着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清朝起义而壮烈牺牲的事迹。毛泽东读后，非常感动。他马上成了《民立报》的热心读者，孙中山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深深地激动着这个少年，他竟然兴奋地写了一篇表达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他主张，应由孙中山等人组织新的政府，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当然，他并不知道孙中山和康、梁早已属于两个敌对的政党，只是混沌地意识到：讲维新、干革命的人们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去共同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独裁和丧权辱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大胆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也是他第一次采取的政治行动。（李华民）

新鲜之感

1911年，毛泽东参加革命军时只有十八岁，每月每个士兵发给七块钱的饷银。别人得了饷，大都上街吃喝玩乐或寄一部分钱回家去。毛泽东的七元饷银，除了伙食以外，别的什么也舍不得买，只是订下几份报纸，一有工夫就读报。报纸上有新闻，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每张报的四面，他都一字不漏地看完，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有一次，毛泽东从报纸上读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他还阅读了几种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些在当时只是有关社会主义的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介绍，或只是从外文翻译的只言片语，所论当然极不详尽，且大都掺杂了些社会改良主义。但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的毛泽东读了之后，兴奋不已，非常赞成。他立即和学生及兵士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是救人救世的最好的道理。他还把有关社会主义的道理写信告诉旧日的同学们。（李华民）

反对复辟

1915年9月，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湖南的汤芗铭等积极劝进，组织筹安会，各报禁止刊登反对恢复帝制的文章。有正义感的大多数师生都非常愤怒。这时第一师范有个教员廖笏堂，在学校课堂上鼓吹帝制，拥护筹安会，引起学生质问，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等许多教师也极不满。徐特立还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再不要胡说八道了，但大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对鼓吹帝制的人表示更大的反抗。毛泽东就以学友会的名义，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题为《汤化龙、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社会人心因此大为振奋，大长了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人民的志气。同学们都这样称赞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徐特立、杨昌济等进步教师也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教育界鼓吹帝制的少数败类。有一个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地理教员，因此被迫离校。由于这件事在长沙的广泛影响，汤芗铭派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检查，学生们的书籍、行李都被搜。但毛泽东组织同学早有准备，军警并未查到什么“乱党”痕迹，只好灰溜溜地撤出学校。（李华民）

读史重近

早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特别注意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当时变化多端的时局，同学们大多困惑不解，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毛泽东却常常能为同学们头头是道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有时还结合中外史实，谈到中国贫弱的根源，列强对中国新的意图等，加强同学们的民族意识和救国的责任感。他最注重的是当代的现实。即：要“通今，读史必重近世”。毛泽东在1916年7月写给朋友肖子昇的三封长信中，详述了当时省内、国内和国际政局。对当时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紧，对于当时的“日俄协约”，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表示极大的忧虑，并预料中日关系“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李华民)

挽联示警

在长沙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对同学和朋友们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对于当时学校体育课程的不务实际，徒重形式，讲究铺张，课外活动也只是训练那批应付比赛的“选手队”，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1917年，学校每日实行上午两节课后的十分钟课间操，操法过于死板，同学们都不大愿意参加。那一年因病而死的学生计有七人之多。学友会主办追悼会的时候，毛泽东撰了一首挽联：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这首挽联，和病死人的教训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重视。以后校方就让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开展课外活动，同学们也都更注意有效地锻炼身体，因此第一师范学生的运动水平也一天天提高。在后来的全省运动会上，一师选手得奖的达六、七十人。（李华民）

积久成学

1917年夏，毛泽东应邀为朋友肖子昇的一本读书杂记作序，其中谈了积久成学的治学方法。他认为：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殊殊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集而高，学积集而精，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然后谈到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必须持之以恒：“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问门而复，虽屹屹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他还曾在笔记中写道：“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很是看重长期的积蓄功夫。（李华民）

集人之长

从1915年到1918年毕业，毛泽东每学期都在一师学友会担任领导职务，对长于文字语言的人，便被分配在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人，便参加教育研究部。他按照这样的原则组织学友会的工作人员和一般同学参加各种活动。当时有一个国文教员，书教得不好，很受学生的轻视；但这位教员办过报纸，毛泽东就常去找他谈时事问题，并且向同学们解释，应看重他的办报才能。他常对同学们说：“看人首先就应当看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大家应该鼓励和运用他的长处，而不论那长处是多么小、多么有限。”他在“讲堂录”中论述“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李华民）

研究体育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辩证关系。他在文章中批评当时学校普遍不重视体育的现象：“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他常对朋友们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体育为知识之载，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如舍。”所以他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谈到古人，他称赞孔子重视体育，“射于爨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要学颜习斋、李刚文而兼武；不要学短命的颜回与贾谊等人，虽有才华，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关于锻炼身体的方法，他写道：“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要有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要不间断，运动时要全神贯注。第二，要有强制精神，以培养毅力和勇敢，“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背有练习耐久之益。”第三，运动方法宜少，宜简单易行，时间不宜过久。他还认为“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间久了，自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随意自新，也会变弱的。在文章中，毛泽东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一种“六段操法”，变通综合，顾及头部、上肢、胸、腰、腹等部动作，使全身获得平均运动。他每天早起、睡前各做一次“六段操法”，下课后也常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做上两三段。有时读书、写字坐得久了，就做上两段振奋精神。老同学们还记得他当年常说的一句话：要学树木同风雪做斗争，不学花草向风雪屈服。（李华民）

文化书社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开展革命活动。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由于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从《新青年》创刊后开始的全国新文化运动，直到1920年才有可能在湖南广泛开展。毛泽东认为，尽管姗姗来迟，但这一课是必须补的。否则要广泛开展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从北京、上海学到的经验告诉他，必须建立一个推销各种新出版物和据此进行有关活动的总机关。于是，毛泽东联合进步人士及各界名流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既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又扩大社会影响。7月31日，长沙各报刊出一篇由毛泽东草拟的“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发起人会议。8月20日，租了三间房子为社址，随即开始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均应邀参加。会上通过了书社的组织大纲和“为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的宗旨。文化书社最初所销书籍约二百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纸数种，大部分均是随到随卖完。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书社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更是大量售出。湖南全省广大的知识青年、工人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与文化书社有过来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湖南境内的广泛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文化书社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李华民）

争取黄爱

1921年春，湖南学联准备联合工人组织劳工会，在“五一”劳动节组织一次游行示威。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钰，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不愿合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来到宝南街的鲁班庙遇上了黄爱和庞人钰，在黄爱卧室里宛转地谈起了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但黄爱依然坚持只主张新经济斗争，不带一丝一毫政治色彩。

两天以后，却发生了大的事情：由于半年来第一纱厂连续罢工，赵恒惕政府十分恼怒，下令通缉黄爱。而黄爱逞倔脾气，竟然跑到省长公署去申辩，当即被赵恒惕逮捕了。

工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但又手忙脚乱，不知怎样才能营救自己的战友。毛泽东对庞人钰说：“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你说是不是？”接着毛泽东又说出了一套营救黄爱的办法。

毛泽东到处奔走，联络各界知名人士，请他们到省长公署去疏通。又要工、农、商、学各个团体开展请愿活动。而赵恒惕十分顽固，对于说情和请愿根本不予理睬，这样一来，把许多知名人士都气恼了。工人和学生们更加忍无可忍，到了5月1日，出动了一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整个长沙城都沸腾起来了。

工人和学生的抗议、示威，京沪各报的舆论压力，迫使赵恒惕政府在5月8日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到第一纱厂去看望黄爱, 抚摸着黄爱的肩头, 深情地说: “正品兄, 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 就要走俄国人的路, 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 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半年之后，黄爱和庞人钰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劳工运动。（禾木）

比喻铭心

1921年以后，周谷城和毛泽东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大礼堂向工人、农民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一次，在夏曦陪同下，毛泽东赤足穿草鞋，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在讲台上运用手势，并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

这段话深深地印在当时听讲的周谷城的脑子里，以致对以后周谷城投身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禾木）

工人朋友

在革命初期, 有一次, 工人打扮的毛泽东在长沙城南门外一段铁路附近散步, 走来走去, 总希望遇见个把铁路工人。后来终于遇到机车修理厂工人陈地广，一个广东人。毛泽东就主动上前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生活等，老陈觉得这个客人很亲切，逐渐对客人有了好感。后经陈地广介绍，毛泽东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提议为他们办个夜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毛泽东就利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群众中去。他来到湖南造币厂，来到成衣店，来到纺纱厂和工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痛苦。后来，工人们都知道有个很关心他们的毛先生。其它工厂如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他们的毛先生，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李华民）

请车夫茶

有一次，一位客人坐人力车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热情地连同车夫一起请进屋来喝茶、休息。毛泽东关心地问到他的生活，收入，家庭情况等等。车夫见这位先生这么和蔼，诚恳，没有一点儿架子，就把人力车夫的苦楚倾诉给他。后来毛泽东派罗学瓒专门作人力车夫的工作，深入到车夫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大家无拘无束，有时罗学瓒还让车夫坐车上，他拉着车夫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后来专为人力车夫办了夜校，毛泽东亲自给车夫们上课，教他们识字，讲“劳工神圣”的意义。很快地，人力车夫们就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李华民）

洗雪国耻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各界义愤，工人、学生奔走呼号。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团联合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在长沙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指示农协在各乡成立雪耻会，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当时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对群众的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指示各乡农协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发展农民革命，壮大革命势力。中共韶山支部成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在二十多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更大规模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7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参加大会，站在戏台上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他号召韶山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大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声势很大。雪耻会还组织演讲队，深入山冲山坳演讲、演戏、散发传单、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李华民）

平巢阻禁

1925年，韶山发生了旱灾。许多农民家里揭不开锅了，只好拖老带小，外出讨饭。地主豪绅却乘机把大批粮食囤积起来，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升米价从六十文迅速涨到一百六十文，后来索性有行无市了。他们把大批谷子偷运到湘潭城里牟取暴利，然后放高利贷，大买青苗。

毛泽东到处奔走，了解灾情。召集党支部和雪耻会的干部一起开会。他说，当前农村缺粮，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能等着老天爷下雨，更不能幻想财主老爷发善心。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土豪囤积谷米，难道我们就不能阻止偷运？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就组织农民跟他斗。眼前农民群众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第二天，雪耻会开的一张条子交到了土豪成胥生家，坚决要他将谷米拿出来平巢，并决定阻禁。条子上写着要他拿出平巢的数额。成胥生看了条子，翘着八字胡咆哮起来：“就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巢，看你们雪耻会怎么样！”听说成胥生这么狠毒，大家决定严密监视，只要一发现他偷运谷米，就有办法整他。

果然，第三天傍晚，一个农民跑来报告：成胥生已将一批谷米偷运到银田寺，准备在那里装船运往湘潭。毛福轩立即率雪耻会会员，连夜赶去阻禁。几百农民点起火把，带着箩筐、扁担赶到河边，将待运的稻米截住。成胥生得到密报，急派团丁赶去镇压。团丁见农民们人多势众，慌忙朝天鸣枪。不想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声势反而更大了。要求平棠，不准谷米出境的怒吼声响彻银田寺上空。

第二天，成胥生一面另想诡计，一面答应拿出一些谷米平粟。成胥生被迫平粟的消息一传开，其他土豪着了慌，马上将家里的谷仓锁结实，跑到外地躲起来。雪耻会决定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就带领大批农民，到土豪家去开仓、宰猪，一连吃了几天大户。土豪们闻讯，忙又返回家来，不得不同意平巢。韶山农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平巢阻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李华民）

韶山风云

1925年，韶山地区的教育会和学委会都操纵在土豪成胥生等人手里。他们对农民运动百般阻挠、造谣破坏，公开与雪耻会作对，不准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准办农民夜校。正当雪耻会大张旗鼓进行爱国宣传活动时，各乡学校都接到了教育会和学委会查封夜校的通知。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笑着说：“农民夜校是我们组织农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的好场所，土豪劣绅当然很害怕，他们怕农民觉悟起来对他们不利，怎么会不想办法破坏呢？”他指示必须把掌管学校行政的教育会和掌管学校经济的学委会的权力从土豪劣绅手里夺过来。他领导党支部认真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办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象唐默斋这帮人，都是成胥生指定的，没有经过选举。再说，他们无一人不贪污舞弊，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完全有条件发动一场夺回教育权的斗争。

经过充分准备和酝酿，7月30日晚上，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育会和学委会。会议由李耿侯主持，庞叔侃、钟志申抢先发言，教师们也纷纷揭露唐默斋等人贪污公款，克扣教师薪水的丑行。理由充分，证据确凿。到会的人都极气愤，马上喊起口号：“土豪劣绅的走狗快滚蛋！”唐默斋见自己已成众矢之的，败局已定，只好悄悄溜出会场，找成胥生去了。

会议马上进行了选举，选出李耿侯、庞叔侃分别负责全区教育会和学委会的领导工作，十多个学校的校长也由进步教师担任。韶山人民顺利夺回了教育权。（李华民）

农运雄师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了。在筹备工作中，毛泽东亲自主持招生工作，对来自乡间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优先录取。经审查和考试，共招收全国各地学员八百多名。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武装斗争的思想教育学生。农讲所《约》指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一次军事理论课，一次野外军事演习。

1927年5月，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该地党组织派王树声来武汉求援。经董必武介绍，王树声来到农讲所。毛泽东立即派了三百名农讲所学员，全副武装，火速支援麻城。在剿匪战斗中，学生军英勇作战，捣毁匪巢十余处，打死反动分子和会匪头目一百多人，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协助麻城人民平定了这次暴乱。同月，武汉革命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北阀军主力北上之机，在宜昌公开叛变革命，率叛军直驱武汉，并占领了距武汉仅三十公里的纸坊，武汉危在旦夕。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出农讲所学员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工人纠察队一起编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所率革命军一起奔赴前线，协同作战，打败了夏斗寅，保卫了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李华民）

进军井冈

1927年9月19日，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在前委会议上，师长余洒渡和三团团长苏先骏等人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们的意见，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只有把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才能站住脚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还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形好，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两省。这里的群众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总指挥卢德铭及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同意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创造工农武装割据。20日上午，全体指战员都集中到操场上开大会。毛泽东向指战员们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临到讲话结束时，毛泽东命令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郁金平）

湘赣割据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县古城，当即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有的人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记载。还有的人提问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余洒渡和苏先骏等人坚持己见，说，农村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进攻中心城市。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革命力量就是工人。我们到农村去依靠谁呢？毛泽东立即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而又硬要同敌人死拼，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今天进行战略退却是要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这里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时去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们的旗帜在罗霄山脉中段树起来，就会给全国工农带来希望，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工农一起来革命。”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与会者的各种意见，对罗霄山脉各段的地理位置、形势作了具体分析和比较，确定了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罗霄脉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邬金平）

教育改造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了茅坪。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袁文才最担心工农革命军还会走。他对毛泽东说：“好不容易才把你们盼到，眼见医院、留守处也搞起来了，粮食也筹备了不少，却怎么要走？”毛泽东告诉他，工农革命军到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活动，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完成任务后还要回来的。“毛委员，我们都是些做田佬，没当过兵，不晓得什么世事。你能给我们留下几个‘先生’才好哩。”袁文才恳求道。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讲。做田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做田佬要为做田佬打天下，这样才能干好革命。思想教育是要抓紧，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学会怎样干革命。袁文才从毛泽东的教导中受到启发，心情更急了：“对格，对格。快快给我们派几个‘先生’吧。我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哩。要不，想干好也干勿好。”毛泽东很了解袁文才的心情，不久，便派游雪程等三人到农民自卫军中担任连排长和教官。毛泽东指示他们，这支部队中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项很要紧的工作。你们去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邬金平）

六项纪律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战士们在打土豪的同时，还没收了部分小商贩的货物，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戩子也给收掉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开会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一个红枣都不能拿。后来，毛泽东还了解到，有的战士借了老佬的门板，临走时没有及时归还，或者没有做到归还原物，使一些老佬把门板拿回去后上不上，等等。毛泽东立刻把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邬丁根）

施政大纲

1928年1月的一天深夜，毛泽东从草林回到遂川县城，遂川县委负责同志陈正人等来到毛泽东的住所邱家厦所。毛泽东向他们询问成立工农兵政府的筹备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陈正人等说，成立工农兵政府，这是遂川人民自古未有的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这个政权还不大了解。因此，要成立工农兵政府，首先一条就是要把我们的主张宣布出去，让广大工农群众知道我们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接着，毛泽东就嘱咐县委起草一个纲领，而且对纲领应该包括的内容作了具体说明。《施政大纲》的初稿写好以后，陈正人立刻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后，非常高兴，随即拿起笔，和陈正人一道逐条地进行讨论修改。毛泽东认为《施政大纲》有些地方写得不通俗，群众不易弄懂，主张多采用群众语言。因此，他亲自动手，把大纲上面写的“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在毛泽东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改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工农政权所实行的《施政大纲》便诞生了。（邬金平）

分田纲领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公祠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进行井冈山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开展全面分田。为了搞好这一工作，毛泽东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2月底，毛泽东到永新县秋溪乡一带深入乡村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了解那里的阶级和土地占有情况，又与党代表蔡会文一起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秋溪乡党支部，并以它为领导核心，开展分田分房工作。3月，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进军的途中，除了行军打仗外，还抽出很多时间对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在桂东沙田开展分田试点工作，取得第一手资料。4月，毛泽东到永新塘边一带，在塘边、夏幽、南城、厚田、大屋、三房等地进行调查，把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占多少地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亲自草拟了十七条临时分田纲领，在大会上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在全面分田工作中，毛泽东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保证了土地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1928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井冈山《土地法》，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九条，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不仅为土地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基础。（邬丁根）

扩大割据

1928年5月，红四军占领了永新县城。这时，天龙山临时特区区委书记刘一奇听说毛泽东到了永新县城，连忙赶去。毛泽东在他的住所——福音堂接见了刘一奇。刘一奇把天龙山区的工作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接着，毛泽东仔仔细细地问刘一奇天龙山有多大、有多少人口、有什么出产、群众生活怎样、革命情绪怎样？刘一奇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天龙山和井冈山虽然不连在一起，但建立这样的割据很必要。还要修好工事、储备粮食。有了这样的割据，经营永新就容易了。我们看永新一县比一国还重要呢。天龙山根据地要巩固，还要扩大。你们向北还可往安福、吉安发展嘛，不要就看到永新这一边。世界大得很呢！（郁金平）

劳动的手

1928年6月，毛泽东来到永新县塘边村，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组织了暴动队、儿童团、妇女会，办起了夜校识字班，白天三操两讲，晚上读书学习，闹得十分红火。一天，童养媳盛清莲下田去，路过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叫住她，关切地问：“怎么没和大家一起学习？”“婆婆厉害，不让去。”清莲说。毛泽东告诉她，穷人得解放，童养媳也要翻身，应该和大家一样，参加革命，学政治，学文化。“我是个童养媳，参加革命有啥用？”毛泽东说，“童养媳也是人，也有一双手，同样能干革命嘛。”说完，毛泽东顺手在识字板上写了个“手”字，问清莲可认得。清莲摇摇头。“这是手脚的手字。”毛泽东耐心地向清莲解释道：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资本家的手不劳动，是双毫无用处的手。劳动人民的手创造财富，是双最有用的手。可是，为什么劳动人民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凌？这就是阶级压迫。所以，我们要用这双手，推翻罪恶的剥削制度，建立无剥削、无压迫的新世界。你也有一双劳动的手，怎么没有用呢？清莲望着双手，心情十分激动。（邬春花）

星星之火

1928年10月，边界特委在井冈山上举办边界党团训练班。一天早饭后，毛泽东又来到训练班上。他说，这里的条件差，吃的是红米南瓜，桌子板凳都没有，在这草坪里上课。不过这里也有两点好处，一点是光线好，一点是空气好。……有些人不相信凭我们红军和湘赣边界的老伎能打倒国民党，说人家有飞机大炮，地盘又大，左一次“进剿”，右一次“围剿”，我们这面武装斗争的旗子到底能打得多久？这种讲话是不对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用火柴能点着干茅草作比喻，说明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烧向全中国。他指出，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力量暂时比敌人小，但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群众是绝大多数，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是极少数。给国民党打仗的也是穷人。要是我们穷人不给他卖命，叫地主、资本家来打仗看看。不要他们背枪，就是叫他们空手上井冈山的小路，也非叫他们四脚爬行不可。只要大家每人丢一粒小石子，也可以把他们统统埋葬。……我们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还是要流到海里去的，不会总在井冈山。井冈山的红军，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现在革命就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草山，会越烧越旺，一定要烧到全国去，革命一定要胜利！（邬丁根）

柏露对策

1928年12月底，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21个团约3万人，指令湖南反动军阀何键为总指挥，分六道从宁冈、莲花、永新、鄢县齐头并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面对湘赣边界的严重局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柏露会议”。有人主张采取过去两次反“围剿”的办法，红军跑到根据地以外去打；有人主张红军放弃根据地，另辟新地消灭敌人；有人主张红军在根据地内坚持，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与敌人作斗争。毛泽东提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团进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红军的对策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进来，红军从那边打出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红军则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和拥护。但是，到哪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呢？会上有人说去湘鄂赣边界，有人说去湘南，有人说去赣南。毛泽东分析道：“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前去；湘南则敌人强大，群众斗争受挫折尚未恢复，交通方便，敌人容易聚集，亦不宜前去；只有赣南地广有回旋余地，交通不便，敌人聚集困难，兵力虚弱而物产丰富，有经济给养力，敌守军战斗力不强，而当地农村组织领导力量强，此外还可同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等工农武装力量互相支援配合，故主力红军应乘虚向赣南进军。”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高瞻远瞩，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郭丁根）

要会打圈

1928年，井冈山斗争的前期，许多同志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习惯于新的作战形式游击战术。毛泽东就教导他们，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他的命根子。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给大家讲战术，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的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大字。讲走路，连三岁的小孩也会，讲到打仗和行军，就是一门好大的学问。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他和当时的统治者斗了好些年，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说：“朱聋子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是对的。我们改它一下就好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这样才能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看出它的弱点，抓准就打。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毛泽东还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邬金平)

以枫为师

1828年，离八角楼不远的河边上，有一棵刚劲挺拔的枫树。枫树的根长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把大石头都顶穿了，裂成了两半。夏天的晚上，村里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和老乡们在这棵大枫树下面乘凉，毛泽东也经常来这里。有一晚，毛泽东又坐在枫树下，给大家讲形势。他说：“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兵少，武器差，敌人又封锁我们，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大家不要怕反动派，也不要听信谣言。反动派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嘛！敌人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他们拿枪打我们，难道我们手里端的是豆腐？我们不会也拿起刀枪打他们吗？我们的武器是不如他们，可也不是烧火棍子呀！”大家听得哈哈大笑，都说：“毛委员说得好！他打我们，我们就狠狠地揍他们！”接着，毛泽东指了指枫树和石头，笑着对大家说，反动派就象这块大石头，样子吓人，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看嘛，这棵枫树一顶，就把它给顶穿了。这棵枫树为什么敢顶石头呢？因为不愿意受压迫嘛！它要出头，要见天日，要自由地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压在我们头上的石头，还有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都是我们头上的石头。我们要想翻身，不受压迫，就得向这棵枫树学习。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挺起腰杆，是一定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顶穿的！（邬丁根）

高举红旗

1929年1月，正当红军热火朝天进行练兵，准备夺取新的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派慌忙地调兵遣将，纠集湘、粤、赣三省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色井冈山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进剿”。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党内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了。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红五军高级干部会议，分析当前国内外有利形势，判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红旗，一方面要保卫和扩大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同时还要采取积极行动，调动和分散敌人，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邬金平）

途中论战

1930年春，二纵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向江西进军。一天，部队正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二纵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二纵队的手下败将。于是赖传珠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泽东却要他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坐下后，毛泽东要赖传珠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他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泽东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就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最后，毛泽东又要赖传珠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赖传珠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表示同意不打。毛泽东又转身征求在座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邬金平）

先予后取

1930年底，蒋介石兴师十万，兵分八路，进攻中央苏区，这么大规模的“围剿”，还是头一次，到底怎么打破敌人的“围剿”，许多人心中无数。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毛泽东大会讲，小会讲，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于是，红军先后两次大踏步撤退。一退就是近二百里，来到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猪、牛上山，粮食埋藏，游击队和赤卫军随时准备打击敌人，支援红军。几天后，敌军兼程尾追至吉安、建宁一线，布开阵势。总司令部决定先打谭道源的五十师。红军在源头附近丛林中隐蔽待机，等了好几天，谭道源不来犯我。毛泽东、朱德急令红军向西转移，迎击由西深入到龙冈镇的张辉瓒的十八师。经过一天激战，张辉瓒的九千多人悉数就歼，张辉瓒被活捉。谭道源师得讯，仓皇东窜。总司令部又令红军猛追，在东韶追上了，又歼敌半个师。许多老侠和部队同志说：“诱敌深入的战法，真好，真好！龙冈捉了张辉瓒，东韶打垮谭道源。”（邬丁根）

扬长避短

1931年7月，时隔一个月，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对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毛泽东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中不断歼灭敌人。毛泽东首先率领红军实行战略退却，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将敌人诱到根据地内部，使敌人吃尽苦头，优势减少，弱点暴露。不久，毛泽东指挥根据地军民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按照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坚决执行扰敌、堵敌、诱敌、疲敌、袭敌、捉敌、饿敌、盲敌、侦敌等十项任务，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三万左右兵力的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歼敌三万余人。(郭金平)

改换穿装

1933年冬天，兴国县上社区三个乡的负责干部到瑞金中共苏维埃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休息时，毛泽东见他们穿的还是从右边开襟的短褂，就问他们为什么换了时代不改装？他们回答说：做田的还讲究什么时装新式样。毛泽东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工农的生活得到改善。”又说：“你们可以穿中间开襟的褂子，可以穿中山装、学生装，就是西装也可以穿穿嘛！有什么不行的。”他们几个都被毛泽东说得笑不拢嘴。（邬丁根）

漳州洋房

1934年5月，红军胜利开进福建的漳州。毛泽东住在漳州发电厂附近天主教堂的一幢二层楼里。警卫员们厌恶“洋房”，除了毛泽东的房间打扫外，警卫员对自己的住房，谁都懒得去收拾。这种情绪，很快就被毛泽东察觉了。毛泽东象医生对症下药一样地教导警卫员，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仅要恨他们，而且还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可是这些楼房有什么罪过呢？你们把它叫做“洋房”，其实“洋人”既没有拿来一文钱，也没有出过一点力，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用血汗盖成的。这是人民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我们就要爱护它。因为象这样的“洋楼”全中国多得很，一旦革命成功了，说不定有多少会变成我们的机关、学校、工人宿舍，到那时候，它也就不姓“洋”了。再说，现在是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既是家，就得象个过日子的样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警卫员的心顿时豁亮了。于是，他们忙开了，擦地板的擦地板，洗门窗的洗门窗，把“洋房”打扫得干干净净。（邬金平）

横跨草地

1935年8月，红军长征来到毛儿盖。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正因为如此，敌军胡宗南等部在松潘一带大筑碉堡，派兵固守，妄图与甘南构成封锁线，压迫红军西走，让红军自己消灭在茫茫的草地上。一天，杨成武接到军团首长通知，要他火速赶到毛儿盖，说毛泽东、党中央十分关心先遣团进入草地的行动，四团担任先遣，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杨成武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主席，军团首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对，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点点头说。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沼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指着地图又说了敌军的部署和阴谋。接着，毛泽东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邬金平）

笑吃小米

1937年的一天，抗日军政大学全校同学集合在三大队学员的院子里，欢送二期的部分毕业同学到前线去。会上，罗瑞卿副校长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毛泽东微笑着走到队前。他先向大家分析了抗战形势，接着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新入校的三大队同学这边走了几步，对他们说道：“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他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会场活跃起来。

毛泽东又问大家：“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会！”大伙儿亮起嗓子大声回答。毛泽东又问：“会不会打草鞋？”大家又齐声回答：“会！”

毛泽东笑了笑，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他又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一位当时的学员说：“我们虽然也初步认识到了‘艰苦奋斗’这句话的意义，但从没象今天这样深刻地意识到艰苦奋斗对一个决心革命的人，有着如此巨大的意义。”（程赤兵）

譬喻西游

1938年4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抗大全校的两千多人。

毛泽东的讲话是从第三期毕业生谈起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泽东为大家仔细讲解了在斗争中学习、向实际学习的重要，接着又谈到了敌后各战场的斗争形势。

最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同学们，要大家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阐述，他还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程赤兵）

电影事业

延安电影团要拍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9年初，他们拍完了延安地区的素材，正准备到华北敌后拍摄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又参加革命不久，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看些马列主义的书，还要读点政治经济学、哲学。大本本一时啃不动，可以先找点通俗的小册子看看。

这天，毛泽东把大家留下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鼓励大家。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封锁得紧，电影器材是困难些。但要相信，日本侵略者会被我们打败的，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那个时候，你们就大有可为了。（程赤兵）

三个法宝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成仿吾校长请毛泽东作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华北联大即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校，出发在即。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大家“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在讲演中，毛泽东风趣地引用了《封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样法宝”的说法，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表述为“三个法宝”，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十八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提请全党牢牢记取。

当然，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也不会用元始天尊赠姜子牙那“三样法宝”的故事来类比了。（程赤兵）

生动讲解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常去抗大讲课。

抗大的学员，有老战士，也有刚从敌占区、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大家的水平不一样，这课可怎么讲呢？

毛泽东有办法。他讲哲学，能吸引每一个人。他把理论紧紧联系实际，观点明确，生动活泼。

一次，毛泽东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便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一次，他讲《实践论》，为了说明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新老同志、教员、炊事员全都笑了。

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人越听越觉得毛泽东讲的象自己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一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

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程赤兵）

窑洞之光

1940年底，毛泽东在杨家岭和一些刚从前线来的干部吃晚饭。

这些干部都是去党校学习的。

毛泽东说，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都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当时，一些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因为东跑西走惯了，有点不习惯学校生活。毛泽东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毛泽东告诫大家，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错误，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干部精通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程赤兵）

抓紧两环

1941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把整风和生产比作“两个环子”，他经常同干部谈话，要求他们学会一起来抓“两个环子”。

毛泽东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的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会更加团结了。

毛泽东还特别赞扬了边区的一家老乡。

他说，这家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

他说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程赤兵）

三见白羽

1941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曾经三次找刘白羽谈话。

第一次去时，刘白羽有点拘束，可是见到毛泽东后，顾虑就消失了。毛泽东和他面对面谈话, 就象跟他商量一件事一样, 详细地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 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刘白羽说: “主席, 我犯了错误哪!”毛泽东说: “是呀, 我们过去忙于打仗, 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 现在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 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最后, 毛泽东叮嘱刘白羽, 找一些人, 把问题提出来, 议论议论, 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

这样，刘白羽第二次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讨论的意见。毛泽东一直仔细倾听着，有时笑起来，有时也插话，把刘白羽讲的情况一语道破实质。

刘白羽第三次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毛泽东讲得非常通俗、生动、活泼、透彻，十分精辟。

近午饭时，贺龙同志也来了，毛泽东留他们一道吃饭。毛泽东亲自盛饭、送菜，他的俭朴、亲热以及与贺龙的亲密关系，都给刘白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程赤兵）

党报副刊

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领导，对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作了重大改革，并由此阐发了关于办好党报副刊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认为，编辑人员无论选稿和改稿都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学术标准第二。副刊的作品应该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当然也必须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和学术价值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此，凡是思想性强的好文章，他总是亲自推荐；建议发表。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论文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做了鞭辟入里的总结，为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毛泽东建议副刊采用，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转载。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把延安的生活描写为“歌咏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对延安的供给制耸人听闻地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倾向，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有些人是从不在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程赤兵）

荟萃文笔

毛泽东认为：“党报副刊不能只偏于文艺，而要带综合性。”依据他的设想，副刊稿件的题材涉及文、史、哲、艺术、教育、体育、工、青、妇等诸方面的内容。

1942年10月18日重庆《新民晚报》副刊上登载了徐悲鸿撰写的《全国木刻展》，文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解放区画家古元的木刻《割草》给予极高评价，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称古元“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这篇评论美术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又能体现副刊的综合性，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解放日报》副刊于1943年3月16日予以转载。

毛泽东强调指出：“若想办好党报副刊，必须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两个积极性，发动全党力量来办，荟萃各界文笔，努力扩大稿源。”他不仅这样指示，而且亲自动手帮助副刊组稿。1942年9月15日，为组稿事他致函凯丰同志，五天之后又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规定了征稿的主要内容和附加内容，规定了每月征稿的具体字数。不久他又在枣园设便餐宴请了各个方面的征稿负责人。

毛泽东一贯主张副刊的文章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1941年边区学生人数占革命队伍人口的 $2.3 %$ ，因此晦涩艰深的文字是起不到任何宣传作用的。革命根据地面对日伪的重重包围，战斗频繁，广大军民无暇阅读宏篇阔论，因此毛泽东在《征稿办法》中规定文章要通俗，每篇以不超过四千字为原则，超过此数作为例外。（程赤兵）

延安论医

毛泽东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西药也不见效。

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1942年，他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切脉，开了四付中药。当时中西医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吃中药。毛泽东相信中医，吃了药，病也好了。

后来有一次，他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建议在阳光下按摩，毛泽东欣然同意。开始是一天一次，后来是隔天一次。每次看病他们总是谈些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战胜疾病的方法，有时还要讨论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毛泽东说，现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医学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治疗，毛泽东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中医保健知识。

毛泽东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领导看病。他还经常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提倡西医要向中医学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

（程赤兵）

生死之路

1943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军民大生产动员大会。

当时，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日寇又发起了对根据地的“扫荡”，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驻延安地区的抗大全体学员、中央直属机关、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参加了这次难以忘怀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演讲，他说：“同志们！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眼巴巴地等着饿死；一条是散伙回家不干革命了；还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三条路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呢？”

讲到这里，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用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大家，象是在等待大家的回答，又象在认真地思索。

接着，他又坚定有力地说，我们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当然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是通向光明的路，是通向胜利的路。党中央号召边区全体军民拿起枪杆子、锄杆子、笔杆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设边区，保卫边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全面“围剿”，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程赤兵）

观剧致信

1944年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写了封信。

原来，由这二位同志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了一出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了非常感兴趣。信是这么写的：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程赤兵）

批稿笔谈

1943年6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学习整风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讲话。1944年初，毛泽东看了发言记录稿后给彭德怀写了封信：“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

对彭德怀发言记录稿中的一些提法，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边上，毛泽东批：“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的“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的“大革命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加上客观原因”。(程赤兵)

致信评书

1944年4月，毛泽东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健侯先生所著的讲述李自成农民战争的《永昌演义》一书，很有感触，提笔给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写了封信。

毛泽东告诉李鼎铭：“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他还请李鼎铭向经营此书费了大力的作者李健侯先生代为“致深切之敬意”。

他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

毛泽东还提出建议：“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最后，毛泽东又问到了李健侯先生的健康如何，是否能来延安一游，并再次向李健侯先生问好。（程赤兵）

引用史鉴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那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原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信中，毛泽东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毛泽东还与郭沫若谈了以下想法：“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最后，毛泽东还告诉郭沫若，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他还祝郭沫若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开头是“沫若兄”，落款是“毛泽东上”。（程赤兵）

以打对打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口称谈判，另一面却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加快了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一行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授意国民党军事机关密令印发《剿匪手本》，加紧在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意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醒全党：“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赴重庆前两天，他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诫大家不能因谈判而放松警惕，“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离开延安前，他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谈判期间，他对国民党的内战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9月13日，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宁愿撤退自己的军队，而不愿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目前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残敌，猖狂攻击抗日军民，甚至重新攻占许多城镇。因此，各解放区部队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解放区之敌，直到其缴械投降。”毛泽东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卫战争，绥热察军民首先击退了逼近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取得了归绥战役的大胜利。9月19日，上党军民大战半日后连克五城，把长治周围的县城从蒋阎日伪的蹂躏下重新解放了出来。（高扬）

报刊题名

1946年4月，党的晋冀豫中央局要出一份机关报，开始，报名拟为“晋冀豫日报”或“太行日报”。大家委托当时的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去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对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并认为，“报纸不一定非要冠上地区的名字。”薄一波认为这建议非常好，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润墨提笔，一连写出了五式横书的“人民日报”，写好后认真比较，然后指着其中一副，嘱咐薄一波说：“这个比较好，就用这个吧！”不久，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向前发展了，党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人民日报》也和《晋察冀日报》联办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主要机关报。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决定仍用毛泽东提名的《人民日报》作为机关报的名称。为了区别以前的地区性报刊，大家再次委托薄一波，请毛泽东给提一个新的报头。薄一波来到西柏坡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边写，一边风趣地对他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啊，写成报头，中间这两个字要小一点，两边这两个字要大一点，这样就好看喽。”后来，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由华北局机关报上升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名为《人民日报》并沿用至今。（高扬）

著名论断

1946年8月的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访问毛泽东。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了武装到牙齿的美蒋反动派只不过是纸老虎。那是在他们谈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时，毛泽东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译成了“scare-crow”，毛泽东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告诉他：“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竖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够好。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看起来象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毛泽东又自己用英语说了“纸老虎”这个词，还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俄国的沙皇在二月革命前看起来很强大，很可怕，可是二月革命一阵大雨就把他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他们的暂时强大，只是因为人民还没觉醒。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的觉悟，不在于原子弹的爆炸力。（高扬）

挺进豫西

1947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全国的形势，决定以四纵、九纵和38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7月19日，陈赓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对他做了重要指示。他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他还给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他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又问他有什么困难。陈赓回答，部队现在士气很高，兵强马壮，弹药充足，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就是战争迅速展开后，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对嘛！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战争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挺进豫西这一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挺进豫西几个月后，敌人的陕东兵团被歼，15师被歼，第3师被歼，洛阳守敌被歼，造成了有利的战争形势。（高扬）

帅之风采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毛泽东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天下”之说。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军战略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如果我军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在战略上做出了这样的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太岳兵团分别挺进苏鲁豫皖地区和豫西，这三支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与此同时，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胡宗南部北上，山东我军在胶东发动攻势，把山东敌军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于三军的行动。按照毛泽东的决策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于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黄河水深河宽，急流奔腾，自古称为天险。蒋介石自恃凭借这一天险可抵住40万大军。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攻破敌人黄河防线后，使敌人惊恐万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〇事件”，蒋介石慌忙宣布全国“勘乱”总动员。我军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原三军不但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而且机动灵活地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建立起具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根据地。大举出击，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高扬）

游白云庙

1947年的一天，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庙，县长也赶来陪他们一同去。上山后毛泽东问县长：“你是父母官，你说说这座庙为什么叫白云山庙？”县长回答：“既然山叫白云山，庙就叫做白云庙了。”毛泽东同志说：“我听说，这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依山建了五十多座殿宇亭阁楼台，重叠连云，远望似漂浮于白云之中，所以叫白云山庙。”县长说：“还是毛主席调查仔细。”毛泽东又问：“这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啊？”“好象有年头了，说不准。”毛泽东告诉他：“这庙创建于明，增修于清。”并批评县长说：“你这个父母官，治下只有两处名胜，这里一个，香炉峰一个，你还搞不清？”县长不以为然：“都是一些迷信东西……”“哈哈，我猜你也这么想。片面了，同志，这首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画，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地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高扬）

最大妙计

柳亚子在和毛泽东同游颐和园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不知毛主席用的什么妙计？毛泽东笑着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毛泽东谦虚地说，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象这样的普通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高扬）

黄河颂诗

1948年3月，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川口渡口上船后，毛泽东对支队参谋长叶子龙说：“子龙，以陕北为背景，给我照张像吧。”照好后他又笑着说：“好啊！把陕北的人民、陕北的山水照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船行到河中时，毛泽东望着陕北的座座山峦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我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那么提，就不切合实际了。”警卫员石国瑞说：“主席在撤离延安时提出，不打败胡宗南决不离开陕北，现在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上次我们在行军的时候面对黄河念诗，主席加了一句‘打败胡宗南，再拜托黄河把我们送到东岸’。现在快到东岸了，主席对黄河的要求也实现了。”毛泽东高兴地要石国瑞再做首诗，石国瑞朗颂起来：“黄河蜿蜒象巨龙，波涛滚滚气势雄。流水季节更艰险，木船加固才能行。毛主席微笑船上站，黄龙驮船直向东。船到东岸齐欢喜，今天黄河立新功。过去黄河祸害多，如今开始被称颂……”朗颂完，大家给他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你给黄河平反了！我同意。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的。”上岸后，他望着滔滔不息的黄河之水又意味深长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高扬）

船公双眼

在蔡家岸居住期间，晋绥有关领导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晋绥日报》编辑部想请他讲讲如何办报纸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同意了。第二天，他就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和搞宣传工作、搞写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报纸刊物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依靠人民群众。他还强调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工作任务等最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以黄河船公为例进一步说明。他说，黄河上撑船的老船公在惊涛骇浪中，双眼总是望着前方，双手紧握舵把，如果他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偏离方向而把船弄翻。他还中肯地指示了《晋绥日报》的优缺点，最后说：“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要有尖锐、鲜明的战斗风格。”（高扬）

舍后必得

1948年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十名警卫战士就要离队去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去了。警卫班和卫士班的战士们集中在中央局大院毛泽东住的前院里，要照像留念。这时毛泽东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跟你们一起照个像送行好吗？”大家一听，高兴得边鼓掌边喊：“欢迎，欢迎！太好了！”照完像，毛泽东又为即将去学习的同志在每人的笔记本上题了字。中午，毛泽东请这十个战士一起吃饭，给他们送行。平时，毛泽东的伙食每顿都是一饭一菜一汤，这天摆上了萝卜炒肉、烧茄子、炒豆腐、拌黄瓜和一大盘热乎乎的白馒头。吃饭的时候，大家想到要离开西柏坡，离开毛主席了，不由得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绪。毛泽东对他们说：“怎么又舍不得了？咱们撤离延安的时候，就是你们这群小青年，要誓死保卫延安，舍不得把那几眼窑洞丢给胡宗南，我让你们舍掉了。今天要你们离开西柏坡，又舍不得了？同志们啊，不久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假如派你们去管理一座城市，或一个工厂，没有掌握文化知识行吗？……”他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活跃起来。几年之后，这些同志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新疆、伊犁、内蒙、天津等地，真的管起了一座城市，或一个工厂。（高扬）

备粮出征

1948年8月3日，杨成武随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接见时告诉他们，任命杨成武为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并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的作战。他问杨成武：“你们在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杨成武立刻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他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指示：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不太了解，特别是粮食紧张，征粮十分困难。他语重心长地对杨成武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两千人。现在是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他分析了具体情况后郑重地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为了保证出兵绥远取得胜利，他要求他们首先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把困难想够、想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第二要做好物质准备，补充好武器弹药，并要薄一波拨给他们十万现洋买粮食。这天晚上，杨成武和聂荣臻住在了西柏坡。杨成武考虑这次任务重大，向聂荣臻提议司令员和政委最好由两人分担，并提议由当时的晋西北书记李井泉来当政委，聂荣臻表示同意。第二天向毛泽东提出后，他当即表示赞同。

临走时又拨给他们一批布匹，以备饿肚子时换粮食吃。后来这些银元、布匹起了很大作用，很多部队用它换取了食物，保证了进军绥远作战的胜利。（高扬）

关门打狗

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和战友们对敌军的情况做了科学细致的分析。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正规军48万余人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顽抗还是逃跑的犹豫状态中。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有七十万人，如果先消灭东北的敌军，即可粉碎蒋介石“撤出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向关内机动。另外，东北工业发达，还可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辽沈战役到底怎样打呢？毛泽东分析：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战略要地，是东北和华北之敌联系的枢纽，只要攻克锦州，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没有退路，我军可以来个“瓮中捉鳖”。打了锦州，敌人为了守住这条逃跑的交通线，必然派兵增援，我军就能回师打援，调动敌人，逼其决战，进而全歼东北敌军。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先打锦州是牵住了辽沈战役的“牛鼻子”。我军于1948年10月15日攻克锦州，三天后，长春十万敌军一部分起义，大部分被迫投降。接下来沈阳援锦之敌及守敌在我军大规模攻势下也迅速土崩瓦解。（高扬）

不拘一格

毛泽东很喜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两句诗。他在用人方面就是不拘一格的。我国炮兵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朱瑞是向毛泽东自荐而被委以重任的。当中央决定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时，他找到毛泽东，说自己曾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愿意在炮兵建设方面多做些工作，副总长一职请另选人。毛泽东对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日军投降后，他率领炮校迁往东北，由于他的努力，使东北部队很快组建起十个炮兵团、六个炮兵营、二十二个独立炮兵连。1946年10月，朱瑞担任了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到1948年时东北炮兵已发展为十六个团，拥有四千七百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为辽沈战役做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领导的炮校为各个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由于毛泽东对朱瑞用其所长，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炮兵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扬）

成功之路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西柏坡，踏上了进京的征途。进入华北大平原后，车里的人活跃起来，毛泽东也很高兴。他问卫士们：“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阎长林回答：“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3月22号，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全国解放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的话逗笑了全车的人。过了一会儿，大家又聊起来。由于卫士们大部分是河北人，所以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平原好，平原上干什么都痛快，打起仗来没鞋穿也可以走上几天几夜。毛泽东听了说，你们讲得很好，你们讲的平原的优点也是事实，讲的山区的缺点也是事实。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没有谈到。你们想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并克服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高扬）

跳跃思维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有一天爬山，毛泽东边走一边同摄影科的侯波聊天：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红楼梦。”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侯波回答得也很随便。

“你要看四五遍才有发言权哪。”

“我一遍还没看完哪。”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上了山。回头一望，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火就扑不灭：几根木柴，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须把房里值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多大实际意义。

侯波喊：“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的石头上坐下来，不慌不忙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着火……还好？”侯波很惊讶毛泽东的话和说话的口气。

“不烧他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沉思不语。良久,自言自语地喃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山下的火已经燃尽，只剩一缕袅袅青烟。

“唉，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思想太活跃，他想着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考虑的事情和侯波想的实在不是一个层次。（禾木）

牙疼忘药

有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太好，常皱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给毛泽东检查：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浓。徐涛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提醒毛泽东注意病情的严重性：“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徐涛知道毛泽东有病也不愿意吃药，所以加重语气说：“这次可是真病，牙床化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候象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徐涛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他的直觉处理事物确实可称入木三分，有其独到之处。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常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病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徐涛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徐涛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就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全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禾木）

签名火葬

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休息时，秘书把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微笑着展开折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他那很浓的湖南口音说：“书法不错嘛！”然后认真地看起来。

原来，这是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文中指出了土葬和火葬的利与弊。毛泽东看后连声说：“好，好！”从沙发上站起来，迈大步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支三号狼毫，挥笔写下了三个潇洒的大字——“毛泽东”。他顿了顿，把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墨，又写上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把笔重重地一放，对围在身旁的人笑着说：“你们谁来呀？”这时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德顺手拿起了毛笔，在毛泽东的名子后面签了名，接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张爱萍、陶铸、李井泉、廖承志、宋任穷、徐特立、张鼎丞、吴玉章、贺龙、洪学智、胡耀邦、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叶剑英、姚依林等151人相继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刘怡）

生活低比

1956年，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曾问过卫士：“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头：“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卫士说：“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了：“你为革命做了贡献么，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岩海）

严肃告诫

1957年6月1日，胡乔木通知吴冷西，毛泽东要找吴冷西谈话，要他们一起去见毛泽东。

当他们走进毛泽东住处时，毛泽东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见他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他们在靠床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他们看过当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直接了当地对吴冷西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吴冷西当时反应很快，说：“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向吴冷西讲了任务的重要和让他去的原因，最后说，中央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十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

到了6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给吴冷西打电话，让他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

当吴冷西到达时，毛泽东见面就问：“考虑得怎样？已经过了十天了，去不去《人民日报》？”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有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岩海）

下马看花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要吴冷西去他那里。当吴冷西到达毛泽东书房时，毛泽东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告诉他：有一篇稿子请他来看看，国庆节要见报，先一起谈谈。毛泽东从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

毛泽东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毛泽东板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吴冷西说：“我在五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

毛泽东还谈了许多对办报的指示，最后指出，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别人办报的好经验，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学过来。（岩海）

夸奖开明

在武汉，毛泽东两次接见蒙哥马利。毛泽东是很少这样安排同外宾会见的。

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人民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

毛泽东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蒙哥马利打断他的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毛泽东听他讲完，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这算是毛泽东对西方国家将领最好的夸奖了。（禾木）

话说侵略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第二次谈话，竟象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毛泽东说，五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多岁，现在是五十多岁以上。现代医药的发展破坏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天然平衡。

蒙哥马利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物中的力量，非常严肃地说：“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侵略了？”

“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

“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很难预料。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国只要求别人不干预中国的事情……”（禾木）

名称目标

六十年代初期，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和毛泽东谈起了共产主义。

“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自以为提问敏感的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

“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与所能，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人人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这叫蒙哥马利想起了1947年他访问苏联时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经了解了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

蒙哥马利还是不理解，他问，“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毛泽东的回答也很有趣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禾木）

基本原则

1970年8月，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等人以拥护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为名，打算篡党夺权。

一天下午，毛泽东见到了许世友。他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十分恳切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许世友当即明白，林彪等人有阴谋。他表示，马上回去做说服工作。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条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要开九届三中全会。”（程赤兵）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胆略篇

Mon, 26 Jan 2026 19:52:59 +0800

逃出学堂

旧时的私塾先生经常体罚学生。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板子底下出秀才。”打屁股板子、打手心、打头、罚跪等都是最普通的体罚。不到十岁的毛泽东为了抗议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先生，独自从学堂逃出来，又怕挨父亲的打，不敢回家，就朝着一个想象的城里的方向，直往山下走。哪知在附近山中迷了路，走了许久许久，还只是在山里兜圈子。饿了吃点野果子，渴了喝点山泉水。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人找回。但回家之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情况反而比以前好了一些，父亲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不象从前那样暴戾了，塾师对他也温和多了。这次“反抗”的胜利，给毛泽东小小的心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华民）

塘边讲和

毛泽东十岁的时候, 有一次, 父亲当着许多客人斥骂他“好吃懒做”。毛泽东觉得自己冤枉, 干了那么多活怎么还“好吃懒做”? 他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 心里很不服气, 就据实反驳了父亲, 声言要离开家庭, 说完往外就走。母亲出来追他, 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 一边严厉地命令他回去, 一边还是气势汹汹地骂。毛泽东已跑到水塘边上, 看见父亲来势很凶, 于是以投塘相威胁, 声明如果父亲再追打他, 他就投塘自杀……结果父子二人，一个在塘的这边，一个在塘的另一边，讲和了：他必须向父亲磕头认错，父亲不再打他。（李华民）

钦佩造反

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下异常缺米，农民没有饭吃。富人们却把米囤积起来，不肯平价卖出，饿死了不少人。穷人只好组织起来“吃大户”。百十个饥民，一起跑到富人家去，打开仓库，倒出谷子，就在他家里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再吃那家。

韶山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地主花钱贿赂官府，官司自然打赢了。哥老会的人不服，就跑到山里，扯旗造反。官府派兵去攻打。哥老会的反叛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一个姓庞的铁匠被抓回来杀了头。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小同学们议论起来，毛泽东很是钦佩那个为首的庞铁匠，说他就象《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样，是了不起的英雄。

（李华民）

反叛种子

1909年，湖南大荒，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引起米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粮断食绝，无以为生，长沙饿死了不少人。灾民们推出代表到抚台衙门去请求救济，但抚台却挺着大肚子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吃呢？城里米多得很，我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灾民们听到抚台大人这样的答复，怒不可遏。人群怒吼着去攻打衙门，砍断了衙门上的旗杆，捣毁了抚台衙门……，爆发了数万城乡饥民抢米事件。官府调来军队残酷镇压，饥民死伤数百人，领头的饥民被抓后“枭首示众”……

小学生们听了这个事变，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对同学们说，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没有饭吃而造反，该是对的。为什么要杀头？他对当局不管饥民死活、残酷镇压很抱不平，很是痛恨。韶山的许多农民也是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和老百姓自发的反抗斗争，给少年毛泽东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李华民）

剪辩明志

从1903年上海爱国学社的“爱国风潮”开始，知识分子积极推广反清的宣传。到了1911年，湖南各地学校的师生都动起来了。他们办夜校，出小册子，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愈来愈激烈的学生亦有不少革命的行动。来到长沙的毛泽东立即加入革命的行列，他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在湘乡中学首先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的决心。（李华民）

入革命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长沙城里宣布戒严，形势紧张。但革命党人仍在城内外秘密活动。一天，驻省湘乡中学校长允许一个革命党人到学校作了一篇激烈的演说，痛斥清政府，主张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说之后，非常激动，认为自己对革命不能袖手旁观，非参加不可。他下定决心，要干革命，最好去当兵。于是决定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

他从同学那里募到了一些路费，又约好了几个朋友准备一道去武汉。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也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但就在这时，长沙城里也起了革命。当“汉族”一在长沙的抚台衙门升起，毛泽东就毅然参加了新军，当一名普通列兵。这时有许多学生参军后成立了一队学生军。毛泽东认为学生军基础不够好，革命刚开始，清朝还没有被推翻，还要打仗。要准备打仗，还是应该参加正规的军队。在新军中，除了操练和做一些军事勤务，毛泽东将剩余的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仔细地阅读，非常注意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李华民）

驱除校长

1915年, 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从下学期开始, 每个学生每月须交纳十元学杂费。据说这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张干原是数学教师, 此人言辞练达, 精明能干, 善于结交上司, 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校长。这项新规定遭到大多数同学的强烈反对。继而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 迅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有的同学写了一篇宣言, 揭露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 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 企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毛泽东看了, 觉得文章没有写好, 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说, 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 并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既要赶走校长, 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于是, 毛泽东与同学商议, 很快写出了一张新的《驱张宣言》, 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弊政。文章写得理直气壮、雄健磅礴。同学们都赞同他的文章, 派人到印刷局连夜赶印。次日清晨带回学校, 广为散发, 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 立刻轰动了全校。校长大怒。一个和校长同乡的同学告密，说宣言是二年级八班学生毛泽东写的。张干当即决定：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消息传出后，杨昌济、徐特立等众多先生为此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张不得不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罢课，发誓：“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的校长再也当不下去，只好卷起铺盖走了。（李华民）

通身是胆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了。在傅去而谭未来之时，长沙一时成了真空，市内一夕数惊。11月15日左右，战事逼近长沙，情况极为紧张。校方有避兵祸，原拟全校师生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但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陈留校可保安全，离校倒有危险，并说，学校如果空虚，败兵就会进来打劫。校方听从了他的主张，没有外出避难。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自愿军“分夜棱巡，警卫非常”。但当时“自愿军”的所谓武器只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枪。一些零星溃兵行过校门，见有学生军布岗，也不敢入内。17日，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大部队向长沙溃退。部分溃兵不知城内虚实，在距校二十余里地的猴子石徘徊，不敢前进。毛泽东探听到实际情况后，分析这些既惊慌又疲劳的溃兵并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可以设法赶走。于是迅速组织自愿军中胆量较大的数百学生，分作三队，各执木枪，绕道分布在溃兵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山头。胆小的同学和教员都伏在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也都听从毛泽东指挥。待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到距伏地不远时，毛泽东立即让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鞭炮，齐声呐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明虚实，经派人交涉，为数三千余人的部队终于纳枪投降。当晚部队露宿学校前坪，枪械武器都集中在礼堂内。第二天由商会出钱将部队遣散了事。

这次行动缴了这么多溃兵的械，不仅保护了学校，也使城内居民少受一次兵祸。全校师生极为兴奋，都夸“毛泽东通身是胆”。这种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变的才能，一直为全校师生称道不已。（李华民）

湖南学潮

1919年12月初，学联组织了一次焚毁日货的反日爱国示威大会。遭到了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镇压。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学联代表们开会，商议发动全省总罢课，开展公开的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在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不顾张敬尧严令禁止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师范、中学及部分小学相继罢课。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接着，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州等处，进行请愿和联络。毛泽东亲任赴京代表团主持人。当时北京正是冰雪满街，寒风凛冽的冬天，毛泽东和代表们终日各处奔走，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湖南议员、湖南的名流绅士。最后在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大会，使这些人在驱张请愿书上签名，并多次组织湘人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同时，毛泽东另派一部分代表前往衡阳、郴州，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自己于1920年4月到了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李华民)

血染雪地

1922年1月17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钰。这天正下大雪，鲜血染红了雪地！在此之前，赵恒惕对毛泽东已很注意，有各种欲加迫害的传言。黄、庞被害的消息传出后，毛泽东极为愤激，不顾一切劝阻，决定马上进城，他说：“干革命，怕死还行吗？”进城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黄庞二人被杀这天，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到劳工会门口痛哭。工人们悲愤极了，自发地冲进衙门，向赵恒惕表示严重抗议。不久以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李华民）

群愤瓦飞

1922年10月，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泥瓦工与木工）顶着政府的禁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清愿斗争。

10月23日上午8点钟，虽然下着大雨，六千多泥木工人依然精神饱满，两面大旗上分别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沿途大呼口号，直奔长沙县署。毛泽东身穿一件对襟衣，一身工人打扮，插在工人队伍中间，看上去也象个“泥木工人”。他鼓励大家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让工人代表们放心大胆与周瀛干（长沙县知事）干到底。

两批工人代表进了县署衙口，交涉无结果，时间已过下午很久了。毛泽东从人群中跳到一个大圆花坛上，挥着手向工人们说，我们泥木工人因为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下午四、五点钟时，突然来了一连兵，将请愿工人团团包围起来，工人们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领着工人高呼口号，他站在人群里面，带着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带喊，工人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衙门里的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带人来捉他，他从靠墙的几棵树间穿来穿去，靠着工人们的掩护，一会儿就找不到了。事后有个报纸上说：“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请愿斗争一直坚持到半夜，政务厅长吴景鸿才答应第二天召开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与工人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提议，全体工人整队撤出，此时已是24日晨三时了。

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整整十九天，终于取得完全胜利。

（李华民）

首席代表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长沙六千多罢工请愿的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来到政务厅，与反动政府谈判。

谈判中，毛泽东手持“省宪法”，逐条驳倒了政务厅长吴景鸿。一个工人代表说：“增加房租，抬高米价，经过我们百姓考虑过没有？”吴景鸿仍拿官架，打官腔，说涨价之事各街团绅商有理由慎重考虑，你们应听从县署指令。毛泽东从容地说：“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从官厅，那么请问，商家涨价莫非受了官厅的怂恿？”质问就象一把匕首，刺得这位厅长恼羞成怒。他知道这位首席代表不是泥木工人，是“过激分子”来帮助工人闹罢工的。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谈判一直坚持到晚上八点钟，吴景鸿理屈词穷，只好答应工人的条件。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们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看过，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并派代表立即将谈话记录向外面静坐的工人报告，然后即刻写呈文交赵恒惕批。“呈省长文”中特别提出此次请愿是根据“省宪法第十六条：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而“陈诉疾苦”。并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云云。“谈话记录”第二天见报。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率领12名工人代表来到政务厅，催批“呈文”。全体泥木工人及各行各业共两万工人群众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省公署。当吴景鸿最后盖印时，工人代表发现“批语”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的话，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句话，望着大门外两万人的队伍，吴只好将此话删去。至此，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请愿彻底胜利了。（李华民）

说理斗争

自从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赵恒惕政府对于毛泽东等一批知识界的“过激派”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越来越注意了。他们扬言说政府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少数人动摇起来，害怕发生新的黄、庞事件。毛泽东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必要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做一次说理斗争。斗争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向他进攻。以求达到使赵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和集会结社这些主要问题上，公开重申自己的“诺言”，并就势解决一些具体纠纷事件的目的。

于是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23人，于1922年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长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了政府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了赵恒惕本人。交涉的第一项是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赵恒惕说，黄、庞事件是“迫不得已”，并对二人加以“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莫须有罪名，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当即义正词严地反驳：“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布厂罢工，都不是事实。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需的活动。”最后赵恒惕不得不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

关于集合结社问题，毛泽东拿出“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毛泽东又提到集会问题：“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只好承认：“宪法完全有效。”

关于法律问题, 吴景鸿谓之: “现在法律确是采取行为主义, 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 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与他展开尖锐的辩论。他说: “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 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 那就几乎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 无事不可干涉了。”并指出, 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 实不应干涉。终于驳得吴无词以对。

交涉中，周瀛于主张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之损失。赵恒惕亦说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毛泽东反过来幽默地说：“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致与之冲突了。”

这次历时三天的说理斗争，在毛泽东和代表们理直气壮的辩驳之下，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彻底的败仗。（李华民）

面对通辑

在汹涌澎湃的工人罢工高潮中，赵恒惕政府手忙脚乱，处处被动。一个省议员惊呼：“现在湖南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赵恒惕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对毛泽东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

1923年4月的一天夜里，一个在赵恒惕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匆匆赶到清水塘通知毛泽东，赵派来抓他的兵就要到了！毛泽东迅速收拾了文件，做了必要的安排，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离开了。赵恒惕没有抓到人，于是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并在街头贴有悬赏缉拿的布告。一天，一个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在街上遇见了毛泽东，大吃一惊：“你没有看见赏格吗？”毛泽东神色自若：“早就看见了。”“你怎么还不走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天下午，毛泽东还特地到这个老会员任教的学校去看望了他。他从容地布置安排了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全盘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个月之后，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李华民）

韶山脱险

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毛福轩一大早就赶到三十多里以外的谭家冲开会。下午，会议开得正热烈，忽听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由心中一震，只见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韶山冲里的青年农民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润芝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原来这是在湘潭县城工作的同志得知情报后，写了急信连夜派人送来的。毛泽东看完信，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原来是成八胡子办的好事。”随后从容地向毛福轩交代了自己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并让他继续主持会议，然后才赶回家中。家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向人借了十三块光洋给他做盘缠。一见他回来了，急急灭火地说：“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毛泽东笑了笑，说：“急么子，从湘潭城到这里，有九十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同志是得讯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了成胥生，再到这里，顶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几个在场的农民连忙分头探听风声去了。毛泽东照常沉着地接待来找他的农民，又到厨房里弄了点开水泡饭吃，还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匆忙赶来，一见毛泽东还坐在堂屋里，急声说：“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大家一再催促，毛泽东才换了一件乳白色的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趁着夜色模糊，离开了家。

刚走不远，看见远处有灯笼火把向这边来了，毛泽东和两个护送他的农民立即爬上路旁的山坡，蹲在灌木丛中，躲过了快兵。毛泽东又迈开大步重新上路。他离开了韶山，经长沙奔赴广州。（李华民）

会议舌战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与各省省区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联席会议开到最后一天，一位叫丁惟汾的人提出，联席会议的地位权与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相同，因此，它无权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毛泽东发言说：“联席会议是一个非常会议，来应付非常之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那次联席会议是一次国民党内左派占优势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不少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决议。毛泽东的争辩，目的是想维护这些决议，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

（禾木）

秋收起义

1927年，中国大地风云突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必须十分注重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

8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奔走于江西的安源、铜鼓、修水一带，运筹谋划，组织工农革命军，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做出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决定把集结在修水、铜鼓、安源一带的革命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六千余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高举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的大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9日，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同日，工农革命军一团进攻平江，第二团向萍乡、老关、醴陵一线出击。

起义的序幕刚刚揭开，毛泽东又从安源步行来到铜鼓，亲自组织和直接指挥第三团的军事行动。9月10日是中秋节，毛泽东亲自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11日，旭日东升，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红旗猎猎，钢枪闪闪。毛泽东在这里检阅了部队，随即率三团向浏阳进军。（李华民）

开闸担谷

1927年11月，毛泽东带领一队战士，来到宁冈县塘南村。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了村里的情况。一天清晨，周围村子里的穷苦农民都来了。大家聚集在龙家祠堂门前的晒谷场上，进行着清算土豪龙清海的斗争。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健步走到用杉木和门板搭的主席台前，挥手向群众致意。掌声平息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佬们讲解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号召老佬们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聆听着毛泽东的教导，回想着几十年来做牛做马的苦难生活，有一位贫苦农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的心情，跳上台去，愤怒地讲：“土豪劣绅不劳动，还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我们穷苦老佬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做长工、打短工，风里来雨里去，两头挨黑，却吃猪狗食。这全是地主土豪给剥削的呀！有毛委员亲自领导我们斗土豪，坚决要向土豪龙清海讨还血债。”接着，六、七个穷苦老侠一个接一个登上台，述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台上台下一致要求：“枪决龙清海，夺回劳动果。”毛泽东当场批准了群众的革命要求。老侠们立刻举着红旗，象开闸的河水一样，跟着毛泽东涌进龙清海的屋里，挑起一担担金黄的谷子，抱着一抱抱崭新的衣服……，个个欢天喜地。（邬金平）

智退敌军

1927年11月的一天，湖南军阀派来两师兵马，扎在古城、渡陂一带，准备进攻茅坪。这时，红军主力都去进攻郾县、茶陵了，茅坪只留下二十多条步枪，其余都是棱镖和鸟铳。毛泽东得到了敌人进攻的报告，先派出几个战士，化装混进古城，组织当地的共产党员，等到夜里四处张贴标语，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又派一些同志，带领赤卫队和群众一百多人，背上棱镖和鸟铳，连同那二十多条枪，连夜赶到古城西南边的倚路石一带去拦堵敌军。毛泽东吩咐他们多带一些“火线旗”去。“火线旗”就是指挥打仗用的红旗。毛泽东对他们说：“这一仗，大家都是指挥官，不是战斗员，要和敌人斗智，不能斗力。”倚路石和将军庙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一百多个赤卫队员和群众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条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在这一带布下三四里长的防线。趁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山头打两枪，摇着红旗喊叫一阵：“白军士兵快缴枪，缴枪投降的不杀！”又转到那边山腰打两枪，摇着红旗喊叫一阵，弄得敌人昏头昏脑，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红军。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山头上喊叫得更厉害了。二十多条枪, 忽而分散射去, 忽而调拢来集中射击。在东边山头喊一阵, 放几排枪, 又赶到西边山头上喊一阵, 放几排枪。山下敌军为了壮胆, 只好躲在工事里乱放枪。这下更乱了, 敌军这个连以为那连被围, 那个连又以为这个连遭到袭击, 个个心惊胆战。城里的敌军头子得到报告, 又看到各处贴满了标语, 生怕红军打进城来, 只好下令撤退, 连夜逃走了。(邬金平)

星火燎原

1929年初，红四军在山坡上集合了。毛泽东和朱德走来，毛泽东选了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劈头就问：“同志们冷不冷？”“不冷！”雷一般的回答，震动着山冈。“说不冷是不科学的。可是说冷吗？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的井冈山，被敌人封锁了，粮食、布匹都搞不到了。最近，蒋介石又动员了江西、湖南、广东三个省的兵力来围剿我们。他们在四面修碉堡、造工事，一步步地往山上挪，打算把我们困死在井冈山。”毛泽东讲到这里，望望大家，接着说：“我们红五军的同志也到了山上，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越多，力量越大。可是人越多，吃饭、穿衣、过冬也就越困难。敌人看准了这一点，想把我们井冈山这堆红火浇灭，我们怎么办呢？等死吗？”“不！”战士们齐声喊着。“对！我们不能等死，我们要烧出去。我们要想有衣穿，有饭吃，就要烧出去。我们要向赣南，闽西进军！闹革命，靠我毛委员一个人靠不住，要靠同志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才有饭吃，有衣穿。”（郭金平）

奇袭小池

1930年元旦过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新泉、连城向江西广昌进军。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二纵队留驻古田，准备阻击自龙岩小池进逼之敌，掩护大部队转移。小池与古田相距三十华里，中间隔着一座大山，就是彩眉岭。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指挥战斗，毛泽东从原来的住地八甲村搬到紧挨彩眉岭下的赖坊，指挥所就设在街边的小店楼上。1月5日，红军主力已往西远去，彩眉岭那边小池方向，不时传来几声零落的枪响。地方党组织派出的侦察员，跑来喊了声：“毛委员！”毛泽东从住室走出来，伫立在小楼栏杆前，听取他的紧急情况汇报。原来驻小池的刘和鼎部先头部队，兵力不足，正等待大队来后，伺机向我发动总攻击。毛泽东沉思片刻，把手一挥，下令主动出击，先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当天二纵队战士翻越彩眉岭，奇袭小池敌军。敌人被打得昏头转向，惊呼：“红军主力从天而降！”残部龟缩碉堡内，不敢动弹。二纵队当即撤出战斗，返回古田，解除了敌人追击我西去大军的威胁。（郭金平）

狂风夜航

1931年春天，毛泽东来到汀州附近的河田。第二天，为了与东路军早日会合，毛泽东命令警卫员们全部轻装，准备连夜沿汀江坐船赶赴上杭。当夜，一行三、四十人，跟着毛泽东出了河田来到江边时，三条带竹篷的小船已泊在岸边。这时，江风大了，并且一阵紧似一阵。从江面上涌来的层层大浪，扑打着船哨，三只小船在风浪中象打秋千般地摇荡起来。一位五十上下的老船工来到大家面前，他看着毛泽东象是个带队的，就对他说：“红军同志，你看！一眨眼工夫，老天爷就翻了脸。这样大风大浪，不要说是夜间行船，就是白天也怕出危险呀！”可是，毛泽东这时的心情似乎特别畅快，天气的变化不但没有给他增添一点顾虑，他反倒高兴地笑起来了。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好！”老船工听着毛泽东的话说得这样豪迈，胆子壮了，劲也来了，就痛痛快快地招呼其他船工准备好，让大家上船。（邬丁根）

担架决策

长征初期，毛泽东患了病，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躺在担架上赶路。而王稼祥伤口未愈，也由担架抬着。这样，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思前想后，一个强烈的愿望在王稼祥心里逐渐成熟，身为错误路线的三人军事领导人之一，不能跟随着错误路线节节败退，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李德等人，结束错误的军事领导。

王稼祥把心里的设想和毛泽东商量。他两眼发亮，定睛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回答。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笑着问道：“能行吗？”

“行！能行！”王稼祥爽朗地回答说。

“好哇！这很好！”毛泽东想了一想，嗓音也提高了，“前面快到遵义了！马上在遵义开个总结性质的会！”

王稼祥见毛泽东支持他的建议，他那消瘦的脸上泛起了希望的红晕。

“那要在开会之前，多多活动活动，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稼祥同志！”

“是的！我一定尽力去办。”王稼祥深知毛泽东自从被李德、王明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正象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那时，我毫无发言权，处境困难呀！”

不久，在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毛泽东掌握了红军军事领导权。（禾木）

身先士卒

1935年8月，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部队被一条涨洪水的河阻挡住了。后续部队拥集到河边的越来越多。毛泽东派人先下去试水。试水的战士们快走到河中间时，水已齐腰，由于水流湍急，而且河底淤泥下陷，有一位同志摇晃了几下，差点被水冲走。毛泽东叫他们赶快回来。并动员大家解绑带和绳子，然后，再派人牵着绳子先过河去，以便其他同志拉扶着绑带和绳子过河。这时，毛泽东带头涉水过河。水越来越深，以致水面没过了腰，再加上浪大水急，冰冷刺骨，行走很艰难，周围的同志都为毛泽东捏了一把汗。但是，毛泽东在警卫员和同志们的保护下，顽强地前进着，终于到达对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和其他首长们的带动下，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跳下水中，与洪涛激浪搏斗，互相搀扶着，鼓励着，大大加快了部队过河的速度。(邬金平)

战前量衣

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边沿的吴起镇。军直供给部赵部长见毛泽东还穿着带补丁的单衣，立刻叫军直供给部的缝纫班班长葛接调去给毛泽东量量尺寸，做一身棉衣给毛泽东穿。葛接调立即带上介绍信，来到副官处。这时，军情紧急，马匪追上来了，部队准备在这里打仗，毛泽东正在做战前政治动员。等毛泽东讲完话，葛接调给毛泽东量衣服时显得慌乱了些。毛泽东笑呵呵地对葛接调说：“是不是有点紧张呀？不要紧，我们打得赢的。”葛接调是有些不安，但看见毛泽东那稳重、沉着的神态，不由得也增加了信心。他说：“对，打得赢的！”因为情况紧急，怕耽误毛泽东的宝贵时间，葛接调没有多停留，量完衣服就走了。临走时毛泽东还说：“有么子布就做么子布吧，青的蓝的都要得，穿起来暖和就蛮好。”（郭金平）

耳闻枪声

1936年5月端午节前两天的中午，毛泽东正在休息，忽然，从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不一会儿，张云逸参谋长从火线上回来，告诉毛泽东说，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当时，红军西征走了，在瓦窑堡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生。张云逸建议说：“主席，敌我力量悬殊较大，最好现在就转移。”这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很镇静地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这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来很近了。毛泽东还在和周恩来、张云逸商谈工作。警卫员走进窑洞，请求说：“主席，该走了吧！”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没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嘛。”警卫员爬上了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只见不断冒起股股的尘烟，敌人都快要冲进城里了。警卫员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大家再三请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道：“机关都走了没有？”“早走了！”“主席，动身吧。”周恩来和张云逸也劝说。毛泽东又细心地在窑洞里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落的文件和东西，然后说：“好，咱们现在走吧。”

(郭丁根)

赴美建议

毛泽东曾在1945年1月和美国政府联系，提出秘密飞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建议。

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际，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披露的消息。

当时，延安政府要求派一非官方访问小组去美国，向美国公民和官员说明并阐述其感兴趣的当时的中国局势及其它问题，此外，延安政府还有一个纯属口头的非正式建议：假如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将他们作为一主要政党领袖予以接待，毛、周随时可一人或一同前去华盛顿与总统举行试探性会谈。

原来，自1944年夏天以来，在美国驻华各机构的一些重要官员中，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增高，在他们的影响下，罗斯福决定与中共正式接触。1944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驻华美军司令组织了一个美军观察小组到达延安。此后，美国与中共接触频繁。

然而，美国有识之士与中共的接触却受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百般干扰。

由于赫尔利无合作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采取绕过赫尔利，直接与华盛顿最高决策者对话的大胆举动。

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小组遵中共嘱托，把赴美建议转交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但后来，延安建议仍落入赫尔利之手，他再次干挠，使建议未得到任何回音。

若不是这样，也许中美关系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程赤兵）

深入虎穴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甚高，特别是由于蒋介石调运军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一定时间，于是蒋介石装出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4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在红岩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领导透露了毛主席将要来重庆参加谈判的消息。有的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忧虑得彻夜不眠；有的请求发报劝阻。就在这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这一行动，震动中外，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在那些天里，《新华日报》社不断接到不讲姓名的电话，问询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送来对毛泽东的深情厚爱。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平，阻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每天在客厅里会见客人，热情洋溢，谈笑风生。最令人激动的一天是在中苏文化协会会见民主党派人士。不知怎么透露了消息，很多群众都等在那里想看到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就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周恩来紧跟在他的身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彻底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高扬）

大路朝天

1947年3月，在党中央的统一安排下，延安军民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转移和坚壁清野。毛泽东一定要坚持“老百姓走完我才走”。12日，一群敌机窜入延安上空轰炸，重磅炸弹震破窗纸，泥土落了满桌。毛泽东此时正象往常一样坐在桌前办公，他拂去泥土继续看文件。大家劝他赶快到防空洞去，他却不在意地说：“不要紧，窑顶这么厚！”警卫班的战士把从院里拣来的一大块弹片拿给他看，他掂了掂说：“瞒，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说完又继续工作起来。16日，敌人到了南泥湾，离延安仅九十余里了。大家劝毛泽东早点离开延安。毛泽东说：“延安的老百姓还没走完，敌人还没到门口，到了门口再走也不晚。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敌人到这条沟，我们到那条沟。”3月18日，敌人到了延安城南三十里铺。警卫团的同志再次请毛泽东赶快出发。毛泽东笑着告诉他们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下午四点，敌人的先头部队已接近延安城。毛泽东还在安静地办公，批阅文件和电报。傍晚，周恩来同志来请他动身，他关切地问：“老乡们和机关工作人员都转移了吗？”身边的同志齐声回答：“都转移了！”毛泽东这才满意地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高扬）

山窑高筹

1947年3月，我军主动撤离延安，第一站是12年前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的瓦窑堡。在去瓦窑堡的路上，许多战士和老乡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都很受感动。一路上，天上敌机扫射，地上敌兵尾随，局面很紧张。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车的轮胎被打坏一只。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可毛泽东面对骄横的敌人却十分镇定，泰然自若地和大家笑谈着敌人的愚蠢。当晚，住在高家谷。房东老高见是毛主席来到他家，非常高兴，专门做了陕北的杂面请他吃。毛泽东一边高兴地吃着杂面，一边和老高拉家常，他对老高说：“老乡，胡宗南来了不要怕，他是给我们送枪弹来了。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等打败了胡宗南请你到延安去好不好？”老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去！”这一次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住到了离城不远的任家山。任家山出门就是山，他就住在坡上的一眼山窑里。窑洞很小，窑顶借山势修成，凸凹不平，房东老大爷管它叫“圪塔窑”，他骄傲地对别人说：“毛主席看上了俺这圪塔窑哩！”当天晚上，毛泽东不顾一天的疲劳，就在这个圪塔窑里，和周恩来一起筹划有名的青化砭战役，以狠狠地打击胡匪的威风。

（高扬）

铜墙铁壁

为了适应长途行军，毛泽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骑马，有时一出去就是十几里地。中央纵队在王家湾居住的时候，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七十多里，敌人的密探经常出来活动。

警卫班的同志不放心毛泽东单独出去，常在暗地多派几个人跟着他。有一次被毛泽东发觉了，他问身边的警卫员：“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哪？”警卫员不好说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怕……”“怕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干什么？”他看警卫员不说话，温和地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群众心里是有底的。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抓起来！你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说到这里他问道：“你们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一个警卫员回答：“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指服务员）多，手电多，驮骡多。”“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啊！”毛泽东微笑着说：“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一定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你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住不长了。”他又深情地对警卫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此后，警卫员改变了作法，抽出更多的人上山打柴，帮老乡种地，把群众工作和警卫工作结合起来。后来每当警卫战士背着一捆捆柴禾跟在毛泽东身边往回走时，毛泽东总逗笑着问：“又去放哨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高扬）

风雨之夜

1947年6月，胡宗南派刘戡率四个旅敌兵扑向我党中央临时所在地王家湾，大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此时，雷声滚滚，阴云密布，毛泽东走出窑洞欣喜地说：

“要下雨了，这是一场难得的好雨啊！”说着坐在一只小凳上。支队副参谋长见到他那安祥的样子，着急地问：“主席，什么时候出发？”毛泽东说：“慌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副参谋长催促他说：“敌人已经扑过来了，还是早一些走吧，太晚了，赶上下雨，路不好走。”毛泽东笑着说：“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它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了跟前再走也不迟。让大家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中央机关冒雨出发了，顺着王家湾村后上了一道山梁，路很滑，毛泽东下了马和大家一起步行，敌人就在山下，情况异常险恶。毛泽东却爽朗镇定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这场雨下得太好了，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好象根本没有发现敌人。黎明时，部队来到一个小村。经过一夜的行军，已经是人晒马乏了。稍事休息到天大亮，部队离开小村来到田次湾，此时摆脱了敌人的尾随，就在这里宿营。（高扬）

兵不厌诈

毛泽东在陕北和胡宗南周旋的时候，曾唱过一出“空城计”。一次，中央纵队走到一座山下，毛泽东决定上山。任弼时向部队下达了上山的命令后，对身边的王参谋说：“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毛泽东闻声回过头来说：“不要怕，我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王参谋听了一忙，马上摇头回答：“不行，敌人就在后面，说话就要跟上来，太危险了。”其他同志也劝道：“刘戡的七个旅加上北路三个旅，万一跟上就麻烦了。”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对他们说：“你们就照德胜同志说的办吧。”毛泽东轻蔑地说道：“我叫他追，我倒要看看这个刘戡有多大的胆子！”走到半山腰时，山下传来了枪声，周恩来停住脚步问：“怎么回事？”卫兵猜测地说：“可能是敌人追来了。”毛泽东听了停下脚步，把头上带的草帽抓在手里轻轻扇了扇说：“真来了吗？”他找了块石头坐下说：“那好么，我们等等，我看看这个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但警卫排长和卫士们心里还是十分紧张，他们的盒子枪大张机头，在四周警惕地站立着。一会儿，侦察员来报告说：“是山下河对岸的民兵打枪，闹误会了，现在搞清了。”毛泽东说：“既然没事，咱们再走！”到了峰顶，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后，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毛泽东笑着说：“兵不厌诈嘛！”随后顺口哼出两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高扬）

游击大师

中央纵队撤出枣林沟，艰苦转战了三个月后的一天，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危机，胡宗南使用测向仪测出了中共中央的电台，从而确信了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于是调集了十几个旅跟踪追击，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毛泽东决心要认真对付眼皮底下的敌人。他根据当时的地形地势，确定了灵活的战术，我军部队绕了个弯，让过敌人的大部队，在敌人的后面住了下来，得到了休整时间，使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赞叹不已：毛泽东同志真不愧是游击战、运动战的大师。

（高扬）

四A电文

1947年8月的一天夜里，中央机关住在葭县一个小村里。当时敌人离村只有20华里了，任弼时命令侦察部队继续侦察，随时报告。这时，一个战士把一份电报稿送到机要科，交到机要秘书高智手里，对他说：“主席叫马上发出。”高智接过电报稿，看到电文上边有毛泽东用铅笔划的三个“A”，这是急电的意思，高智想，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可是，当他看完电文以后，却感到惊讶了，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了，而毛泽东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电报发完后，敌人已迫近到十华里了，院里响起了通知转移的命令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此时，秘书又送来了电报，电报上又是高智所熟悉的毛泽东的气势磅礴的大字，四个“A”赫然电文上方，这是特急，不能稍有耽搁。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西、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高智看了后感到非常振奋，仿佛看到解放大军的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发完电报后，他们才紧急转移。

（高扬）

稳如泰山

1947年8月初，中央纵队牵着胡宗南的五、六万敌军，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带同敌人周旋。8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围攻榆林的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向沙家店地区集结。此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钟松扬言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

在前有敌36师钟松节节进逼，后有刘戡七个旅紧紧尾追的形势下，毛泽东仍稳如泰山，指示部队按原定路线东进，第二天向葭县（今佳县）方向进发。行军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到曹庄以后，距黄河已不远了，部队停止了前进。在一个旧窑洞里，中央首长开会研究行动路线。望着窑洞里的灯光，有人猜测：“看来这回是要过黄河了。”话音未落就有人反驳：“主席早就说过了，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果然，任弼时出来通知：“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顺河北上。就在中央纵队把刘戡引向黄河边时，我军主力已向沙家店集结，对敌36师实行压缩包围。到了黎明，部队突然由东向西北背黄河而去。待到刘戡率领几万敌军追到佳芦河边时，已经找不到中央纵队的踪迹了。他误以为我军从佳县去过黄河，架起炮向佳县城乱轰了一阵。而在沙家店地区，毛泽东已部署了一场更大的歼灭战。等待着敌36师的是彻底覆灭的命运。（高扬）

英名震天

撤离延安近半年来，中央纵队的二三百人，拖着胡宗南的十几个旅，日日夜夜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圈子，搞得敌军刘戡、钟松等部又饿又累，已经过起了等米下锅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歼灭钟松的作战方案。由于洪水太大，通往野司的电话还没有架通，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能等了。这个钟松狂得很呢，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在沙家店吃掉他！”随即把警卫员马汉荣叫来，对他说：“小马同志，你的水性好，去野司送份文件。”毛泽东亲手把装有作战方案的密封件交给了马汉荣。这天傍晚，几百人的中央纵队转移到梁家岔，借了两间窑洞当作战役指挥所，部队则全部露宿。蜡烛和煤油灯将窑洞照得通亮，墙上挂满军用地图，锅台上、炕上、桌上，凡能放的地方都放满了地图，中央前委的几位首长就在这里研究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这里离野司总部十多里，电话线已经接通。毛泽东大步来到电话机旁，一把抓起电话说道：“喂，我是毛泽东！”听到这一声“我是毛泽东”，窑洞内外立刻震动了，沸腾了。这声音坚定响亮，饱含力量和信心。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一直使用代号，大家有五、六月没有听到这声音了。今天，毛泽东又开始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说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电话是彭德怀打来的，毛泽东指示他，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亲自指挥调度下，我军在沙家店地区全歼了敌整编三十六师，这就是闻名陕北的“沙家店战役”。（高扬）

战史典范

在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毛泽东透过弥漫的战争硝烟，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亲自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1948年下半年，全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共歼敌264万人，使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下降至365万，而我军已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虽然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是越战越强，军事素质不断提高。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改革深得人心，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毛泽东这时做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他首先选择了东北为首战方向，以便将初战的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他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布署了淮海战役。当辽沈战役凯歌高奏，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华北敌军受到极大震撼，已成为惊弓之鸟。毛泽东再次抓住这有利时机，组织了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歼敌154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毛泽东在三大战役的指挥过程中，深谋远虑，胸怀全局，处处主动，环环相扣，妥善地处理了各个战役的战略衔接，而且三大战役中的每一个战役又有其独特的设计和精彩的实施。三大战役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成功的典范。（高扬）

千钧决断

1950年10月上旬本已决定出兵朝鲜，但因斯大林告之“空军暂不能出动”，故在十月中旬，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不要出动。同时，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

在莫斯科，斯大林说：“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世界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空中，很难划定个界线，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

在周恩来去见斯大林的几天中，毛泽东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服了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有用，脑子里总是在翻腾：苏联的空军没指望了，斯大林主意已定，恐怕是很难改变的。靠我们的步兵和美国的海陆空联合兵种作战，结果将难以预料，至少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慎重呵，慎重呵，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得失成败，在此一举。要打，就必须保证战而胜之。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不打，朝鲜很快会沦陷。我就不信苏联出几个空军师到北朝鲜，杜鲁门就敢向苏联宣战……他杜鲁门的原子弹已非一家独有，他还倚仗什么呢？

夜里，毛泽东翻来覆去，难以成寐。

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会怎么说？国际主义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你又为什么不出兵呢？

中国暂缓出兵——金日成会怎么说？唇齿相依，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毛泽东思绪如麻，心如刀绞。

现在，美国当局又一再放出风来，说美国无意敌视中国，谁敢保证这不是“假途灭虞”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先吞并了朝鲜，继而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东北的吗？

看来还得下决心打，而且要打就必须抓紧战机，再不能迟疑！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电致周恩来。所发电文最后几句是：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几天之后的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禾木）

海中游泳

1955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时，正赶上台风到来。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疾驰奔跑，狂风呼号，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暴雨颠狂！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曲激昂、热烈、疯狂、恐怖的交响乐。

面对大海，毛泽东胸膛起伏，呼吸有声，两眼眯细，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毛泽东一声不响脱去衣服，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份量和魅力。

一道矗立的水的墙壁象迎接毛泽东的挑战一般滚滚而来，潮头上飞卷着白沫，象无数闪烁的精灵在墙头飞窜。“追上它！”毛泽东忽然孩子般地叫起来，冲入那叹息着退却的潮水中。可是，一阵可怖的“轰轰”巨响，退却的潮水与新涌来的大潮相遇了，怒吼着威猛地耸起，形成一道黑绿色的高不可测的拱墙。

所有的人都被大浪拍倒在地，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自己站起来，奋力吐出嘴里的泥沙，用手指点着大海说：“嘿嘿，还真是个对手呢。”接着，又向那威猛耸立的浪潮冲去。刹那间人浪相撞。待大浪退缩时，继续向前冲。风吼、浪喧，人呐喊，象有千军万马绞杀在一处！冲过一道道浪，毛泽东终于投进了大海的怀抱。（岩海）

说撤专家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三次共进晚餐。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故意做出为难的表情，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听完翻译后，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象聊家常一样保持着平淡的微笑，平淡的声调：“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禾木）

南宁遇险

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在南宁邕江冬泳，夜里继续办公。凌晨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毛泽东的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蒋介石请我去南京，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都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岩海）

两拒蛮横

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毛泽东拒绝以后，赫鲁晓夫仍蛮横地坚持这一要求，所以毛泽东只得对他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好了。”赫鲁晓夫问毛泽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就再上山打游击去。如果你赫鲁晓夫一定要捏住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反唇相讥地说：“游击战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用了。”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再次来北京。这次，赫鲁晓夫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个更困难了，你知道中国是有法律的。”赫鲁晓夫当时就红了脸。（禾木）

跋涉荆棘

1959年，毛泽东在罗瑞卿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探望后，又去江西庐山。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毛泽东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毛泽东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岗上有松，可以听到啁啾鸟鸣。他向小石岗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十几米下了路基，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卫士们尾随着毛泽东，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弄坏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跋涉，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转向那条小路去。毛泽东望望她的身影，又转望身边的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了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

这一幕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有着某种联系。

走上那座小岗时，毛泽东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禾木）

笑谈生死

在武汉接见蒙哥马利，话题谈到了人的生死问题。

毛泽东沉思着，目光凝视远方，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呢？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人死了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的话震动了。这是怎样一位清醒的伟人啊。

蒙哥马利说：“我希望我能活到一百岁，我已经过了七十三这一关。”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认真：“我想你是能够的，我是不能够了。”

他们的谈话结束时，是在涛声阵阵的长江边。蒙哥马利由于肠胃功能不好，没能同毛泽东一起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他站在游艇上，观看了毛泽东劈波斩浪的英姿。这样一位体魄雄健的伟人会死吗？

汽艇迎风破浪驶向码头，毛泽东望着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蒙哥马利看到毛泽东眼里闪着挑战的目光，就说：“好，我们做横渡比赛。”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一九六四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一个大好机会。”

他们开怀大笑。笑声滚进滔滔不绝的长江之中。（禾木）

南巡谈话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的斗争，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毛泽东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又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毛泽东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毛泽东最后开门见山了：“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他有两难：一是分裂我们党难，二是回头难。”（程赤兵）

历史注脚

1971年9月13日午夜零时，林彪、叶群等人乘256号民航飞机叛逃。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在256号飞机起飞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果断地发出全国禁空令，即：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

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凌晨三点多钟，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事后，叶剑英曾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叶帅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局最理想。（程赤兵）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明断篇

Mon, 26 Jan 2026 19:48:43 +0800

初会礼赠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到了古城。毛泽东在文昌宫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应该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少数人对这两支地方武装的性质不够了解，毛泽东端正了一些人的错误看法。于是，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确定了。为此，毛泽东同龙超清具体商定了在东源的大仓村同袁文才会见的事。6日，袁文才等都在大仓村林家门前等候毛泽东。走到跟前，毛泽东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袁文才请毛泽东等人上楼坐定后，亲手给端茶。毛泽东说：“文才同志不要客气，我们自己来吧。”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气氛立刻变得十分融洽。毛泽东讲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秋收起义和古城会议的情况；说明工农革命军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又热情地鼓励袁文才和农民自卫军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当得知农民自卫军只有六十来条枪时，毛泽东说：“我们再给你一百条。”袁文才激动地说：“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着枪没有好好干革命。往后，我们保证一心一意跟定你闹革命。凡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一定做好。我已带来了一千块花边（即银元）给你们用。请毛委员和队伍明天早早地来茅坪。”(邬丁根)

网张西门

1928年2月，白军朱培德部的一个独立营，趁工农革命军欲归未归之际占领了宁冈的县城新城。毛泽东先是指示中共宁冈县委，组织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之坐卧不安。继而又于17日在攀龙书院三楼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使用优势兵力，迅速消灭这股敌人。出发前，毛泽东在茅坪召开战斗动员大会，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指出这一仗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号召军民齐心合力，夺取胜利。部队到达新城时已是深夜。毛泽东命令分兵四路：一路主攻东门，一路阻击北门，一路佯攻南门，一路把守西门到永新的通道。他指示把守西门的部队不要暴露自己的实力，要组成三道包围圈，截断敌人逃往永新的必经之路。次日，战斗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之所料。东门被攻破后，守敌一窝蜂涌出西门，被红军的三道包围圈来了个“瓮中捉鳖”。这场战斗全歼了敌人一个独立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多人，击毙白军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盖，活捉了伪县长张开阳，俘敌九百人，缴枪数百支，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捷。（邬丁根）

攻心瓦解

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亲自指挥工农革命军攻进了新城。在这次战斗中，共抓到两百多俘虏兵。有些战士看到俘虏兵就来火，挽袖举拳就想揍。负了伤的俘虏走不动，有些赤卫队员上前就推，还愤愤地骂着。还有个别战士提出要杀掉俘虏。

19日，毛泽东在茅坪召开了有俘虏兵参加的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对俘虏作了阶级分析，指出这些俘虏大多数是国民党强迫抓去当兵的。他们出身于贫苦农民，放下武器，就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不能杀，要宽大处理。讲到这里，毛泽东宣布四条俘虏政策：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二、不准搜腰包。三、受伤给予治疗。四、释放俘虏，愿走愿留自愿。留的欢迎，还可以加入工农革命军，一视同仁，走者一律发给路费。在场的俘虏兵们，都睁大眼睛仰望着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个个脸上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郭金平）

临敌授枪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县中村。县特别区委从全县挑选精壮的赤卫队、暴动队员三百多人到中村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毛泽东当即批准建立县赤卫大队，派部队干部戴奇任党代表、地方干部何国诚任大队长，并吩咐部队送一批枪支给赤卫大队，以帮助地方武装发展。他还一再强调，不但要给枪，还要给子弹，没有子弹可不行。这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和县赤卫大队在周家祠堂里举行授枪仪式。毛泽东亲自把工农革命军送的二十多支枪一一发到赤卫队员们手里。会后，赤卫队员们纷纷要求跟随部队上前线杀敌。部队领导向毛泽东反映了赤卫队员们的这种要求。毛泽东说，他们的县赤卫队刚刚成立，既没有多少武器，又缺乏战斗经验，如果我们一走，就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危险。他随即批准部分赤卫队员的请求。（邬金平）

分田分苗

1928年夏天，毛泽东带领红军来到永新塘边村。他带领红军战士访贫问苦。一天傍晚，毛泽东让乡政府主席徐佩沂请来了许多贫苦老乡开调查会。毛泽东先问大家，塘边村有多少户，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又问地主有几户，贫农有几户，雇农有几户，还问地主有多少土地，祠会有多少土地……大家议论了一番，就争先恐后地回答。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还拿铅笔往本子上记。毛泽东说，你们塘边四十八户贫苦农民，才只有四十三亩土地，地主一户，却有土地一百九十一亩，占了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田，是农民开的，但是被豪绅地主占去了。这不公平，要夺回来。共产党、红军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要让土地回老家。大家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心坎上，高兴得鼓起掌来。毛泽东接着问：“你们看，分田要怎么分好呢？”大家便七嘴八舌热烈地议论开了。忽然有人问：“几时分田呐？”毛泽东回答说：“不久就开始分田。”又有人问：“田里都插上了青苗，眼下都快扬花吐穗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那就分青苗。”（邬金平）

笑分枪弹

1928年秋，驻在宁冈的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毛泽东、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来到宁冈。当时敌人正出早操，被红军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指战员们忙着收缴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支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泽东、朱德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泽东指挥部队，马上撤回井冈山。快到山下时，毛泽东叫司号员吹号调队伍。这时，指战员们刚发完子弹，有些战士嫌子弹分得太少。毛泽东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他看出了战士们心里愉快，含笑地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的回答。“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

大家打的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得太少。”说着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泽东严肃的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邬金平）

都是红军

1929年4月，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于都胜利会合。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因伤病留在井冈山治疗，康复后编入红五军。这几个同志见了肖克，都要求回四军。肖克就到军部找毛泽东，提出要这几个同志回来。毛泽东笑着问肖克：“四军人多，还是五军人多？”肖克说：“四军三、四千人，五军才六、七百人。”毛泽东又说：“五军本来人少，还要他们几个人回来，不是更少了吗？”肖克说：“是他们要回来的。”毛泽东严肃地对肖克讲：“你要说服他们，先要说服你自己。都是红军，五军多些人不更好嘛？”肖克顿时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尴尬，敬了个礼马上走了。（邬金平）

广昌纠偏

1929年1月，红军队伍到广昌一带，有两个负责同志，把一个地主兼商人的铺子没收了。毛泽东知道后，把纵队的领导干部找去，严肃地说：“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对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恶霸的商店，必须没收，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以提高群众觉悟。”纵队党委批评了这两个同志，并决定给予停职反省的处分。过了一个月，毛泽东又亲自同他们谈话，严肃耐心地进行教育，当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后便恢复了原职。（邬金平）

重返井冈

1929年4、5月间，红五军在给敌人以严重杀伤，并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从井冈山冲杀出来。经过几十天行军作战，到达瑞金，再次和红四军会师。不久，毛泽东在红四军和红五军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讨论了红军的任务。会上，决定红五军迅速返回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拯救在白匪军和地主恶霸残酷压榨下的红区人民。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由滕代远在红五军排以上干部中间传达了。经过热烈讨论，全体指战员一致拥护党和毛泽东的决定，异口同声地高呼：“拥护毛委员的决定，坚决打回井冈山！”“不怕艰苦，克服困难，一定打回井冈山！”在红五军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指示从红四军拨给他们一部分物质、药品，要他们带给井冈山地区的人民群众。红四军许多同志也托他们带慰问信和礼品送给在井冈山上坚决斗争的战友。（邬金平）

战略决策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调集23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向陕北进攻。作为决策者的毛泽东，缜密地分析了敌人的企图，并将敌我双方的兵力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同时把保卫延安的战斗与其它解放区的斗争以及与解放全中国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全面的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毅然作出决断，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而我们则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当时有很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在说服他们时指出，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只要我们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会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今天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拿延安换取全中国，是合算的。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使用的名字是李德胜，他针对有些同志舍不得离开延安的情绪，意味深长地说，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李德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在撤离延安前夕，他接见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她说，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他的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仅一年零一个月，延安就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英明决策，最终得到了历史的印证。（高扬）

收复蟠龙

1947年4月，中央纵队来到靖边县王家湾。一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出窑洞散步，他们议论着，羊马河战役后，用少量兵力把大量敌人由蟠龙到瓦窑堡一线牵到绥德，然后调动我主力部队，一举歼灭蟠龙守敌。这时送来一份加急电报，毛泽东看了以后，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恩来，敌人真的让我们牵走了，这就好办了。敌人真是一帮愚蠢的家伙！”周恩来点头说：“蟠龙镇守敌覆灭的日子到了。”5月1日天刚破晓，王家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沉重的炮声，刚刚入睡的毛泽东披上他那件打着补钉的灰布棉袄，快步走出窑洞，他问站岗的哨兵：“是炮响吗？”哨兵说：“是炮响，已经响了好一阵了。”毛泽东听了，带着满脸的兴奋返回了窑洞。两天以后，前方传来捷报，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六千七百多人，活捉了旅长李昆岗，还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人的飞机。（高扬）

闲论胜因

在转战陕北的一次行军路上，大家谈到了打仗的事。一个战士说：“我们新四旅特别能打硬仗。”毛泽东问阎长林：“你是新四旅来的，你谈谈新四旅打仗为什么厉害？”阎长林说：“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毛泽东听了说：“有党的领导，部队素质好，这是最根本的，可我们的部队都有这个特点呀！”阎长林又说：“我们新四旅河北人最多。”毛泽东摇摇头说：“河北人不一定都能打仗吧！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被山西关云长给杀了吗？”大家听了哄笑起来，阎长林也笑了。毛泽东接着说：“能不能打仗不能看是哪省人。国民党的兵最不能打仗，被我们解放过来经过阶级教育和诉苦，他们懂得了为什么打仗和为哪个阶级打仗的道理，就会变成能打仗的好战士。”大家听了顿时明白了。阎长林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阶级分析，头脑里还有地域观念的残余。毛泽东又启发他说：“说错了没关系，再好好想想。对的大家接受，不对的大家一分析就明白了。”阎长林想了想说：“新四旅老战士多，差不多都是三八年入伍的，新四旅的干部差不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还有武器装备也不错。”这一回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对！老干部，老战士，阶级觉悟高，能打胜仗，缴获的武器就多，装备也就充足了。”

（高扬）

用兵如神

1948年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窑洞里烟雾缭绕，大家在认真研究作战方案。毛泽东对大家说：“蒋介石这个人不讲理，谈输了，撕破脸皮又跟我打。他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到底。既然他先动了手，他先打了我们的延安，以后怎么打就由不得他了。”毛泽东不失幽默地指了指周恩来说：“刘戡这个家伙很狂么，他就敢追着你这个老师打了一年！”周恩来笑了。刘戡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不打延安，我也不打洛川，我打他的宜川。还是老办法，包围宜川，把敌人调动过来，在运动中歼灭它！”作战参谋担心地问：“敌人吃围城的亏吃多了，他们要是不出援呢？”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叫他动，他就得动。宜川扼守南进门户，占宜川就可以出击蒋管区，出击西安。胡宗南他敢不动？总之，他动也完蛋，不动也完蛋。”大家听了一致信服赞叹。后来，胡宗南果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调动，宜川告急后，急令刘戡援救，刘戡的部队走到瓦子街，被我军全歼，二万五千敌军无一逃脱，军长刘戡也被击毙。（高扬）

运转乾坤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他将李宗仁推到前台替他支撑着败局。他们再次打出“和谈”的幌子，妄图掩人耳目，得以达到喘息后卷土重来的目的。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评战犯求和》等文章，指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干了大量的坏事，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将大批国家主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不久就会从塔尖上跌下去。如今他们又在空喊和平，对我们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不做任何真正的努力。毛泽东及时告诫人们，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时局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3月20日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谈的八项条件，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冒着风雨飞驶江南，直捣南京。南京解放了！23日，邓小平、陈毅同志走进伪总统府蒋介石办公室，发现敌人由于仓惶逃跑，就连桌子上“蒋中正”的印章都没来得及带走，日历翻在4月22日。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感慨，挥笔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著名诗篇。（高扬）

水干鱼死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进城到北平清华园。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没有休息，直接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一些工作人员，但当时都被社会部的负责同志清理了出去。他们考虑到安全问题，北平当时刚刚解放，有很多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破坏、暗杀活动都很猖狂，必须要严加防范。毛泽东来到颐和园后，里面已是空空荡荡，不见人影。由于没有人，带来很多不便，要水没水，找饭没饭，当天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进行入城式。毛泽东问先来的人是怎么搞的？社会部的同志解释说，把人都赶走是为了安全。毛泽东听了后，生气地批评我们说：“把水全排干了，鱼还能活？还讲什么安全？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高扬）

答醉笔信

建国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李苦禅教授被排挤，由专职教授改成兼任教授，后又被分配到工会做看门等杂务工作。李苦禅一天烦闷之极，喝了大半瓶子白酒，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疯似地冲到画案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发出，酒醒后，李苦禅心中不安：醉笔难免言辞口气有不慎之处。

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教祺

毛泽东

又过了几天，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带领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大哑巴胡同甲二号，会见了李苦禅教授。田家英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十二元提到六十二元。建国将近一年后，李苦禅才真正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禾木）

此书放行

坦白豪爽、富于进取的萧军与毛泽东曾有多次交往。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后，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戴上了危言耸听的大帽子。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他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材，潜心创作，写出了一本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不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他的爱人王德芬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信和书稿一起送到中南海。半年之后，有关部门回信说，毛主席批示，你的书可以出版，请再同出版社接洽。此书得以出版，萧军深深感激，终身难忘。（禾木）

生日汤面

1952年12月26日，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医生陪他吃饭。

“紫云轩”过厅是毛泽东睡前、醒后用餐的地方。餐桌上和往日一样摆好三碟小菜：酱菜、腐乳、辣椒，还有一碟牛肉，但没有米饭和炒菜。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半盆刚煮好的面条汤。桌面的东西两侧，各立着盛着多半杯红葡萄酒的高脚小酒盅。

毛泽东从寝室里走出来，用手示意王医生坐下，举起酒杯，微笑着说道：“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王医生与毛泽东碰了杯并说：“祝主席身体健康。”毛泽东喝了一口酒，喜悦而幽默地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吃汤面时，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接着又微笑着补充说：“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啰，哪有什么万岁呀！”

毛泽东的寿辰吉日就仅请了一位身边工作的同志吃了一顿汤面。（禾木）

文韬武略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漫步或站立着凝望大海时，嘴里时常念念有词。听久了，保健医生便忍不住问：“主席，你念的是谁的诗啊？”毛泽东问：“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医生答道。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所有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曹操？哪个曹操？”医生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后来，郭沫若写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一番争论，大多数人民接受了同样的观点。（岩海）

卫士回乡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接见中，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人，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岩海）

一张照片

1958年4月10日，在四川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毛泽东在村里走，看到一家养的两头猪肥大光亮，很高兴，就走了进去。这户人家的主人姓温，温大娘手里老拿着水烟袋。她见到毛泽东，没有表现出乡里人见到大人物时所容易表现出来的手足失措，或惶恐不安，或受宠若惊。温大娘落落大方，谈吐自然。

中央警卫局摄影科的侯波，当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来这位温大娘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很可能有文化，有阅历。事后一打听，果然不一般，有的说她是地主婆，有的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虽然没弄准，反正是有些来历。

把毛泽东和这样的女人拍在一张照片上，虽然不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可也气氛融合宁静。于是侯波跟毛泽东说，这个温大娘背景可能复杂。而毛泽东说：“她已经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两头猪养得很好。”（禾木）

高站狠跌

1958年，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禾木）

摇头否定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

“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

“我不信。”毛泽东摇摇头说。

“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王指的是农村工作部长。

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禾木）

信息微妙

1964年10月，斯诺再次来到了中国。毛泽东同斯诺会谈。

“在过去十五年中，历史的强制力分割和隔离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实际全部的联络，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之一。”斯诺先声夺人，将话题转到他最关心的事情上面了。

“是啊！历史的力量也终于一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毛泽东回答说。两位都是乐观派，两位都寄希望于未来，两位又都相信历史。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真有改善的希望吗？”斯诺步步紧逼。

“是的，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毛泽东回答相当肯定，然而又留有余地。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料想，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没有随即答复，而是想了一会儿后才说：“没有。”

毛泽东和斯诺会谈的大幅照片在《人民日报》刊出了。不久，除苏联和美国以外，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都刊登了。谈话内容也在许多国家的多种报刊刊登了。尽管美国的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拒绝刊登这个访问谈话，但毛泽东的有关观点实际上已告知了美国。（禾木）

午餐思过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彭德怀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并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过去反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深刻教训使党内“左”倾思想严重的人逐渐冷静下来，因而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似乎觉得对彭德怀在很大程度上是搞错了，准备到适当时候再给他平反。（禾木）

历史评价

1966年8月1日前夕，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

他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

他接着对他的几位老战友做出评价：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程赤兵)

刀下留人

1967年初，“中央文革”宣判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死刑几个小时后，江青来见康生。她不无得意地说：“今天我总算出了一口气。”

康生头也没抬地说：“赵永夫没死，他被总理保下来了。”

江青一愣：“这是在大会上宣布的，也是你和林总点了头的，这事要吹了，那以后谁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不行，一定要杀。”

康生说了一句：“是主席不让杀。”

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泽东微闭着双目仰靠在沙发上，周恩来走进大厅，毛泽东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问：“那个赵永夫的脑袋保住了没有？”

周恩来答道：“多亏主席指示得及时，他才没被杀掉。”

毛泽东严肃地说：“动刀杀人，杀一个军区司令员！不得了啊，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不然我毛泽东就要犯大错误。”

（程赤兵）

另有理解

196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在26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大不相同。毛泽东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动态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禾木）

赌场利润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对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

他对西哈努克说：“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

毛泽东又说：“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

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

毛泽东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西哈努克近两个小时之久。

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表示他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程赤兵）

庐山风云

1970年春，中央酝酿召开四届“人大”。

毛泽东不同意林彪提出的让自己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7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程赤兵）

庐山较量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秉承林彪的旨意，鼓吹“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等等。

于是，毛泽东揭露了陈伯达的发言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指出：“关于‘天才’的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下面的话更一针见血：“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又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才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证，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说：“不要上号称马列、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次讲话后不久，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政治审查。

（程赤兵）

历史瞬间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就说过：美国孤立我们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越多，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走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莫及。”现实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明智的人就在于他能够正视现实、接受现实。

到了六十年代末，尼克松入主白宫，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松动了。恰在这时，斯诺又来到了中国。他又一次充当了“媒介”。

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象林肯。这次，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不减当年。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狂热到了极点。

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成为历史瞬间的见证。（禾木）

检讨批示

1970年，林彪集团妄图在庐山会议上夺权，毛泽东洞察其奸，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林彪集团成员被迫做了检讨。

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判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说的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路线性”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要上天了。”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论。”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他还严肃批评叶群：“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程赤兵）

加强信号

1970年12月18日早晨，中南海一个四合院内，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畅谈了长达五个小时，直到午后一点才分手。

中美关系是这次谈话的主题之一，毛泽东说：“寄很大希望于两国人民。他们间无需有偏见。”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没完没了。”

“真是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毛泽东又来幽默劲了。

“主席愿意见他么？”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毛泽东非常爽快。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毛泽东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信号异常强烈。然而，这个信号的表述依然微妙，斯诺出于慎重，没有很快发表谈话内容。直到1971年4月31日，谈话的内容才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信号”总算发出。后来，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禾木）

讨嫌伟大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中南海丰泽园宽大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坦诚地对斯诺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经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高生）

秘书专政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周恩来、熊向晖汇报与基辛格会谈情况时，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

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

熊向晖说他是自己动手。

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

“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程赤兵）

阳谋阴谋

1971年7月9日夜，毛泽东与周恩来及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谈话，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几人在庐山搞了鬼，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气氛，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程赤兵）

庐山有鬼

1971年7月9月夜。周恩来和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毛泽东问：“你在总参 $\times$ 部当副部长？”熊答：“是。”毛泽东又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熊向晖一面答“黄永胜”，一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接着，他们谈起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毛泽东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作了答。毛泽东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说：“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他汇报了吴法宪、黄永胜的说法，如“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等。

毛泽东的笑容消失了。他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主要就是这些。”

毛泽东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毛泽东还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只能答没有。毛泽东转过身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答：“发了，总参和军委共发了六十多份。”

那是应该发放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程赤兵）

老帅有气

1971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等一班老师为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稳定军队而发起的。那次“事件”之后，许多老同志都遭到打击。

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还说：“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从这次会议后，老师们、副总理们都一一恢复了名誉。

（程赤兵）

再三肯定

中南海里有位服务员，同毛泽东很熟，她看到一些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就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朱德是黑司令。话还没完，毛泽东就发火了，他瞪着眼说：“不对。是红司令，红司令。”并告诫服务员以后再不准这么讲。

“9.13”事件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也来了。当朱德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面前。毛泽东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高兴地说：“我很好。”

毛泽东拿起一支雪茄点燃，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红司令，红司令。”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这次会议后，毛朱二位再未见面。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了。当时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病发作，刚刚从生命垂危中抢救过来，已不能随意活动。华国锋向他报告了朱德委员长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躺在他书房内的病榻上，听完了报告，他用微弱的、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毛泽东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办好朱老总的后事。（程赤兵）

追忆奇功

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表态信，送呈中央，讨伐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时，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深刻检查。

毛泽东看了王稼祥的信后，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请周恩来在1972春召开的“九大”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

“毛主席说：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韩笑明）

改变世界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了尼克松一行。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周恩来走到床边问：“主席，你咽么？”“不咽，你说吧。”“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高升）

女人太多

1973年2月17日夜，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在谈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一再向客人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毛泽东说得很隐晦，基辛格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泽东不放心基辛格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基辛格终于明白，毛泽东对他的夫人江青搞的那一套表示不满。

同年11月12日，午后，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

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当基辛格等美国客人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时，毛泽东忽然重新提到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

之后，毛泽东才站起来，把客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与他们合影留念并告别。（程赤兵）

迫不及待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内容是11月举行的批评周恩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江青表现得特别激奋，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十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姚文元也这么说。江青还当着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但他从不认为周会“迫不及待”。

之后，毛泽东又把这话和周恩来、王洪文讲了。

（程赤兵）

一正一反

1973年12月，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

会上，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武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毛泽东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就把它消灭掉！

毛泽东为什么要大家看《周勃传》?许世友会后找来《汉书》看，才知道周勃跟随刘邦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

许世友联想到毛泽东讲周勃，而江青大讲吕后，分明是一正一反，明白了毛泽东话的意思。毛泽东是在提醒大家，要保卫我党我军创建的人民共和国，防止野心家篡党夺权。

后来毛泽东一再批评“四人帮”，许世友的心里更加有数了。（程赤兵）

特别任命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以安定为好。

全党全军要团结。”

这个决定对“四人帮”显然不利。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江青利用所谓“风庆轮”问题胡搅蛮缠，迫使会议中断。第二天，王洪文对毛泽东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然而，不久，毛泽东指示：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程赤兵）

钢铁对垒

1974年10月，为了阻挠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当选副总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利用所谓“风庆轮”问题发难，闹得不欢而散。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说。他指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双方对阵。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

“好！”毛泽东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高兴地说。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确实责任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毛泽东说。

毛泽东接着就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程赤兵）

人才难得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握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说起了身体。

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语“政治”。“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周恩来说：“人材难得。”

毛泽东把笔放下了。（程赤兵）

归来握手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他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与陈永贵握手时，毛泽东说：“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的海军只有这样大。”他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要自我批评。”（程赤兵）

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俭朴篇

布衣学生

苦菜营养

一根灯芯

偷换新衣

冬寒之菜

四抬大轿

延安说煤

炉条降温

迷糊警卫

陕北毡帽

改造袜子

节省毛巾

佳县送羊

新兵疑惑

旧衣有情

织补毛裤

补丁衣装

不吃世界

旧鞋新米

修房之后

清水洗脸

除夕夜，如何不念您

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律己篇

运筹留法

政策分寸

路条风波

一条鲤鱼

三进山村

一盘辣椒

安顺背竹

悲壮探索

零点还书

不要家法

麻雀平反

爱女挨饿

即时吃素

令女骑车

珍贵礼品

清静生日

两见布什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敬老篇

撰文祭母

四老保重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助人篇

分食资助

下雨收谷

收帐散钱

衣赠寒者

泽建认字

泽民离家

自修大学

工人如天

警卫上学

学问讲解

开明人士

战士家信

读书吃饭

妙 促 良 缘

教写检讨

三当红娘

亲王坦率

毛泽东主席的风范-求是篇

信徒拆庙

千里考察

调查记录

寻邬调查

窑洞年饭

劳动大学

论打败仗

双手创造

群众心声

歌词添新

感谢真实

知民渠道

喜欢真话

一字之师

小锅菜香

妙促良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