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毛主席教导下

前言

三十年前，紅軍解放了我的家乡——福建汀州，我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人，我得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粗織上要我负壹对毛主席的保健工作，因此能长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毛主席生动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精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狠狠地打击了疯狂的敌人，使革命力量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那时候，毛主席常常穿一套旧軍装，戴一頂旧軍帽，不是坐在小屋的桌旁夜以糍日地草拟指导全国人民革命的文件，就是看材料，或是外、出开会，做别的工作，終日没有休息。他那种由于对人民的高度关怀和爱护，由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給革命事业而具有的惊人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对同志的关怀等等，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我。几十年来，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真是我們全国人民最好的老师！在毛主席的身上，充满了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风格。

現在离那时已有三十年了。但过去的这一切，却历历在目。全国解放后，我就想把这些珍貴的材料，这些活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材料写出来，献船全国人民，特别是臂年人，大家从毛主席的作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因此，我写了这本書。

这本書里共有七篇文章，記下了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毛主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真实故事，各篇互、有联系。故事内容大致包括：毛主席对医务工作的关怀，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红軍的第一所医院和医务学校創立的情况；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在病中的艰苦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及对同志的关怀；长征中毛主席的雪里送炭；毛主席如何一步一步地引1导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并使我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具等等。另外一篇不是关于毛主席的故事，而是南昌起义后的生活片断，我觉得对護者也有些处，所以也收在这本書里。

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不善于写作。幸得虞丹等同志的整理修飾，特在此致谢！而毛主席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作风，又是連最灵巧的笔也很难写得象現实那样美好、那样完全的，我的这本書只能設反映了现实的万万分之一而已。

希望读者們指正。

作者 1959 年2月7日

目次

前言 中央紅色医务学校····
中央紅色医院的創立···· 6
毛主席在雩都…·· ...29
长征中的雪里送炭· ..43
我的入党··· ...55
草命的青春··· ..68
南昌起义的伤具.··· ...90

中央紅色医务学校

一九三一年下牛年，中央根据地已經巩固，过去會經和白軍几次易手的汀州，也稳定地被紅軍控制了，成了中央根据地的一座大城市。那时，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变成了紅軍医院，經常住滿紅軍的伤病員。只是为了到白区購买药品、訂阳报的便利，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

一九三○年紅軍第十二軍軍长伍中豪同志惠了急性肺炎，正在医院里治疗。每天上下午，毛主席和朱总司合輪流来看他。有一天毛主席問我：“开办这样一所医院，每月要用多少钱？”我告他除原有基础外，每月只要补助二、三百块銭。

毛主席笑着：“才需要这儿个？我們可以自已办。将来，我們还要去北京办大医院哩。”他接着叉告我红軍的卫生情况。

那时紅軍因为战斗繁，伤員增多，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疾、痢疾、脚部寡，是部队最常見的疾病，而且蚊虫特别厉害，被咬之后就红肿烂。部队中医务人員非常少，远不能滿足需要。

毛主席望着我的眼晴和地説：“傅医生，你不但自已做医生，还要替红軍訓棘些医生才好。”

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話，我没有馬上回答。大概主席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当我正在低头沉吟的时候，耳边忽然又响起了毛主席的声音：

“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他的声調是这样温和而且坚定，那样准确地-一下就揭破了我心头的顧虑。我的眼前頓时豁然做亮了一一一我立刻觉得信心有了，办法也有了。我：“好吧，我一定尽力去做！”

原来中央已經作出决定，要开办一所中央红色护士学校。主席和我过話后，就立刻通知江西、福建两个省政府，要各县挑造政治上可靠的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真到汀州来。·

学員很快就集中了，一共六十名，男女各牛。从缸軍中来三个残废的于部，一一个担任校政治委具，两个担任政治指导員。一九三一年底，学校就开学了，校址在汀州城内的万寿宫(江西会館)。：

这批学具虽然是挑选来的“知識分子”，其实文化水平还是很低，最多的也只識几百字。因此，每天除了学业.务外，还特地請了地方上的一个教师来教文化。课时，我念一句，他們才能跟念一句；念了以后，还是不懂。我.心想：“这样学下去，六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

--天晚上，毛主席特地来看看学具們。我顺便把这些情况向他报了-一下。

毛主席安详地回答我：

“挑部队最常見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用的药来教；不懂，就做給他們看。”，

就是这么简单扼要的几句話，却立刻解决了我好儿天来的苦恼。原来我还是按照陈旧的那一套公式来要求的，这当然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从主席这儿句話中，体会到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既指出了教学方针，又指出了教学方法。我高兴得連忙告辞他，从头考虑了下我的教案。于是，确定每天上两次课，临床实习两次。講課中遇到疑难間題，同样通过实际动作来明。例如講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課堂.上当面注射一次，果然学員們很容易就学会了。：，

学員們住在万寿宫内的破败的房子里，睡的是稻草地铺，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便衣，吃的是糙米飯，因为白軍长期封鎖，没有盐吃，都是用酸荣、辣椒送飯。夜里四、五个人合用一盏茶油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們还时常学习到夜深才睡，因此，到毕业的时候，成髓都很好。

一九三二年，毛主席亲自带着红軍在福建的漳州打了-一个大胜仗，回到汀州时，恰好红色护士学校第一批学具毕业。記得朱总司合还特地赶来参加了毕业典礼，抖

且了話,

毛主席一回来，就找我話。他説：“現在环境更加稳定了，我們应該訓辣自已的軍医，光会塗碘酒是不行的。”

我：“訓一个医生不是容易事，起碼也得好儿年呀！”

主席：“給你一年时间。假如环境好，可以两年。”

我立刻警觉起来：原来我不知不觉叉在旧公式中兜圈子了，却没有考虑革命的需要和环境的条件。于是，我連忙回答主席説：“我一定办到！”

主席和我过不久，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就成立了。护士学校还未結业时，一軍团、三軍团都来催着要人了。后来，毕业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队中去了，留下小部分成續最好的学員，加上新招收了一批，一共二十名，这就是中央紅色医务学校的第一批学員。

和毛主席几次話后，自已感到思想方法和作风都稳健得多，这次接受了这填任务，知道非常繁重，心里却不象从前那样紧张了。我仔研究了部队卫生工作的特点和作战地区的特点，并决定在这一年内，把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技术知識，教給他們。白天上課，夜間义，一共成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学、带学等六种义，都在汀州城内用石印印刷出来。这洽学員們学习上很大便利。后来一、三軍团还特地把义翻印了发到部队里去。

我們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之下，为我軍訓棘了第一批医务人舅。二十多年来，这些同志和部队一同南征北战，出生人死，有的为革命真献了生命，其余都成了我軍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

中央紅色医院的創立

一九三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带领紅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张真部队一个师，漳州离厦門只有-一百亲里路。紅軍的声威，不但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心惊胆塞，而且震惊了帝国主义，当时好儿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軍开到了厦門港，深怕我們进攻厦門。

胜利消息传逼了全中国，我們医院也沸腾起来了。正在这时，陈炳辉同志从前回来了，他是在打漳州时派去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的。这一下，医生和护上們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挤不过这些小伙子和姑娘，只得自觉地站在圈外，登上台阶看着他。嘿！陈炳辉这小伙子已穿上审装了，镶着紅五角星的红軍帽扣在后脑勺上，帽沿高高地翘了起来，神气得很。他脸色晒黑了，脸上沾着尘上，但很丰满，嘴巴笑得咧开了，露出一口白开齿。他肩上还挂了两双箭新的胶底鞋，被人們-拥，四只鞋在前后现荡着，他忙着去握伸向他的几十只手。

“陈医生，前钱怎么样？你快給我們講講。”有个护士大声地用。

“对啦！你快，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够受吧！"有人也説。

“那还用説，蒋介右的一-个师給我們打得稀巴烂，师长张真差一点給我們抓住。”

““哈哈………·太好了！”大家都为红軍的胜利兴奋得跳起来。

“小陈，你打上仗没有？"有个医生又間。

“怎么没打上？从战斗开始到秸束，一直在前，就是没有摸到枪。"陈炳辉皮地回答。

“没有摸到枪，还打上仗了呢！”有人笑着在他的胸口輕輕地捶了一岑，，“陈炳輝，听这次部队抓了很多竹虏，你抓到没有？”

“俘虏！这一仗可多极了，战士們一抓就是好儿个， 我差一点也抓到一个。”陈矮辉伸出一个手指头，笑着。

“你吹什么，当医生还能抓住俘虏？”叉有一\~只拳头向他背上捶去。

“！你肩上挂了两双新鞋，哪里来的？”有人開。

“胜利品，敌人送給我的。”陈炳辉装得神气活现的。大家争先恐后，半半夺地拿起这两双鞋，翻来复去地看着，説着，笑着。胶鞋，本来是平常的胶鞋，但当时能在战斗中获这样的东西，是不多的；特别因为它是敌人送来的胜利品，火家更感兴趣。

我站在一旁，心里急着要問陈炳辉：-件事，但大家·七嘴八舌，問这問那，我没法插进去。这时见大家的注意力轉到胶鞋上去了，就向陈炳辉招了招手，陈炳辉也象心里有急事一样，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在找人。一见到我，他机灵地从人缝里赞出来，跟我走进了办公室。

“傅院长··..”

我等不及听他的話，插进去急問：“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

“主席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太紧张，精神很疲倦。”陈炳辉説。

“哦！”我似放心又不放心地应着。

“傅院长，我正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我開。

“主席来了。”陈炳辉笑着。

“真的？現在在哪里？”过度的兴奋使我心跳得象打小鼓，我簡直不大相信自已的听觉了。虽然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们医院来休养，但没想到亲得这么快。

“是真的！我請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楼上休息。”陈炳耀也激动地説。

“哎哟！我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告诉我！”我又高兴又着急。

“主席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张桌子，一张凳子，办公用；另外有块木板搁个鋪就行了。”陈炳辉説。

“可是···你知道，虽然主席的生活很俭朴，但他这次是来我們这里休养，我們应該好好地招待主席才为。”

“对！对！"陈炳辉听了我的話，也点头同意了。

“你看請主席住在哪里合适？”我征求陈炳辉的意见。

“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星怎么样？”陈炳辉想了想設。

老古井在北山下，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过去徐特立同志惠病时在这里住过，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渠同志，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这座房子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但环境安静。

“好吧。”我。

我叫陈炳辉馬上去找了一两个人，到老古井旁，在娄下找一間房子，搬去一\~张木床，摆一张桌子，儿把椅子，把房子打扫一遍；我去见毛主席。

不知是，在老古井旁看见了毛主席，招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红軍打了胜仅，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这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門，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特别是那些年經的女护士，一个个都咧开了嘴。

我正往外面走，有个女护士悄悄地跟着我，向我要求：“博院长，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好？”我看了她一眼，从她验上看穿了她的心事。她怕我不答应，又急急地补充一句：“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听了忍不佳笑了，对她：“好吧！有事再吧！”

快定留医院时，义有人间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母亲在家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連忙叫人来問我是不是真的，我證实后，听她馬.上来了个总动具，叫女兒、兒媳妇、孙子、孙女一起动手，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好象毛主席要到我們家去休养一样。

这天，天气晴朗，我一走出医院，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山上的松、翠柏披着阳光，生气蓬勃，这山、这树，似乎也通了灵性，盛装欢迎着貴客。我快步走到老古并旁，进了楼，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間里，就勿勿地上了楼。

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軍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現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栗、陈正人同志語。

我走上前去，：“主席，你来了。”

毛主席見了我，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説：“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我，“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主席坐到椅子上，无所。地溉。

毛主席和我們随便谈了“一会，我請毛主席去楼下休息，毛主席説，“不休息吧，你带我看看你們的医院。”

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1：都一一和他們亲切地握手。这一下大家都心滿意足了

我陪着毛主席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毛主席见我們的医疗用具较完备，刀子、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很滿意，；“你們这医院的条件不錯。”

在参观病房时，毛主席問了伤病員同志的病情，亲切地慰問了他們。

傍晚，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

这天夜里，我兴奋地回到家里。-进門，見靠門的小破房里点了盏灯，里面拴了一只子。借着灯光，见这只子一身烏黑发亮的毛，耳染竖得高高的，四只蹄子霉白，“哪里来这么只壮实的默子？”我正在奇怪，我姊姊来了。她説：“是陈炳辉刚才牵来的，他脱这是胜利品。是林彪同志送給你的。”

我高兴极了，用手不断地摸着子身上的黑毛，心想：陈炳辉刚才忙得竞忘了把这件事告亦我。

怎么简养这只牲口呢？我想起了我們隔璧有一个养馬的老乡，我要她姊去和他商藏，請他帮我养这只性口，千万要把它养好。姊姊答应后就去了。

我进了屋，孩子們都没睡，见了我，把我围住了，我母亲、爱人也都来了，問我：毛主席身体怎样？佳在哪里？·…··她們真希望见到毛主席，我母亲：“哪天能肃主席到我們家采玩玩就好了。”这一夜，我們一家人谈到深夜才睡觉。

第二天下午，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粉毛主席检查身体。检查結果，毛主席因过度疫劳，需要每天进行治疗，还要长时期的休养。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們的医院，我給他打了针后，他就群細地問我們医院中的情况，从粗織机构、医院設备、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員的情况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到我們医院只有六个医生时，：“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些了，应該多訓棘些軍医，我們很需要医生。”

“訓棘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碼得几年。”我。

“几年太长了，一二年就够了吧！"毛主席。

毛主席又对我講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我发現自己的想法錯了，我們哪里有那么长的时間呢？必须在短时間中訓辣出一批红色医生来。

毛主席又問到陈炳辉在医院中的工作情况，我：“他工作一积极負，是共青团員。”

毛主席很喜欢陈炳輝，又間到他学医的經过，我：“他原先是学刻字的学徒，儿年前有一天，我在北山上的草地上晒太阳，有一个十儿岁的孩子走近我，见我睡在地上，奇怪地看着我。我見他身上穿得很破烂，但长得很好，眼情亮亮的，圆验，脸上还长一对小酒窝，俭俐得很，就跟他起話来。我問他叫什么，他：‘我叫陈炳辉，'我問他是干什么的，他：‘学刻字。”我問他象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用手向山下一指，：‘就任在你家的隔壁，家里还有媽媽和妹妹。’原来我們还是邻居，可是我还一直不知道。我和他谈了很多，很喜欢他，就問他：“你喜欢学医？’他：‘学医？喜欢！就是没有钱。’我：‘我帮助你。”就这样，第二天，他到我医院来学起医来了。他的学习成續很好，是同学中学得最好的一个，能吃苦，肯鑽研，也很聪明，后来就当了医生。”

“他还是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医生，”毛主席听了，很有兴趣地笑看，“这次战斗中，他工作很負，也有能力，你看他当医务主任怎么样？”

我們医院中，除了我这个院长外，下面就是医生，没有医务主任，下面有什么事都找我，而我又忙不过来，不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現在毛主席給我出了个好主意，設个医务主任，就能加强导，而陈炳辉确实也能坦負这个任。过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很高兴地对毛主席：“好的，我們很需要有个医务主任，陈炳辉来干也合适。”

这天，毛主席和我了很多，特别强要我注意培养干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从毛主席的住处出来，我想了很多。这儿年，医院里接收了很多伤病員，干部是大大地不足。但是，工作一忙，我只顧完成当前的医疗任务，忘了培养干部；对培养生，适有个贡产阶毅提点，部为非座过儿年正规制棘本可，不敢打破常规，通应环境需要。这些部是錯积的。今后，革命不断发展，苏区叉奖有别的正式医院，任务越来越重，如果单靠我們儿个医生，势必会影响任务的完成。毛主席的意见真是可贵板了。

不人，我們在医院中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副棘医务工作人具。我兼任校长。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亲的望，想瞒毛主席到我們家去坐坐。毛主席竟答应了，他説：“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我跑回家去告新母亲，我一家人知道了，心里都乐开了花，我母亲那时已七十岁了，却变得年輕起来，亲自动手，和孩子們一·起擦桌子洗碗。我的小孩子維光乐得拍着手，从前屋跳到后屋，嘴里喊者：“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我們想毛主席吃飯，做什么荣呢？我母亲了一样荣，我爱人又了另一样荣，我挑毛主席爱吃的荣加了儿样。做完菜，全家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叉請了儿个陪客，等着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我们在門外迎接他。毛主席一见我母亲，紧走儿步，还没等我們间毛主席間好，毛主席倒先向我母亲开起好来了，：“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我母亲见毛主席这样嵌逊，这样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拘束了，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説：“谢谢主席，快箭到里面坐吧！”

孩子們拥到毛主席身边，拾着和毛主席握手，这个：“毛主席，你好！”那个説：“你好，毛伯伯。”维光张看两只手，笑着跳着大声喊着：“毛伯伯，毛伯伯！”

毛主席见了孩子們，笑容滿面，弯下身子拉拉这个孩予的手，叉拉拉那个孩子的手，慈爱地回答説：“你們好，小朋友！”

毛主席到了屋里，我把家里人向毛主席介绍了，毛主席和她們都握了手。坐下后，毛主席見我的一个孩子康较瘦，关心地問：“为什么这么瘦？有病没有？”

“没有什么病，就是身体不大壮。“我母亲。

毛主席点点头，：“要多注意他的健康。”

在話中，毛主席問到我們的老家，调到我过去的详翔情况。

“我們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連障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那里又都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我母亲説。

“这么，你們都是农民出身。”毛主席。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演吃处，住没住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給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主席又問。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激会开办的，仙們叫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給他們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課。”我説。

“他們叫你做工，才給你飯吃，你上学。”毛主席。

“是的，他們还是救济了我呢！”我，“临毕业那一年，我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三百块，年三十，人家来逼价，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貼我一些，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一九二五年‘五川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們激于气惜，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逃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話，对我説：“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級出身。”接着，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但阶級觉悟还不够高，毛主席教导我：“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治阶級，我們才有出路。”毛主席短短的儿句話，却帮助我加强了阶級斗争的观念，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吃飯的时候，我們請毛主席坐上座，毛主席却請我母亲坐了上座。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母亲：“保护 $\textcircled{6}$ 主席一百岁，保护缸軍打胜仗。”

毛主席谢了我母亲，这一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

毛主席对老人的算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的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我們，过后，我們想到这一天，就好象叉见到了毛主席。

因为这天我們做的菜太多了，又請了陪客，后来毛主席誠悬地对我説：“我們是同志关系，那天你留我吃饭，我吃了，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柒，也不必請什么陪客，这是战争环境。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鋪张浪費。”当时我听了，脸刷-一下紅起来，毛主席的話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阶級意識，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我真是惭愧得很。

那时，每天下午五点鐘，我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主席出来散步。每次去，毛主席不是在看書，就是在写东西。名义上毛主席是来这里休养，实际上他每天都紧张池工作。我想，这叫什么休养呢？我劝毛主席多休息，毛注席：“你的意見很好。”可是他总做不到，还是照旧工作。我只好每天下午来邀他出来散步，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

北山上，树木很多，四周静悄悄的，傍晚，除了归窝的為完在天空哇哇的卧声外，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我陪看毛主席在山上山下轉，向他介绍这里的山和树的名字，介貂野花和野草的名字，毛主席总是兴致勃勃的，这問那，又爱深追深間，有时竟把我这个本地人周得答不上来。

毛主席也常常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山上，我們看到很多松树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牛透明的胶汁，毛主席在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颇有兴趣地：“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已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

我在北山上轉了十儿年，也常看到树身上挂着这种胶汁，只知道这是树上的分泌物，不知道它还明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問题。

“原来是这样！”我，“增强伤病員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針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我們总是想法使伤病負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使他们增强抵抗力。”

“这很好。”毛主席。

我們走出树林，叉走到儿座山头前面，毛主席仰起头，望望这个山头，叉望望那个山头，間了山头的名字，叉观察了山下的地形，然后健步上了一个山头。毛主席站在山頂上有趣地問我：“要是有敌人打来，你当指撑員，你道备占领哪个山头打击敌人？”

听了毛主席的話，我不禁啊愧起来，我对軍事很感兴趣，但不懂；我看了看几个山头，着我簡单的常識，我想，总应該占那个最高的山头吧，居高临下，便于打击敌人，我就：“占那个最高的。”

毛主席却説：“不对。”

毛主席仔翔地告我，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齿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毛主席了很多战术上的間题，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深深地域到毛主席的軍事知識非常渊博，对間題的藏又深又透，起来，却又是那样通俗易懂。

我們就这样随便地看走着，每天从五点鐘散步到七点鐘，目送着太阳下了山，才往回走。

毛主席回到住处，叉开始了他夜間的工作。

有一天，毛主席跟我谈改福音医院的間题。当时，我們这个医院，虽然自一九二七年起已經为紅軍的伤病員服务，但为了到白区購买药品、訂陶报等便利起见，一直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名称。

毛主席：“我們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們把它改成中央紅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付主席填英同志，請示关子創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請示呢？但毛主席，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該通过組，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粗織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了，粗織上同意我們的意見。

我們正要改福音医院、創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想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蒋介石的軍队打来了，你怎么样？”

原来敌人要来打開西了。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地。

“医院呢？”毛主席周。

“搬到瑞金去。”我。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問：“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紀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我感激地回答。

第二天，毛主席就要走了。

我和陈炳辉，还有在医院休养的陈正人同志，把毛主席送到汀州西城門外。路上，我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毛主席在我們医院中住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我对毛主席照颜得很少，毛主席总是叫我去关心整个医院，关心全体伤病具，特别是重伤病員，不要多照顧他；而他对我的教育却是无法计算的，无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那年已經三十八岁了，在这三十八年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也比不上毛主席給我的印象深。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爱、最博学、最伟大的人，那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几年了，但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級战土，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員。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象是黑夜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儿年中没有产生过的，它使我相信自已終有那么一天，能站到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已的一切甚至生命献希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級的先锋队員，一个共产党員。

所以，在这四个月中，与其毛主席是来我們医院中你养的，还不如是毛主席来帮助我們工作的；与其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設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我希望一子跟在毛主席身边，一刻也不离开他。

在路上，陈正人同志和毛主席着話，我默默地走着，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材，慈爱的面孔，把这些印到心底深处。

到了西城門外，毛主席和我們握别，还：“我們很快就会见面。”

“主席，希望快些派人来，我們好快些搬家。”我握任毛主席的手要求。

“好的。”毛主席。

毛主席上馬走了。我們三个人在城門外站着，一·值到望不见他的身影时，才进城。

过了儿天，毛主席派来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筷同志，和我們商搬医院的事。

医院里的工作人員，从医生到护士，全都愿到瑞金去，这就解决了个大問題。伤病員中，除了愈的可以陽院，其他也轉移到瑞金去。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鋪到桌椅，不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我个人購买的东西，我决定全部搬走，献給革命。傅公侠同志表示很欢迎，因为当时红軍中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医院，什么都很需要。

，医院决定搬到江西瑞金的楊岗下。傅公侠同志汞，我派陈炳辉同志跟他一一起去打前站，安排房子，接啦韩移去的伤病具，整理摄去的东西；我留在长汀，负竟搬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八十里路。傅公侠同志派来了一百七十个运翰員，搬了两个星期，才把医院搬走了。

我全家人也随医院到了瑞金。正如我所料，老母亲虽然年起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我一到杨岗下，陈炳輝就来了，他説：“这里原光有个大地主，姓楊，我們的医院就搬在他家的洞堂里。这洞堂很大，有好儿座房子。”“

“哦！带我去看看。”我。

我們走进楊家堂，左边有座楼房，四周还有几座平房。楼房下的大厅作了手术室，旁边是药房，病房都分散在四周。陈炳辉把东西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不一会，毛主席来了！这时毛主席住在离杨岗下二十里远的叶坪，知道医院搬了来，馬上就来了。

我迎出去，毛主席説：“都搬来了？”

“都搬来了。"我。

我請毛主席进了屋，毛主席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后，問我：“你家里人住在哪里？”

“在楼上。”我。

毛主席听了，就上楼去看我母亲，亲切地：“我们欢迎你。”

我母亲被毛主席的关心感动得一面笑，一面流着泪：“主席，谢謝你，谢谢你！”

下了楼，毛主席就跟我工作，他：“这个医院，是我們的第-一个医院，交給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紅色医务学校交給贺誠同志办，你专来办医院。”

“好。”我很感激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我們派郭实秋同志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医院。”毛主席説。

“这太好了！”我很高兴，我知道郭实秋同志是个老革命，他来了，就能加强我們医院的政治领导。

到医院的任务，毛主席：“除了給紅軍看病外，也要給老百姓看病。”这一点过去在长汀时毛主席也儿次强調，因为我們这所医院，是中央苏区唯一的医院，过去不但紅軍中没有正式的医院，就是附近十儿个县里，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員服务。”毛主席严肃而叉温和地对我説。

“我一定好好地为伤病具服务。"我向毛主席作了保显。

最后，毛主席又指示我：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結合进行；要教育大家卫生。

毛主席走后，我和陈炳辉到村里去走了一趟，这里的卫生情况较盖，老百姓都喝池塘里的死水，很容易传染疾病，我们决定先在医院旁一口井，解决飲水调题，再发动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拜向群众作卫生宣传。

不人，郭实秋同志来了。

中央红色医院，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正式创立了，那是一九三三年初。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那时，很多缸軍的伤病員在农村中医治，没有医疗器具，没有医药設备，有些地方只有碘酒，又没有医生，条件很差，老百姓看病也很困难。我們的医院一成立，紅軍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很高兴，：“我們有了自己的医院了！”苏維埃政府的机关报“紅色中华”当时还登了一篇文章，题名“红送給傅院长”，祝贺医院的成立。

，我們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还有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毛主席役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結合給伤病具治疗，

医院成立后，我們就大批接收伤病員，第一批接收了八十多人。

伤員中，有紅軍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炸单片留在腹中。負伤后任在农村中医治，由子医药条件差，伤口化了脓。他被抬到我們医院中时，情况很不好。我們找了一問安静的独立屋子給他住，那里还住着周以采同志。我們采用“保守疗法”，給他排脓、去毒，叉給他打針，补助营养，保护伤口，关征后，他被安全地送到了苏联，取出了腹中的弹片，伤口就好了。

伤真中，还有紅軍第三軍团政委蔡树藩同志。在福建沙县与敌人作战时，他的路膊受了重伤，伤势很严重，从火綫上抬到医院来时，他痛得咬着牙，不断地往里吸气。我們給他治疗了二三个月，伤好后，在长征前出了院。

有-一天，一\~付担架抬来了紅单警卫营营长方强同志，才二十多岁。他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我亲自給他检查了伤口，揭开被子一看，棉衣上渗透了鮮血，我輕輕地解开他的棉衣，衬衣沾在胸口上，鮮血人衣缝里不住地向外流。原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前胸，叉从后背出去，身上被打了个对穿洞。伤口离心脏只有儿分远。当时俺透不过气来，嘴里叉吐血，伤势十分危险。我給他注射了止血药，又平定了他的呼吸，但是伤口怎么治呢？象运样的伤，过去我还没有治疗过，我突然想到了在汀州北山下散步时，毛主席罐的关于松树流胶汁的事，我耳边赠起了儿个月前毛主席的話：“··人也一样，負了伤，有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我有了办法，給方强同志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和敷料，防止感染。叉給他打了止血针，同时采用半卧位静养，充分增加他情营养，使他增强抵抗力，派董以湘护士昼夜照顧他。只辉过了-一个多月，方强同志的伤口就长好了。

对于我們医院中的伤病具同志，毛主席是非常关心的。記得红軍第十二軍軍长伍中豪同志惠急性肺炎时，毛主席天天来看他，一来就坐在伍中豪同志对面的小铁床上，有时摸摸他的额角，试試他的体温，有时給他盖好被子，就好象慈爱的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本来肺炎是要传染的，但伟大的阶級友爱使毛主席没顧这些。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們医院不但想尽办法給紅軍伤病具治疗，而且也一地尽力給老百姓看病。

那时，我白天給伤病美同志看病，晚上講义，給紅色医务学校的同学們罐課，其他医生和护工也很忙，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有一天夜里，我正在講义，有个二十多岁叫毛焕章的老乡提个馬灯进来了。

“傅医生，你快去救救我老婆吧！”他一见我，急得要 哭地説。

“你老婆怎么了？”我急問。

“生孩子，請了个接生婆，一天也没生出来，血流了一床。”毛焕章。

我馬上拿起药箱，带上接生用具，声：“走吧！”跟着他一气跑了一里多路，到了他的家。

我进去一看，他老婆脸色刷白，嘴里不断地呷吟着。我馬上洗了手，戴上橡皮手套，毛焕章点起一盏煤油灯，作了检查。原来接生婆把产妇的子宫弄破了，因此出血不止。我給她接出了孩子，是个女孩，又白叉胖，很好玩；随即用手提住了伤口，縫好了。大人孩子都脱了险，全家人都很高兴。

这事至今已隔二十多年了。全国解放后，我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个人，好象是张至家福，上面有一·对老夫妇，还有三个年輕妇女，七个小孩。原来这封信是毛焕章写来的，照片上的老夫妇，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三个年輕妇女中，有一个抱了个小娃娃，那就是我那次接生的他們的第一个女孩子，那个小娃娃是她的孩子；其他两个年輕妇女和六个孩子是他們后来生的兒女。毛焕章至今还記着我們医院，在信上了很多感激我的話，我救了他一家人。

我看了这封信，拿着信的手好人没有松开，我想：毛焕章啊毛焕章！你哪里知道，我虽然治好了你老婆，接下了你的女兒，但是你应該感谢的却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他决定了我們医院的性質和任务，指示我們不但要給红軍看病，而且还要为老百姓看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关心着你們，关心着全国人民，他就是我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L

毛主席在雩都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党中央委員会驻在离瑞金三四十里的梅坑。一天，我带着医助鐘福昌同志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由于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当时毛主席很瘦，身体不好，組藏上原想派陈炳輝同志去护理毛主席。为这事，中央总务处的袁福清处长和我，已經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一趟，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只要一个医助，袁福清同志和我还是想派个医生去，毛主席却：“現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們的医生叉很少，我自已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我想：虽然我們医生不多，但也有儿个，調一一个医生护理毛主席本是天經地义的事。毛主席最后还是没有答应。这样，我只得在医助中东挑西挑，挑了个鐘福昌。

鐘福昌是共青团員，才十七岁，长得挺壮实，整天嘻嘻笑，脾气很好，技术也不錯。当我經过反复考虑，挑中了他后，就告他，他听了，兴奋得脸都红了起来，

那天，我带着他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一路上，我也为他高兴。能跟在毛主席身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我美慕地看看他，见他很激动，脚步輕快而有点慌张。我一面走一面瞩附他：“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翻心霾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这些話，我已經在这儿天跟他过好儿逼了，这时不知为什么叉起来。鐘福昌嘴角上挂着笑容，一面点头一面説：“我一定好好护理主席，随时向你报告。”

毛主席住在村里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我們一进去，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写东西，桌上还放看-一把小茶壶，和几个土碗。見我們逃去，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毛笔，站起来，我們坐下，給我們倒了两碗茶，又拿出战斗中获的糖果餅干，招待我們。

“主席，我派了一个医助来照顧你。”我喝着茶。

“好啊！”毛主席。

我向毛主席介绍了鐘福昌同志的情况，鐘福昌是江西人，在紅色医务学校里訓出来的，学习成續很好。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轉向鐘福昌，亲切地开他多大年紀、什么文化程度，又問他家中的情况。见他端坐看，也不喝茶，也不吃糖果，象个客人，就拿了一些糖果放到他面前，温和地，“不要客气，吃一点。”鐘福昌一点也不拘束了。又了一会，毛主席叫鐘福昌回去准备一下东西就来，我俩就走出了毛主席的住处。我对鐘福昌：“你看主席瘦得很，以后吃飯睡觉你都要好好照顧。”第二天，鐘福昌背上一个红十字挂包，带了一\~些必需的东西，就去护理毛主席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中央红色医院里給紅軍伤病員看病，突然接到张開天同志的电話，叫我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不知什么事，急急地赶到他那里，谢觉哉同患也在，我见他俩脸上现出焦急的神色。张開天同志一见我，就説：“毛主席病了！”

“主席病了？"我惊地又問了一句。

“是啊！病了儿天了，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聞天同志説。

我听了心一颤，上次去，毛主席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得这么厉害？我来不及多想，：“我馬上就去主席看病。”

“很好！”张天同志和谢觉哉同志同时。

当时毛主席已到雾都去了，离梅坑有一百大十里路。我把医院里的事情交給了陈炳罐同志，把各种急救莉品、听診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等放进药箱，拉出林彪同志我的那头子，上就往雾都跑。

这时虽然是初秋季节，但太阳还很毒，这几天天气叉問热，我在子上拼命地朝前赶，一刻也不敢停留。不一会，全身已淌满了汗，衣服也湿透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热，心里还冷冰冰的。在路上，想到十儿天前的事，我眞懊悔，当时为什么不再坚持---下自己的意见，派个医生跟着毛主席；要是有了医生及时诊断治疗了，不定毛主：席的病不会拖这么多天。这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百万大軍向缸軍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敌人穷凶极恶，不但对我們进行軍事上的围困，而且在經济上也封鎖了我們，企图招死我們，革命正处在非常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中！我們都需要毛主席挑起导红軍粉碎敌人的主要担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可恶的病菌侵袭了毛主席。

我边跑边想，赶了二三小时的路，天色慢慢黑了，我借着月光，续赶路。第二天上午，我在一个小镇上买了碗稀飯吃，又跨上子赶路。

跑了一天一夜，当天傍晚，我到了零都。在毛主席的住处門前，碰到了鐘福昌，我来不及跟他多，就問：“主席在哪里？”

鐘福昌一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見到我，他高兴了，馬上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間，屋里有一张木板起来的床鋪，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还有一张板凳。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鋪一条白洋布单子。毛主席就躺在这张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中，脸烧得通红，比十儿天前更瘦了，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整年整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心，劳果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毛主席听到我們的脚步声，开眼看到了我，声音微弱地：“傅医生，你来了！”

我走到毛主席床前，：“主席，我来了。”

毛主席精神很疲劳，不能多話。我不敢多間，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毛主席的嘴里。毛主席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我焦急地等了五分鐘，从毛主席的嘴里輕輕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无情的水銀柱升到一百零五度(即摄氏四十一度)。我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給毛主席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当时我們没有显微镜，也没有爱克司光，不能驗血和透視，检查只能到这里为止。

为了正确地判断病情，检查后，我招呼鐘福昌到外屋，向他了解毛主席病中的情况。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書黄組炎、警卫員昊洁清、陈昌奉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問：“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簡单地回答了他們一句，就問鐘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鐘昌。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昊洁清。

“有时候昏迷？”

“不昏迷，头痛得厉害。”昌。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征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經驗，我估計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是伤寒，一是恶性糖疾。經过仔細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出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见吐铁绣痰，不象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經过灌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見斑点，也不象伤寒。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疾。据了解，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赞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疾，再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没有蚊帐，可能传染上了这种病。鐘福昌同志虽然給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药量不够，不济事，我作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給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见告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給他打了針，两小时后，又給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鐘福昌多給毛主席喝开水，多换换额上的冷手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間。

黄祖炎已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間里，房里加了～块木板，了个鋪，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連三間，左边一間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間一間是个厅，警卫具同志和鐘福昌住在这里；右边一間就是黄組炎住的。除了厅稍大一点，两边两間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間，坐到鋪上。黄祖炎一边帮我解背包，一边：“你来了就好了，这儿天可把我們急坏了，鐘福昌的药又不頂事。”

我躺到鋪上，：“没有化驗仪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断。”

是塘疾？"黄祖炎問.

“恶性疾。”我。

“这病好得快？”黄祖炎又問，“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见他睡得很安稳，呼吸也很均匀。我踞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黄組炎的床板老是嘛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侧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心里就象扎上了針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没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錯吧？药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腾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見他已經醒了。我間：“主席，好一点没有？”

毛主席轉过身来，用手摸摸额角，：“头輕了一点。”

我拿出体温表，要給毛主席試体温，他問：“你睡得好贱？”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寬心，我撒了个，接着間：“主席睡得好贱？”

“我睡得好。”毛主席。

我給毛主席試过体温，一百零二度，退了点。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輕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吧？”毛主席間。

“退了点！”我兴奋地回答。

我叉給毛主席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象昨天一样，我給毛主席打了一针，叉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一百度，额上的湿手巾拿掉了。当我問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今天威到又好了一点。”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吴洁清給毛主席煮了点稀飯。

我回到黄祖炎的房子里，感到肩上的重担輕了，心里很舒暢。我打了个报告給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識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奎宁，以预防塘疾。

心里輕松了，睡觉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問我：“这儿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

我瞬大眼晴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念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

我拿起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希他检查身体；一试体温，眞是天大的喜事！水銀杜稳稳地停在九十八点四度上（即摄氏三十七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銀，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閃閃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象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消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鐘福昌，告黄組炎，告洁清、陈昌奉，还要报告党中央，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悦，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九十八点四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见毛主席已坐到那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新、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連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米湯，昨天才开始喝了点稀飯，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脸.上没有血色，又瘦叉黄，走起路来都是輕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况，就是一个铁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三天！三天！但是，看来毛主席連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休息。他已經在翻開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责，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現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象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

他見我脸上現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我好了，你放心吧！”

一提到环境，我能什么呢？可恶的敌人連着向我們发动“围剿”，而且越来越疯狂，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把人民永远在他們的脚底下。为了击败敌人，毛主席在重病后都不肯休息。毛主席肩上挑的眞是一付千斤重担啊！但是，我叉想：正因为这样，他应該更加保重身体呀！他却常常只顧工作，白天工作到深夜,深夜工作到天明，第二天睡一会，接着叉是开会、看文件、写文章，常常因为紧张工作，忘了吃飯、喝水，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生病的时候忘了按时吃药。为了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火，烧毁旧中国的暗、腐败，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毛主席真是操尽了心。

我见毛主席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便去打扰他，没奈何，只得悄悄地退了出来。

黄祖炎见我出来，低声地問我：“怎么样，主席的病叉好了点？”

他这一問，我才想到忘了把好消息告他們，我：“主席退烧了。”

“真的？”

“好啊！”

“傅医生，亏得你来了，治好了主席的病，太你了！”

我的一句話把大家都引来了，吴洁清、陈昌奉等都围上来，高兴得説出各种各样感激的話。我想：治好毛主席的病是我的职壹，我只是完成了一项应該完成的任务。但我見到大家的脸上現出了几天来第一次笑容，話也多了，低声地开着玩笑，甚至打起来，我心里和大家一样痛快。

“主席刚好就在工作了。”我。

大家一下叉静下来，担心起来，鐘昌：“前几天，主席已經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主席关心别人的身体，自己总是艰苦工作，鐘福昌到这里来也改行了。”陈昌奉。

这几天没注意，原来鐘福昌身上背上了壳枪，兼做起警卫員来了。

“主席自己身体不錯，用不着多护理他，我只得干点旁的事。"鐘昌。

“傅医生，你跟主席，請他休息儿天。”吴洁清。

“我了，没有用。”我。

“你們知道，主席肩上的担子多重！”黄組炎。

我們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商量好在生活上加倍注意照顧毛主席。我恐怕毛主席工作起来叉忘了吃药，从药箱里拿出三片奎宁，叫鐘福昌-一天三次，按时把药和开水送到毛主席面前。

这天开午飯，吴洁清双手端着一个江西出的土罐，放到我面前，：“主席叫我給你吃的。”

“什么？”

翁

“！”我惊地，“为什么給我吃？”

当时我們生活很艰苦，不用肉猪肉很少见，就是新鮮蔬荣也不常吃到。

“主席你身体不好，要我买了嫩的。”

“主席有？”

“没有，主席就叫买了一只。”

“主席吃什么？”

“还是辣椒、酸荣。”

我心里被感动得不知什么好了，眼睛一热，泪珠在眼眶里轉。我过去得过肺病，身体衰弱，这些，显然毛主席还没有忘記。他自己重病刚好，正需要鷄肉营养身体，但还是象平常一样，吃辣根和酸荣，却买了一只雞給我吃。我怎么能吃这只呢?

“吴洁清，我不吃，你端去給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吴洁清为难地。

·他把土罐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走了。我看看土罐里的嫩鷄，满滿一罐，湯上面浮了一层黄黄的油，是好，但这时要我张口吃，眞是困难极了。想想毛主席，他总是这样关心同志。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叫我去給何叔衡同志看病，当时我們徽获了敌人的一个馬达，一到晚上馬达隆隆地响，毛主席知道我有失眠症，怕馬达声音吵我，特地在很远的地方給我找了一間房子，我住下。这事深深地威动了我，至今还忘不了。現在毛主席又买給我吃。我想啊想的，忽然想到：这恐怕不只是毛主席对我的关心，也是毛主席对我的奖励吧！是啊！当我們在工作中做出一点点成續时，毛主席常常就給我們很大的鼓励。記得一九三三年，毛主席住在瑞金，有一天夜里发烧了，但第二天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識，当晚他把我叫去，对我：“明天我要去做个报告，你能給我退烧？”我馬上給他检查了身体，开了药給他吃。睡了一夜，毛主席退烧了。后来他竟对张聞天等同志半开玩笑地：“叫傅医生看病，可以对他下命合，叫退烧就退烧。”

我越想越多，面前的怎么办呢？

这时毛主席来了，我速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毛主席猜到我要什么，笑着：“你吃吧！你吃！”

着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吃鷄。滿满一大，我一个人怎能吃下去呢？我邀黄祖炎、臭洁清等一起来吃，他們-一个也不肯来，躲得远远的，我只好一个人吃。这只，我一連吃了三天，九顿，才把它报銷了。

这以后，我每天給毛主席检查一次身体，試一次体温，都稳定在九十八点四度。为了防止毛主席重惠这种病，我还是每天給他打一针，吃三片奎宁丸。

从第四天起，毛主席就恢复了夜以日的工作。

我在毛主席的身边住了十天，見他的病痊愈了，飲食也正常了，每顿能吃两腕飯，就准备回医院去。走以前，我走进他的房里，：“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医院去了。”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工作，对我：“你不要走吧，我們买条鱼吃吃，过几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我知道，毛主席买魚又是为了款待我，我怎么能再給毛主席增加麻呢！因此，当天就离开了都。

不久，我們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都这十天，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十天.

长征中的雪里送炭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的一天，我到张開天同志那里去，他对我：“我們要走了。”

“到哪里去？”我着急地問。

“敌人发了疯，想把我們困死在江西，党中央已决定紅軍主力突围西进，只留一部分同志在后方，准备打游击。”张開天同志看看我，：“你怎么样？”

“我跟你們一路走。”我，“党中央和紅軍主力需要医务人具，再，毛主席在都大病初愈，不放心啊！”

“我們欢迎你，”张開天同志高兴地，“但是这件事需要經过中央讨决定，明天答复你吧！”随后，他又关心地問我：“你身体吃得消瞧？”

“没有間题！”我很自然地回答。

第二天，我接到了张開天同志的电話，他：“中央同意了，你准备吧！”

我非常高兴。我知道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西进到哪里？要走多久？能不能再回到瑞金来？都不能确定，就作了远离的准备，把老母亲送回了汀州，因为那里有老家，家里的其他人决定留在瑞金。又买了八个洋铁箱子，准备行动时装上药品和医疗用具。

十月十日那天，邓发同志打电話来，中央局有个同志牙痛，叫我去看看。我本来是内科医生，但那时医生少，外科、眼科、小兒科、牙科什么病都看，有时还給女阔志接生。我接到电話后，带了一付牙錯和一些药品就走了。到了中央局，同志們正在听一个重要报告。·散会后，我給那个同志看了牙。这时中央局里的同志来来往往，都在紧张地整理东西。我正在猜疑，邓发同志对我：“馬上就要西进，你赶快作准备。”

中央局离我们医院有好儿里路，我来不及回去了，急忙打了个电話給陈炳趣同志。陈炳辉是医院里的医务主任，一年前又和我女兒結了婚。我在电話里告诉他，我馬上就要随部队出发，請他給我把内外科各种急救药品和其他必需的药品、手术器具、注射器等等分装在洋鉄药箱中，立即送来。又叫他跟我家里人一下，我来不及回家了。

过了两小时左右，陈炳辉把八个药箱都送来了，除了药品和医疗用具外，还装进了儿本重要的医学書。他又給我带来了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儿件衣服、一口袋漱口用具、手巾和一个行軍壶等。两年前，他跟随毛主席打过漳州，有了些行軍的經驗，所以想得这么周到，

我的小兒子光也跟着来了。我摸摸他柔软的头发，故意地間他：“你来于什么？”

“送爸爸去打仗。”維光眨巴眨巴眼晴，稚声稚气地。

一句話得我和陈炳辉都笑了。

“爸爸只会打針，还没有学会打仗呢！好吧，以后再学打仗！”我，“爸爸走了，你在家里听媽媽的話，还要知道爱弟弟。”

光点点头。

我把医院里的工作簡单扼要地向陈炳輝作了交代，要他好好为后方同志看病。陈炳辉仔細地听着我的話，：“傅院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力做到。”

我又把家托給他照顧。

傍晚，大队人馬出发了。党中央和苏埃中央政府一部分同志在一起，代号是“紅章”部队。这时战斗部队早已出发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但当时我們并不叫它长征，也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遥远的路程。

这天，梅坑村里的几条小路上，挤滿了人，队伍在中間走，路两旁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有的給部队送茶水，有的着帮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些妇女和老太太走进队伍里，往同志們怀里塞吃的东西，嘴里还喊着：“同志們，你們可千万要回来啊！”着説着，眼泪扑地直往下掉。她們舍不得紅軍走啊！

在路上，我看见了在医院休养的周以栗、陈正人同志，他們也来送行，我招手和他們告别，陈炳辉带着光，一直跟着部队送了我一里多路。

沿途，敌人采用堡政策，筑了几万个稠堡，配备了机枪、步枪，用密集的火力封镇我們的道路，同时敌机叉在空中紧紧地盯住我們，叉是炸叉是扫射，非常疯狂。但是敌人是挡不住我們紅軍前进的。部队出了瑞金后，-面战斗一面行軍，不人就西渡信丰河，突过赣州、南雄，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鎖。接着又猛扑湘、粤边的汝城、城口，占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連着突破了敌人的第二、第三道封鎖。

这时候，部队的行动十分紧张，常常在战斗間隙也得不到休息，連着急行軍，赶过封。行軍中，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自从出了江西境后，我还没有见到过毛主席呢！不知道毛主席在这样紧张的战斗和行軍中身体可好，疾复发过没有。想到这些，很不放心，总想到达宿营地后去看看毛主席。但是--到宿营地，大家住得很分散，毛主席又忙着策划部队行动，不好去打扰他。又一想，要是毛主席身体不好，一定会派人来找我的，没有派人来，毛主席的身体一定很好。这样-一想，又放心了。

有一夜，連續走了一百多里路，天蒙蒙亮，大家都很液劳，照例在这种时候，队伍里最沉寂了，平日速最爱笑話的战士，这时也累得张不开嘴了，一心希望前面最近的一座村庄就是宿营地，可是这天却不是这样。我着属向前走，一路上见队伍里有有笑，活跃得很，还不时听到战士們説着两句話：

“喂，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哈哈！”

看到什么了？我心里很奇怪。一路跟着我的警卫具同志也奇怪起来，他忍不住問一个战士：

“同志，你們看到什么了？”

那个战士看了我們一眼，笑着向前面指指，低低地設：

“毛主席！”

“毛主席在前面？”我立即紧了紧疆，向前面赶去。

不一会，就望见了毛主席高大的身材，他步行着，一匹馬默着行李和文件箱子跟在后面。毛主席-一面走，一面向队伍里的几个战士問着什么，那儿个战士笑着回答毛主席，毛主席又看看他們的背包，試試重量，滿意地点点头。

我下了馬，向前面走去。

这时，有位指輝具向毛主席报告着什么，就見毛主席向战士們招了招手，和那位同志一面着話，一面健步往前面去了。

我看见毛主席精神很好，放心了。

十一月中，紅軍渡过了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鎖機。

部队越往西走，敌人的飞机越疯狂，整天在头上嚼叫，就象夏天的蚊子一样。行軍的时候，我們的头上和馬身上都用树枝树叶伪装起来，远远望去，茸茸的，队伍成了一排活动的树行。有一天，一头白子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敌机就来滥炸，身前身后掀起无数烟柱，儿个同志負伤了，子也給炸死了。我們馬上进行急救，給負伤的同志包扎好了，又續前进。从此，我們就很少带白色的牲口了。我这是第一次随軍行动，开头见到敌机，心就发慌，但是一路上遇到的敌机多了，又学到了隐的經驗，慢慢地就无所了。

为了躲避敌机，我們常常日宿夜行，到达宿营地时，大多是黎明时候。这时我們就背上药箱給同志們看病，因为是长途行軍，很多同志的脚走坏了；叉因为常常挨饿，經常吃冷飯，有些同志肚子吃坏了，我們医务人具就利用休息的时間，希他們治疗。看完了病，.再回住地吃飯、睡觉。

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多寬，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寬，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噬地流。走近河边，见河堤足有三四丈高。我着馬走在这条路上，眼晴往河里-一看，就好象站在高楼頂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

部队人多，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路叉窄，不免有些拥挤。我拉住福，想尽快地護馬走过这条窄路，好后面的同志走。知这一带泥土松，馬一失脚,立刻連人带馬跌下河去，只觉眼前象打了个閃电一样，噬地一亮，随后就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只见自已躺在河边上，旁边聚了一大堆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着我，警卫員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一路和我同行的周兴，张然和等同志，也蹲在我身边，急問：“傅医生，你觉得怎么样？哪兒不好受？”

我坐起来，头有点昏，静了一下，哦！原来我掉到河里去了。看看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帽子也給水冲走了，头发上直滴水。見到自已这付狼狠象，我不禁笑起来，叉想到我这一下子不要紧，可耽了大家的行动，連忙站起来，：“没什么，走吧！”

张然和同志还不放心，：“行？找付担架給你坐吧！”

“不用，没伤骨头没伤肉，能走。"我。警卫員扶着我爬上了河堤，我們就跟着队伍糍續前进。

我想起了那匹馬，問警卫具，他：“冲走了。你看这水多急！你幸亏掉在河边上，水浅，没給冲走。真把我吓

坏了，我现在心还跳呢！”

我听了警卫員的話，笑了，：“革命嘛，还能不碰到点危险！我現在都好了，你还心跳什么？”

警卫員不好意思地笑笑，：“知道呢！”

我这匹馬还是刘英同志在途中送給我的，它带着我走了多少崎呕的山路，帮助我减輕了长途行軍的疲劳，現在却被淹死了！馬上还放着我的毯子和被子！这下可糟了，这么冷的天，夜里没有盖的，怎么办呢？

我穿着湿衣服，經冷风一吹，不免打，就加快了脚步，心想走快点可以使身上暖和。知一走快，肚里“咚咚”直响，原来我掉在河里还喝了水呢！眞有点危险。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警卫員：“把我救起来的？”

警卫員想了想，眼晴望着别处，：“大家！同志們一見你掉下了河，好几个人都不顧死活地跑下河堤，下水把你抱起来了。有两个同志过去都不藏，象是連队的战士。”

听了他的話，我真感激这些救我的同志。我看看警卫員，他的衣服也湿了。

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宿营地。

警卫員忙着給我找了点柴火来，帮我烤衣服。一坐下来，我感到头頂上一陣热辣辣地痛，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儿个指头上沾了血，警卫員见了，叫起来：“嘀！·你負伤了！”

“别大惊小怪！不要紧。来，你給我上点莉，包扎～下吧！”我从药箱里拿出药和带。

警卫具正在給我包扎，张開天同志来了，他脸上的尘土厚厚的，看来到了宿营地还没休息，就来看我来了，我連忙站起来。

“快坐下，快坐下！”张开天同志，“头跌破了？身上 怎么样？”

“就是头上破了一点，别的地方都很好，没有問題。”我説。

我刚請张開天同志坐下，毛主席的警卫員来了，他手里抱一条被子，见到我，：“傅医生，你跌坏了没有？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派我来看你。”

毛主席怎么知道了？还派人来看我！我心里一陣热，急：“就是头上跌破了点皮，身体很好，你請主席放心吧！”

他把手里的被子放到板凳上，：“这是主席叫我送来的。”

被子？送給我？这怎么行呢！长征途中，带的东西都很少，毛主席的行李也不多，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就是那一天，毛主席在前面走，警卫員牵了一匹馬跟在后面，馬背上默着他的行李和文件箱，我看到毛主席只有一条被子、一条毯子，現在他把被子給了我，就只有一条毯子了。这样的大冬天，宿营地叉都是偏僻的冷房子，夜里只有一条毯子，怎么能御寒呢？我不能接受这条被子。

“主席給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过两点鐘又要出发了。”张開天同志。

毛主席的警卫員走了，我請他代毛主席的关怀。

张聞天同志叫我抓紧时間好好休息，完也走了。

.警卫員給我搭了个鋪，要我躺着休息一会。

我躺到铺上，盖上了这条被子。这是一条白布被子，被面和被里都是用一种布做成的。我把两手伸在被子外面，手一触到柔软的被面，就不自觉地摸了儿下，一时有股暖气从手上直穿到全身，混身都暖呼呼的。这是毛主席每天盖的被子啊！現在却盖在我的身上。想想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医生、一个革命队伍里的新战土，却得到了伟大革命袖如此深厚的关怀！

自从长征以来，毛主席肩負着互大的任务，带领十儿万红軍和百万凶恶的敌人战斗。一路上，不管敌人的堡政策多么残酷，在毛主席的英明导下，紅軍以少胜多，消灭了无数敌人，打开了一条敌人为无法打开的道路，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湖南，使这一支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毛主席操着多大的心啊！就是在这样繁忙、紧张的时候，毛主席却还象慈母一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同志們，照顧着同志們。长征以来，一路上多少同志受到过毛主席的爱，这是无法計算的。部队在江西打古陂、新田时，有些同志負了伤，被担架抬下来，毛主席見了，走到扭架旁，輕声地問：“同志，你的伤重？”一面把伤具肩旁松开的被子盖严，伤員都感动得流了泪。粗織上为了照毛主席，給他配备了一付担架，但是我却从没见他坐过，毛主席不是把担架镶給有病的同志坐，就是镶給体弱的同志坐。他呢，常常走路，連馬也不常。

这颗伟大的心是多么慈爱啊！

我越想心里越暖，就好象太阳晒在我身上一样。

。躺了一会，全身都有劲了。我起来整理药箱，准备出发。警卫員打来了，还是很好的大米呢！这在长征中是很难吃到的。湖南产大米，我們紅軍一路上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了地主的粮库，把大部分粮食分給工人和农民，一部分当作紅軍的食粮。

我吃了，打好腿，紧紧鞋带，今夜没有属了，要走路，一切更要准备得周到些。

“你刚跌了一大跤，今天夜里叉没有性口骑，·怎么行？”警卫員发愁地对我。

“没有性口就走路，很多人不是都没有牲口 $7^{\mathfrak{p}}$ 我設。

“你身体不好，听人，你得过很厉害的肺病，又有胃病、头痛病，不能和大家比。”警卫具好象給我开診断書一样，了一大堆病名。

“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笑着。

不一会，部队就出发了。

过了儿天，有个挂壳枪的同志，象是哪位负置同志的警卫員，走到我們住房的門口，問：

“博医生是住在这里贱？”

“是啊！找我什么事？”我連忙走出去，心想可能是哪位同志有病了，叫我去看病吧。

“蔡惕同志要我把这头子送給你。”那位同志把身旁的一头黄子往前牵了牵。“太好了，給我吧！”我的警卫員一下从屋望跳出来，从那位同志手里接过了疆

我叉一次为同志們的关心受到极深的感动。

·我骑着子，带着毛主席給我的被子，随着部队粮前进。一路走，一路想：在我們革命队伍里，眞是处处充滿了伟大的阶級友爱啊！越是在限苦的环境里，越使人感到这种友爱的深厚和温暖。

我的入党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随部队长征到川北下打鼓，这一带尽是高山，山上空气稀薄，人往山上爬，越爬越喘不过气来，头发胀，全身献棉锦的；上山前蹦了几条河，脚叉肿起老高，走起来很费劲。·

在一座山填上，我见到了一个女同志，她双手捧着肚子，痛得直哼哼，原来她要生产了！山上一点遮盖也没有，怎么能在这里生产呢！我扶着她往山下走，想找一間房子，給她接生。可是走了十儿里路，除了山还是山，連房子的影子也见不到，她痛得走不了，.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我身上也没有力气，累得滿脸通红，额上黄豆大的汗珠直冒，全身似乎都腕木了，只是机械地移动着腿。我想，不管怎么样，决不能把一个同志丢下。我本想安慰她儿句，要她再忍一忍，不定前面会有村子，可是山上不宜开口，开了口消耗了体力更走不动了，我就做着手势，指指前面，扶着她叉走了几里路。下了山，才见到了一个牛栏。就在牛栏里，我給她接了生。孩子生下后，我想，产妇应該吃点东西啊！可是牛栏里除了有些乱草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我摸摸身上的干粮袋，还有一些青稞粉呢！我馬上倒出了一碗，用一只脸盆煮給她吃了。在牛栏里我守了她三天。第四天找到了部队，用一付担架把她和孩子抬走了。

回到部队不人，我被調到总司今部去了，因此暂时离开了毛主席。

总司合部在张国錯路綫的颌导下，没有糍續北上,却从川北南下了。到一九三六年，中間叉反复过了两次雪山草地，到达了甘肃。这时，毛主席所颌导的部队，早已到达了陕北。

一年多没有见到毛主席，惦記得很。到了河蓮湾，知道毛主席住在陕北保安县，我馬上写了封信，托蔡暢同志轉寄給主席，向他問好，又报告了路上的情况。

十月間，毛主席派彭德怀同志来接朱总司合。总司合部往保安出发了。这次行軍，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想不人就可以見到毛主席了！

保安是个小县城，在过雪山草地后，这可是我們所經过的第一个大地方了。城内的街道虽窄，却是用石子鋪起来的，刚翻过高山峻岭，現在走在这石子路上，比走柏油馬路还觉得平坦。城内热得很，先到的同志們都来迎接我們，街上还搭起了牌坊，街两旁的墙上贴了红红的标語。我象进了大城市，又想看这，又想看那，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那是鐘福昌！我正要喊他，可是一晃他就过去了。我赶紧挤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回头見到了我，一下就抱住了我，又惊又喜地大喊起来：“哎呀！是你，傅院长，你来了！”

經过长征，同志們又见了面，就象是隔了一世又重逢一样，眞是难得啊！我激动得不出話来，只是連連点头。我細細地端群他；长高了，脸瘦了，黑了，身上已穿上了棉衣，还是挂着枪，叉当起警卫員来了。

“傅院长，长征中，我們常想，你身体那么坏，能走过来？”鐘福昌直爽地笑着。

，“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我握住他的手，“你怎么样？病过没有？”

“我很好！”鐘福昌挺了挺胸脯。

“走，带我去看主席。”我拉着他往前走。

鐘福昌带我穿过了街道，走到一座山脚下，那里有儿个窑洞。鐘福昌指着一个窑洞：“主席就住在这里。”

我快步走进窑洞，里面光不大好，是个石窑洞，只有一个窗户。毛主席穿一身旧棉衣，正坐在一张黑漆漆的旧桌子旁，低头写东西，听到我的脚步声，抬起头，一见到我，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无限亲切地説：“你还活着！好！”

我激动得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很人没有放下，連速地回答：“主席，我活着，活着！”

坐吧。”毛主席移过一张板凳。

我坐在板凳上，两限紧紧地盯着毛主席，见他精神很好，脸色黑黑的，我心里很高兴，問道：“主席路上身体可好？”

“我很好。”毛主席笑着。

“疾复发过没有？”我又問。

“没有，什么病也没有生过。”毛主席一面回答，一面在桌上提起一·把茶壶，往-一个土碗里倒了杯开水，递給我，我双手接过来，喝了一口。

“你身体怎么样？”毛主席的眼晴里含着深切的关怀，望着我，“我很担心你啊！”

听了毛主席的話，我深深地感动着，：“我还好，”

“你的信，我收到了。"毛主席又。

接着，毛主席又間了路上的一些情况。这时，已到了开晚的时候。毛主席留我吃晚飯，我也没有客气。他还特地叫警卫員給我煮了面条。吃过晚饭，毛主席见我身上还没有穿上棉衣，叫黄租炎同志給我去，

第二天，我就穿上了新棉衣。

不人，“双十二”事变爆发了。当我听到张学良趁着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等在西安开軍事会識的机会，把他們拘留起来的消息以后，高兴极了，我想：张学良干得真痛快！杀了这些反动头子，革命就好办多了。一天，毛主席在红軍大学門口的草坪上給我們作报告。毛主席，应該释放蒋介石。我一听，眞奇怪极了，好容易抓住了他，为什么要放他呢？我細地听毛主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情况，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团結国内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一战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叉設杀死一个蒋介石没有用，会出来第二、第三个蒋介石的。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我才恍然大悟，我原先的想法多么簡单啊！

那天，我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突然和我到我的家，他：“你两年多没有和家通信了，不知家里情况怎样？”

“在长征途中，我听人，敌人在通我。他們是在敌人的报上看到的消息，实际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我説。

毛主席想了想：“你写封信回家吧！”

“能通信？”我奇怪地問，因为当时我們同外地的邮寄已經断艳了。

“周恩来同志最近要到西安去，托他带到西安去寄。”毛主席給我想着办法，又説：“还可以寄点钱去，不要多寄，先寄一点試試。”

毛主席想得多么周到啊！家里的事，这两年来我也會不止一次地想过，有时也想写封信回去問問，但又想，环境这样紧张，信根本寄不到，也就算了。知毛主席却給我想出了好办法，还要寄帮助我家。

，这天晚上，我写了一一封信，交給毛主席，毛主席轉交給了周副主席。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們从保安轉移到延安。我收到了家中的回信，滿是不幸的消息：我母亲死了，陈炳輝和我的大女兒蓮（陈的妻）也牺牲了！家中的房子被敌人拆掉了。三个孩子跟他們的媽媽住在汀州，就靠她当小学教具的一点薪水过活，生活相当困难。想不到离家仅两年多，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敌人眞是残酷啊!

我把家中的情况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很惋惜地：“陈炳輝也死了！"

“是啊！”我一想到陈炳耀～—-这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人啊！心里非常难受。

“你母亲怎么死的？”毛主席又关心地間。

“国民党炮击汀州，母亲年紀大了，吓死的。”我。

“雉蓮呢？”

“信上没有。”

毛主席在窑洞里来回走了几步，象是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站在我前面：“你家中生活很困难了，每月寄点鐵去。”

“不好增加粗織负担。”我。

“这没有什么。”毛主席，“这里往外汇鐵不方便，这样吧：三个月寄一次，一年寄四次，你看怎样？”

我愈激还来不及，还会有什么意見呢！

毛主席走到桌子旁，坐下来，提起毛笔，写了一封信給中央粗織部，請他們每三个月給我家补點一点钱。我当时眞是又惭愧又威激。

从此，粗上定期給我家寄，一直寄了十几年，直到北京解放时，家中有政府补貼了，才不寄。：

在延安，我負对毛主席的保健，天天去看他。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他正在写东西（那些日子，毛主席正忙于颌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我每次去，他差不多都在提笔写东西，这天，也不例外)。我一进去，他就放下了手里的笔。

“主席今天还好？”我走到他桌旁，問。

“很好。”毛主席站起来，“你坐下。”

毛主席象有什么事要对我。

我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后，毛主席对我：“局势很紧张啊！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估計日本帝国主义很快要占颌武汉，威胁西安。你准备一下，到西安去买一批，药回来。”

“好啊！”我。

我間了一些情况，毛主席作了具体指示。这时，毛主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对我説：“傅連障同志，我看你可以人党了。”

“人党？”我兴奋得甚至不相信自已的耳朵了。这是我十几年来昼夜期望的一件事啊！特别是遇到了毛主席以后，这个念头象一粒种子落到我心底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結果，任何风暴都动摇不了，但是由于旧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自己叉努力不够，缺点很多，所以我还没有跨进党的行列中去，但是我的这个志始没有熄灭，我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那么一天，党会把我吸收进它的行列中去的。我耐心地等待着党对我任何严峻的考驗，在这十儿年中，党一直关心地培养着我，我虽然不是一个觉員，但在江西时，医院里的很多支部活动，郭实秋同志都吸收我参加，我受到教育。党中央召开的一些党内的报告会，也我去听。长征途中也是这样，組織上吸收我参加了很多支部活动。毛主席更是长期地教导我，时刻关心我的进步。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我也常常以党員的标准来要求自已。我总是这样想：既然已經了解到共产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我就要終身从事这个事业，把全部力量献給这个事业，这样，才不算白白地活了～生。但是十儿年来，我-一值只是在心里想，没有把这个要求提出来。知道今天毛主席出了这样一句万分珍貴的話！

毛主席文看看我，无限关怀地对我就：“现在没有行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證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

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我激动得眼眶热热地，一时呆呆地望着毛主席，心里沸腾着，隔了一会，才呗呗地：“我就去。”

我走出毛主席的窑洞，就沿着西山边到陈云同志住处去。陈云同志是当时的中央組織部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一。这天正是一：个晴天，初夏的天空蓝得耀眼，西山上绿茸茸的，还开着各种野花，包着羊肚子手巾的老乡，手里拿着羊鞭,正在赶着一群群的白羊,在山上放牧，有的还唱着悦耳的陕北民歌。清清的延河蜿蜓在路的一边，凉风吹来，河水漾起层层微波，吹乱了映在水中的宝塔的倒影。延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永远！我心情舒惕地看着景色，一面跨着輕快的步子往前走。

陈云同志住在西山山坡上的 $\twoheadrightarrow$ 座独立窑洞里。我走进去，他也在埋头写东西。我：“陈云同志，我来找你我的人党問題。”

“好啊！”陈云同志笑容滿面地。

我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并把我的历史、家庭、思想情况，跟他了一遍，特别了我的信教問題。大革命以前，.我是基督教徒，但是实际上我并不信教，我小时侯：父亲在汀州做工，到教堂里去听英国牧师传教，后来英国牧师要我到他們办的福音医院中去学医，父亲为了使我得到学习机会，也为了有碗饭吃，带着我母亲和我人了基督教。这事过去在汀州时我跟毛主席过，仙知道我們信教是为了吃饭。陈云同志耐心地听着我的話，有时点点头，有时叉提出一些問題問我。

我完后，陈云同志：“你人党没有問题，现在你先到我们党的干部訓辣班中去听一个时期課，好不好？”

“太好了！什么时候去？”我。

“明天就去吧！”陈云同志，“訓棘班就在这山脚"下的城隍庙里，你早去晚归，在那里吃午飯；一面听課，一面帮同学們看病。”

“好的，我明天就去。”我站起来。

“有什么問題，可以經常来找我。”陈云同志十分亲切地对我。

第二天开始，我就到城隍庙去听党課。当时参加学习的同学有些是地委一級的于部。課程有党的建、政治經济学等。由李富春、王寿、徐冰等同志输流报告。听了报告，有些問题我还不清楚时，就去問陈云同志。每次，陈云同志都耐心地告我，給了我很多帮助。有时，他还留我吃飯，一面吃飯：一面还跟我。

七月，陈云同志对我：“你赶快到西安去买药，最好再請几个医生来这里工作，不管哪一科的都行；回来再听課。”

陈云同志的話提醒了我，一两个月来，我一心想着入党的事，竟把买的事放在脑后了。看我这个人！

第二天，我就坐了一-卡車到西安去了。从延安到西安，本来只要走一天多，可是这-卡車，只能頂牛車用。第一天走了三十里路，就走不动了，修了好人。第二天也是这样。这时天气热得不行，我心里又急，每天汗流淡背。半路上,有时走到野外,天黑了，車又坏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的房子，只能露营在野外。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共走了四天，才到了西安。

我找到八路軍办事处，在那里住下了。办事处主任是林伯渠同志，我把任务和他了，他就帮助我买了儿十箱药，可是找不到医生。当时西安的很多医生都参加了缸-十字会，而且都了队,不能走。好容易找到了一个牙医生梁智，他答应到延安去。过了几天，我正准备回延安，陈云同志打来了电报，吴玉章同志从法国回到了西安，得了病，要我帮他把病治好，再和他一路回延安。这样，我在西安叉住了一些日子。

八月底,我和哭玉章同志一起回到了延安。不人，梁智也米了。

我先到陈云同志处作了报，又去看了毛主席。后来叉在訓棘班听課。

九月七日的早晨，我一到城隍庙，訓辣班的王德主任就把我叫到德办公室去，他从抽履里拿出一张用粗纸印成的入党志書，笑着：“你可以填表了。”

我双手接过了表，細心地看了一逼，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坐下来开始填表。王德同志怕我不知道怎么坝，站在我身边指点我。我把十儿年来的望和一片真心填在表上。埃到證明人一栏，我想，最了解我的是毛主席，我問王德同志：“明人可以写毛主席？”

“当然可以。”王德同志。

我在这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毛澤东”三个字。另-一个明人，我写了陈云同志。

我把表填好后，交了王德同志。

一下课，我就跑到毛主席那里去，告毛主席：“今天我填表了。”

“好啊！"毛主席也为我高兴。

“證明人我写了你。”我。

“好！你的历史是我最清楚。”毛主席。

毛主席又教导我，要我在人党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我把毛主席的話印在心里。

过了儿天，我被通过和批准入党了。訓棘班的同学們都来祝賀我，一会兒这个来和我握手，一会兒那个来和我握手。进了課堂，很多同学都望着我，有的对我笑笑，有的向我点点头。我是十分兴奋。

第二天，我叉把填表的事告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也很高兴。这几个月来，陈云同志为了帮助我入党，费了很多心想，他那深切地关心人的作风，使我很感动。我感谢了他，他却帮助同志这是应該的。他又跟我了很多，特别要我人党后注意团結，陈云同志：“党員最主要的---个任务是团秸广大群众，一起前进，搞好革命工作。”

我于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实現了自己的政治望，成了一个共产党員！从-一个旧知識分子到一个共产党員，中間有着相当长的距离，而要走完这段路程，单靠我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是党和毛主席，象母亲引导兹子一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着我，給我力量，使我于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路程，跨进了无产阶級先锋队的行列。

这些日子，成了我最幸福的日子。我获得了最宝貴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經四十四岁了，就好象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滿了年輕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一百岁也是青年，我一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年起大。在我的面前，摆开了一条广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着这个目标，一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远不停止。作为一个党員，我为应这样。同时我也感到人党后肩上的任务更重了，而自己身上还有不少缺点，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才能完成党交給的任务。这是光荣的责任！我默默地起着誓：“党、毛主席，我决不会辜負你們的教育和期望！”，

革命的青春

一九三○年夏天，天很热。夜里，陈炳辉从医院回来，洗了个澡，告诉我：“今天下午，从乡下抬来个学生，給民团开枪打伤了腿，伤口已經化脓了。我給他换药，他痛得头上直冒汗，可-声没喊，眞能忍痛。”

“民团又开枪打人了！"我正在灯下清点报，給毛委 具 $\mathfrak{o}$ 写信，听了陈炳輝的話，放下手里的笔，，“他是哪 里来的？”

“曹坊的，他父亲是个地主，今天也来了，大热天还穿件长褂，见了人打恭作揖，讨厌得很。”陈炳辉，“这个学生看来也不喜欢他父亲。老头子临走时对他嘱咐这嘱咐那，还要他省着化钱，这个学生没好气地説：‘知道了，你走吧！’”

“伤口厉害？”

“小腿上一个对穿洞。”

“住在哪个病房？”

“大病房，和红軍伤病具住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我給病人看过門診后，走进大病房，着床位看了几个紅軍伤具的伤口，就見到了这个学生。他很年輕，約模有二十来岁，长一头鳥黑的头发，一对亮亮的眼睛，高鼻梁，方脸，脸色虽然有点套白，但精神还好。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紅軍战上講什么，脸上还挂着笑容。我輕輕地走过去，那个战士見到了我，对他説：“这是傅院长，你还没见过吧？”

“没见过。”他看看我，笑着想支起上身和我招呼。

“快躺下，别碰痛了伤口。”我走上去扶住他的身子，帮他躺好。

“你叫什么？是給民团打坏的？”我問他，一面給他检查伤口。伤口挺厉害，骨头也打坏了。

“我叫曹国煌，在省立第七中学念書，这次回乡下去过暑假，給民团打伤了。”提到这事，他脸上露出生气的神色。

“民团为什么打你啊？”我問。

“这帮土匪！他們經常打人的。他們在乡下东西，打老百姓，什么坏事都于，要是反对他們，就你是共产党。他們我也是共产党，拿起枪就給了我一家伙！”曹国煌越越气，“我心想：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要不然一个个都把你們宰了！”

“总有一天，我們会消灭他們的！”那个战土。

“这位同志得对，他們的日子长不了。”我。

我怕曹国煌累了，不再和他多話，叫他好好休养，就走出了病房。我想，这青年人倒有股劲，挺惹人爱。我叫陈炳辉好好照顧他：

三个多月后，曹国煌的伤口长好了，因为骨头断了，走起路来有点跛。

有一天，我走过病房，看见他两只手里端了两碗，正往病房里走。我开玩笑地：“怎么，怕飯没有了，还用两个碗盛。”·

“不是我吃的，是給紅軍同志盛的。”遭国煌站住。

“哦！这么是我錯怪你了，你是在义务劳动。"我笑着，“你的腿怎么样了？可以出院了吧？”

“傅院长，我正要找你这个事，請你等一等。”他把饭很快送到屋里，出来：“我不走了。”

“不走了？"我奇怪起来，“你的伤好了。”

“我不想走了，我想在这里跟你学医，你行？”曹国煌眞地。

“你怎么想起学医来了？你不是在学校念書？”我招呼他到办公室去。

“不去念書了，想学医，象你們一样，給紅軍伤病具看病。这工作多有意思！”曹国煌跟在我后面，“边走一边説。

“你想得很好。”我。

走进办公室，我請他坐下，严肃地对他：“学医不是 $^*$ 一件很容易的事，你不会牛途而废？”

曹国煌忽地站起来，象受了侮辱一样，脸红紅地：“傅院长，我决不是那种人！”

“那好！”我很高兴，但叉想起了他的家，問他：“你父亲能答应？”

“他管不了我。”提起父亲，曹国煌象有满肚子意見，“有这么个父亲，我眞倒霉，他脑子里尽盘算怎样多收些租米、多弄些钱，把农民可害苦了。以前，我还不懂这些，以为他挺好，养着我。紅軍来后，經常講地主怎么剥削农民，慢慢地，我明白了，原来我父亲是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我怎么能和他走一条路呢！你收下我吧！”

我想了想我們医院里的情况，自从去年红軍消灭了国民党郭愿部队、解放了汀州后，我們医院里有些医务人具觉悟低，有的上广州，有的到上海去，不呆在汀州了。医院里又接收了很多紅軍伤病員，人手少，照顧不过来，很需要增加些人。曹国煌的思想较进步，对紅軍好，收下他，对我們工作有好处。我想了一会，对他：“好吧！你就在我們医院里学医。”

“你答应了？”曹国煌兴奋地間。

“答应了。”我笑着论，“回头我叫陈炳輝带你上我家去，你就住在我家，和陈炳輝一起。”

“谢谢你！谢谢你！”他激动得抓住我的手。

曹国煌就这样留在我們医院里了。

医院里人手少，曹国煌一面学医，一面就跟陈炳辉給紅軍伤病具换药，洗伤口，做些簡单的护理工作。陈炳辉比曹国煌还小三岁，才十八。两个人都住在我家，和我睡一間房子，我和陈炳辉合睡一张木床，曹国煌睡一张行軍床。他俩同进同出，不人成了好朋友，在工作上，他俩都很积极，对紅军伤病員特别关心，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顧着。那时我們医院里有个赤卫队队长，負了重伤，身上、手臂上、腿上好儿处伤口都化了脓，一走近他身边，就有一\~股强烈的臭味,陈炳辉和曹国煌每天細心地給他排脓、洗伤口、上药，换下的满是脓血的韧带，也由他俩洗，这样做，他俩毫无怨言。有次陈炳辉逗曹国煌：“你給紅軍伤員看了病，白軍来了要杀头，你不怕？”曹国煌：“怕就不来学医了1”

那时汀州是游击区，有时紅軍来了，有时紅軍又走了；紅軍一走，白軍就来了。曹国煌来了几个月后，听紅軍叉要走了，我們就紧张地一部分伤口快好的紅軍伤員出了院;又給一部分伤員化装成老百姓，把他們送到乡下老百姓家去养伤；还有少数重伤員，没法轉移的，仍住在医院里。为了掩护他們，白軍一到，我就利用基督教会医院院长的身份，去拜了县长，声明我們医院是教会医院，做慈善事业，“国軍”来了給“国罩”看病，紅軍来了給红軍看病；又明我們医院里还有几个红軍伤具，請县长和“国軍”方面联系，决不能来捕杀他們，否则就违反了世界紅十字会规章。那个县长以为我眞的只是做慈善事业，又不敢违反国际规章，只得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家里，我也收拾了一下，把-些該收藏起来的东西都收藏好了。

自从白軍一来，曹国煌每天从医院回来，不象过去那样高兴了，老是数着眉。一天夜里，我問他：“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实在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曹国煌恨恨地。

“什么看不下去了？”我問。

“傅院长，白軍一到，我們江州就成了阴惨地！你看，他們不是劫，就是杀人。今天，我从医院回来，又看見他們在抓人了！”曹国煌坐在行軍床上。

“是啊！国民党部队做这些涡国殃民的事，是叫人气惜。”我坐在藤椅上，自言自語地，“白軍一来，更感到离不开紅軍了！”

“."曹国煌双时抵在膝盖上，双手抱住了头，把一头鳥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默默地想着什么。

我走过去，挨着他坐在行軍床上，对他：“光气慎是不够的，我們应該斗等啊！”

“斗筝？怎么斗争呢？"曹国煌抬起头，望着我問。

这时候，陈炳辉也丛医院里回来了，所了我們的話，潘进来：“斗争就是斗争骗，做对紅軍有利的事，对白軍不利的事，这就是斗争，傅院长，你对？”

“可以这么。”我点点头。

“你别看白軍凶得象恶狼，它是欺怕硬，去年的事，現在我还忘不了。”陈炳辉。

“去年什么事？”曹国煌好奇地問。

“去年，白軍的一个排长带了十几个士兵来抓傅院长，他是共产党，可是没搜查到證据，只得走了。临走时，走了一块表、儿十块大洋和一把布伞。当时，傅院长就把他們拦住了，要他們还出这些东西，否则就要到‘蒋司今員’那里去告他們。”陈炳輝噗一笑：“其实傅院长根本不識什么酱司合員、醋司合員的，只是吓吓他們。知那个排长来了个紧急集合，叫几个士兵解开衣服，一查，没有东西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冒一头汗，东西哪里去了？那个排长态度强硬起来，可是傅院长比他更硬，肯定是他們拿了东西，不还就要去告。那个排长没法，临走时偷偷地把大洋丢在墙角里了。第二天，白軍的一个团长还来好話，什么‘弟兄們参差不齐，看在鄙人脸上，别去告了。后来差一个馬弃送还了表和布伞。”

“于得好！”曹国煌跳起来兴奋地説，“白軍一个子兒也没捞到。”

“当时我所以这样做，倒不是为了那些和东西，是怕以后他們再来找我麻。”我解释道，“当然这是件小事。

我們的斗争是复杂的。对敌人，我們要恨，但光恨是不行的，还要冷静地找各种机会和它斗争，这才对人民有利。”

“傅院长、小陈，你們得对！你們給了我很大的启发。”曹国煌的眼睛閃着光。

过了几天，我从書柜的夹板里面，拿出瞿秋白同志著的“新社会观”，借給曹国煌看。

曹国煌一下就被这本書吸引任了。每天晚上一回来，就在灯光下讀到深夜，連續地讀了几遍。

那天夜里，我問他：“这本書怎么样？”

“这眞是本好書！”曹国煌怀着深情，拿着这本書“讀了这本，我的眼睛好象亮了很多，我知道了許多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我看到了摆在我前面的一条光明大道。它就象一把神話里的匙，打开了我脑子里的一把铁鎖，我了解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級专政、共产主义····我了解了无产阶級革命是多么伟大的事业！我們要为了人民大众，創造一个最合理最美好的社会一一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候，阶級消灭了，刹削消灭了，人人劳动，人人过幸福生活，哎哈！宾是太美了！”

“这确实是本好書啊！我會經讀了几遍，它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人生道路。我一直把它保存着，白軍几次来，这本書都没被他們搜查去。"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想！南昌起义后，我看到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紅軍，正是-一支为实現这个伟大理想的斗筝的革命武装，它不惜一切地和敌人英勇斗争，越打越大，我从心里爱上了它。”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軍队。”曹国煌。

“我們既然有了正确理想，就要为实現它而斗争！目前，我們就要好好地支援紅軍，这就是革命工作。”我。

曹国煌連速点头。

紅軍走后，我們的很多活动只能轉人地下了。紅軍方面和我联系的只有一个人，叫罗旭东，在邮局里当邮差，是个共产党員。每天，他背个邮包，給我送来四份报。这时候，他就趁机向我作些指示，我也向他囊报情况。他来的次数多了，曹国煌和陈炳罐也和他熟了，他一来，只要他两人在，就自动到門口去放哨，防备意外。

我們的四份报，都是送給毛委員看的。当时，敌人封鎖了我們的消息，紅軍又没有电台，毛委具要了解国内外形势，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力量，很需要敌人的报作参考。为了夺取敌人的报，过去會派一个团的紅軍去和敌人作战。一九二九年，紅軍到了汀州，我了解到报的重要意义，就訂了上海的“申报”、“新開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送給毛委員。白軍来后，不能公开送了，就秘密送。每隔两三天，我把这些报用旧报卷起来，里面夹上一张便条：“毛委員：送上报瓶 $\times$ 份。郑爱群。”郑爱群是我为了送报起的假名，通过秘密交通站送去。毛委具收到报后，也經常通过秘密交通站給我写回信，信上这样写着：“ $\times$ 月 $\times$ 日，报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澤东。”这些回信，大多是毛委員用毛笔写在毛边上的。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卷报，曹国煌問我：“傅院长，你經常寄报，給寄呀？还卷得这么好。*

我笑笑，説：“你猜一猜。”

曹国煌想了想，摇头：“猜不着。”

“給毛委員。”我低声告他。

“給毛委員寄的？”曹国煌惊奇得眼晴瞬得大大的。

“是啊！”我笑着。

我把毛委具怎样需要看这些报告了他。他兴奋得拿起这卷报反来复去地看着。过了一会，他望望我，想什么，可是没有开口。我問他：“你为什么不話？”

“傅院长，以后我来卷这些报成？”

“成啊！你帮我卷吧！”

由于我对他的信任，曹国煌兴奋得脸上挂滿笑容。当时就把已卷好的报小心地藏到柜子里去了。

我們都睡了，陈炳辉也回来了曹国煌問我：“傅院长，你见到过毛委具？”

“见到过。”我。

“在哪里見到的？”曹国煌美慕地間。

“我也见到了，就在我們医院里。去年毛委員到我們医院来了。"陈炳輝着。

“真的？”曹国煌似乎还有点不相信呢！“毛委具到医院来干什么？”

“还你？"陈炳辉，“他是来看紅軍伤病具的。我現在还記得很清楚呢：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灰軍装，光脚穿一双旧胶鞋，見了我們，就和我們握手。他去看望伤病員同志，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他問伤病員同志伤口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一颂能吃儿碗饭?問寒問暖，就象个父亲。”

曹国煌听得出了神，嘴里不断“哦！哦！”地应着。

过了一会，曹国煌惋惜地：“我要是早来一年，多好啊！”

“怎么？你还嫌民团把你打迟了？”陈炳辉故作惊奇地。

我們听了，都笑起来了。我对曹国煌：“紅軍很快就会打回来的，那时候，你就可能见到毛委員了。”

“嗯！我也相信，我一定能見到毛委員的！”曹国煌十分有信心地。

“毛委員可不敢见你。”陈炳辉。

“为什么？”曹国煌着急地問。

“他怎么忍心你早一年挨民团的枪子啊！”

曹国煌知道陈炳辉又在識笑他，随手在床头拿起一个铅笔头，扔向陈炳辉，“督”的一声，鈴笔头正中陈炳趣的额角。曹国煌哈哈大笑起来，：“看你还挖苦不挖苦人了！”

“好枪法！”陈炳輝中了铅笔头，还調皮得不人。

我看看时間晚了，对他俩：“别了，睡吧，明天还有事呢！"随手熄了灯。

从此，曹国煌每隔两三天，吃晚飯时就留下一小团米飯，夜里帮我把报新整理好，卷紧，用旧报封得严严实实的。第二天，我就把报交給罗旭东，由他秘密轉送給紅軍的交通站，再送毛委員。

一天，我們正在吃中飯，我的侄子傅彬突然来了。他是在去年参加了紅軍的，

“你怎么来了？"我奇怪地間。

“跟部队打回来了。”博彬年輕的脸上露着喜悦。

紅軍打回来了！

我們都很高兴，馬上添了付碗筷，叫他坐下来一起吃飯。我們一面吃一面，还没吃完飯，突然听到街上先后响起了两种号声，彬忽地站起身来，：“怎么？我們馬上要撤退？哎哟！敌人来了？”正要往外走，陈炳輝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不得了啦，白軍把我們家包围了！”

話音刚落，四个白軍端着枪进来了，一见到穿红軍軍衣的雜彬，直扑过去。我见事情来得突然，一时无注掩护他，又不知道白軍的全部来意，急忙向陈炳辉使个眼色，：“还不快拿药箱！王司合員来电話，要我去看病。”

陈炳辉連忙拿起药箱，跟着我往外走。走到門口，見外面有十几个白軍端着刺刀守在門口。有个瘦猴似的白軍狗吠似地贼：“不准出去！”

“去給你們司合員看病。”我瞪了他一眼，故作鐵静地边边从刺刀縫里走出去，陈炳辉紧跟着我。那个白軍信以为真，开了道，

这一天，我和陈炳辉躲在外面，心慌意乱。夜里，曹国煌来了，他：“維彬被杀害了！”

原来維彬被逮捕后，在街上就被野兽般的白軍刺了几刀，血流滿了街，但彬英勇不屈，一路痛白軍，当天，就被拉到南教場一一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士的地方，反动派惨无人道地把維彬剖腹杀害了！彬临死前，还高呼着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昕到了噩訊，我心里悲痛万分。彬今年才二十多岁，从小就是个好孩子，汀州解放后，自动参加了紅軍，离开了家庭。在部队里，他英勇战斗，完成了各种任务。離知道他这么年輕就遭到了敌人的毒害！

过了儿天，看看家里没事了，我和陈炳趣回去了。夜里，我們三个人也不想眶。曹国煌激情地：“国民党反动派簡直是杀人魔王！"

“雉彬死得有骨气！”陈炳輝独自默默地。

“今后的斗争更残酷了，我們应該学习他宁死不屈的精神。”我对他們説。

“可惜你没见过他一面。”陈炳辉对曹国煌。

“没見过他，可是我已經識他了！”曹国煌大声地，“敌人是杀不完我們的，我們一定要給他报仇！”

不久，又传来了我堂弟傅連彪英勇牺牲的消息。他是个共产党員，一直在汀州做地下工作，不幸也被敌人逮捕杀害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我們的活动也更隐蔽了。但是隐薇并不等于消沉，在敌人的心脏里，我們更加积极地工作。

罗旭东还是每天来送报，有一次，我跟他起了曹国煌，我：“这个青年，一年来思想进步很快，对革命对党都有较高的識，你看他是不是可以人党？”

罗旭东想了想，：“他和家庭关系怎有？”

“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自从他学医后，經济上完全由我負担，他父亲来了信，他也不回信。他和他父亲走的是两条路。”

“好吧！我請示一下上级党再决定。”罗旭东。

当天，罗旭东又找曹国煌谈了一次話。

过了几天，罗旭东来：上淑党批准曹国煌入党。

曹国煌兴奋得觉也睡不着，这天深夜，我从医院回家，見他还没有睡。他見了我，激动地：“傅院长，我不知該怎样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是一\~个别削阶級的子弟，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使我有了新的生命。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地为党工作。傅院长，有什么任务，就交給我吧！”

“好！我贺你的人党，希望你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我握住他灼热的双手。

为了做党的工作方便起见，我給曹国煌起了个假名，叫黄为誠。

不久，陈炳辉也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一年，敌人越来越疯狂，但是紅軍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各个击破敌人，消灭敌人，紅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在医药上的需要也增多了。当时紅軍所需的医药，除了在战斗中从敌人手里夺取外，主要的来源就是我們通过邮局，从上海邮寄来，再法运紅軍。但是自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汀州成了巩固的苏埃区以后，敌人对我們实行了經济上的严密封鎖，通过邮局只能邮寄小包药械，不能滿足紅軍的需要，我就想派人到上海去买。派去呢？我想到了曹国煌。

我把他从医院里叫回来，跟他講了这件事。当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当时，白軍在碼头上查到了带私盐的人，輕别没收，关进监牢，重的就要枪毙。从白区带蔽品，就更困难了。但曹国煌毫不犹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跟他講了去上海的路：“你从这里出发，先到上杭、峰市、汕头再到上海。到了上海，去找华英药房，我和他們的經理有来往，你就在那里买药。回来的时候，路上千万要小心，要随机应变，灵活些。”

“好！”曹国煌答得很干脆，細心地記住我的話。

我又把一路上軍阁、土匪等分布的情况告诉了他；把要买的药和一些医疗用具对他了。

“什么时候动身？”曹国煌問我。

“明天就走吧！你准备一下。”

“好，我就准备。”

第二天，曹国煌下了平日穿的学生装，换上了从家里带来的长袍，布鞋换了皮鞋。陈炳輝也帮着給他打扮，还开玩笑：“嘿！成了一位少爷了！”我开了一张汇丰銀行的支票他。

他提了一只皮箱就要走了，我又一次嘱咐他：“对保守秘密，完成任务！”

“放心吧！傅院长，我一定完成任务！”曹国煌。

曹国煌走后，我心里每天惦着他。

約摸过了一个来月，他回来了！我见他一脸高兴的神情，猜想事情大概很顺利，但还是急忙把他叫到房間里去，关上門，朋他：“怎么样？”

‘药已經到了永安，过一个星期就能运到了。”曹国煌

放下手里的皮箱。

“还顺利？”

“还顺利。”

“路上情况怎样？”

“敌人封得很紧。在上海买药倒还容易，过了州，路.上也还好走，越接近苏区，敌人查得越紧。”

我倒了杯开水給他，：“喝点水，細細谈。”

“药到了延平，被国民党收师长卢兴邦的部下拦住了，什么也不过。”曹国煌一口喝干了一杯水，喘了口气论。

“那你怎么办？”

“我对他們，我是汀州教会医院的，这药是运去做慈善事业的，可是他們还是不放。后来，我去托当地一所教会医院的院长帮忙，那个院长識你，他到卢兴邦那里去明了一下，才放过来。”

“哦！这个医院还帮了我們一个忙。”

“到了永安，又碰到了国民党收旅长卢新民的部下，他們又把我拦住了。幸好这次走以前，你跟我了这些家伙的情况，我知道他和你識，你不是，你在福音医院給英国人挤牛奶的时候，卢新民在医院里看牛？我就拿了你的名片，买了礼物，送过去。他見了礼物，就放我过来了。”

“你做得好。”我高兴极了，叫我家里人特地做了儿样

好荣慰問了曹国煌。

两星期后，药来了，一起有二十多木箱，每箱有一二百斤重。我叫陈炳辉去买来三把二尺长的铁，和曹国煌、陈炳辉一起，起开木箱上的铁卸和铁皮，拿出一包包、一瓶瓶药品和医疗用具。这时候，是我們最高兴的时候了！看到这些东西，就好象看到了世界上最珍貴的东西一样。这里面，有内科用药奎宁及各种注射药等，外科用药碘片、漂白粉、硼酸、硼酸绒布、秒布等。医疗用具中主要是手术家具。这些正是紅軍伤病具急需的东西啊！

我馬上去和导上联系，先后由楊志誠和杨立三同志带了两大批药到红軍中去。

我們打了第一个胜仗。

不人，我又派曹国煌二次去上海买药。

这次，曹国煌慌慌张张地回来对我：“糟糕了！药运到广东，給没收了。”

“没收了？”我着急地間。“在广东哪里給没收的？”

“我从上海买了药，就交給大貨船托运，船到了汕头，换了从汕头到三河的貨船，到三河，药还在，可是从三河一到大浦，我到碼头去，碼头上的人，半路上給一支部队没收了。"曹国煌一口气。

“是在大浦給没收的？”

“是啊!”

我放了心，对曹国煌：“是在大浦没收的就不要紧，大浦住着我們的东江紅軍游齿队，他們收下了，还省得我們送了！”

“真的？”曹国煌跳起来大声，“可把我急坏了！“

一九三一年秋天，震林同志到我家来，对我：“你們买的两批药对部队帮助很大呵！你們是不是可以成立几个药房，把这个工作經常化起来呢？”

我説：“好的，你看在哪里开药房合适？”

“药还得到上海去买，上海到这里，中間要經过汕头、峰市、上杭，我们就在上海、油头、峰市、上杭这四个地方开四个药房，往这里运药，还可做秘密交通站。你看怎么样？”震林同志。·

“这样做很好。”我。

“要派可靠的人去。”

我答应了。决定还是派曹国煌去上海买药，然后他到峰市去开药房；另派-一个同志到上杭去，先开两个药房。

当时，峰市、上杭都是国民党治区，到那里去安据点，是危险的。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去拜了汀州一个姓邱的大商人，他在汀州开过载行，峰市、上杭都有他开的店，名声很大，而且十分爱财。我豹他合股开蔽房，是跟红軍做买卖，镰红軍的鐵，我用高额利润吸引他，他一口答应了。

我們就这样干起来了。在峰市、上杭租了房子，由姓邱的找了鋪保，开了两个药房。曹国煌在峰市的药房中当了医生經理，一面卖药，一面还看病。但卖的药都是一般的药，重要的药都偷偷地运到汀州来。

紅軍的医药有了經常的保證。

曹国煌有时也回来。一次，他随身带来了些針药。他知道毛主席需要这种药，对我：“傅院长，請你轉給毛主席。”

“我一定送去。”

我問他峰市的情况，他：“白軍很疯狂，象过去在汀州一样，到处劫、抓人、杀人。”

“你要小心!”

“你放心吧！不要紧的。”曹国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我在峰市碰到了一个人，姓周，是从汀州逃亡出去的地主。”

“他看到你了？”

“看到了。”

“有危险？”

“不要紧，他知道我們和姓邱的合股做生意是为了赚！”曹国煌笑起来了。

“要特别小心！发現危险就往回跑。”我嘱咐他。

他点了点头。

曹国煌常常回来--两天,就又回去了。

一九三二年秋，一天傍晚，那个姓邱的商人突然跑到我家来，：“糟了！糟了！‘国軍”把曹国煌抓去了！”

就象一桶冷水突然浇在我头上一样，我全身一抖，急問：“怎么抓去的？”

“‘国軍'他是共产党，給紅軍运药，把店都封了！你可把我害苦了！我的本全丢了！”姓邱的哭丧着脸。

“你知道曹国煌現在关在哪里？”

“解到上杭就枪毙了！”

“枪毙了！”我一听他的話，一时象晴天打了个霹，我惊得几乎站不住了；又象有几千只针一下刺进了我的心窝，我感到心直发抖，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痛。

“听説，曹国煌死以前，敌人还上了好几种刑，要口供，这小伙子平日不声不响，这时候可真挺得住，什么也不講，这样才枪毙了的。”姓邱的在一边，“临枪毙那天，‘国軍’押着他走到刑場去，他在街上一路喊口号：‘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万岁！’‘国軍’用刺刀制止他，他象没看到一样，还是喊。这件事震动了上杭全市，好多市民看得都哭了，这么个年輕勇敢的人給害了，真可惜！現在上杭老百姓中都传那里出了很多共产党，‘国軍”都有点寒心了，天一就戒严。”

“曹国煌，你死得英勇，你没有辜負党和同志們的教育。"我默默地想。

“博院长，我的本钱，可怎么办呢？”姓邱的还在我耳朵边哦の他的臭本。

“本钱，本，我們的本比你的大得多！”我气地对他説，“以后再吧！”

姓邱的没法，就走了。

我把不幸的消息告了陈炳辉，他听了，悲痛得半天没出一句話来。他坐到空空的行軍床上，呆呆地望着这张床，止不住涌出了眼泪。

“总有一天，我們要把敌人消灭得一个不留，叫敌人用血来还这笔血倩！”陈炳辉脸上滚着泪珠，眼晴里射出怒火，悄地。

“我們一定要讨回这笔血的！”

我和陈炳輝把曹国煌遣下的唯一的东西-———一张全身照片，挂在房間里，默默地悼念他。

我望着照片，一看到那个熟悉的方脸，那一头鳥黑的头发，那对发亮的眼晴，那眉宇間透露出来的带点稚气的坚毅的神气······我的眼眶就湿了。这是一个多么年輕而坚强的人啊！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現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他毫不客惜地献出了自己的珍的革命的青春。

亲爱的同志！你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却永远放射着紅光，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

党为了紀念曹国煌同志，把烈土的照片挂到江西中央烈士馆里，人們学习他忠真的革命精神。

南昌起义的伤員

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正在福建长汀城内的福音医院当院长。

这所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設备也不太齐全，可是在当时来，已經是远近儿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了这座山区的城市，群众粉粉举行示威游行，我也激于民族义惜，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这时，英国医生被人民的声威吓跑了，群众就推举我当了院长。

我會經侥幸地讀到瞿秋白同志著作的“新社会观”，这本書使我开始懂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統治阶毅都是劳苦大众的敌人，我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项上的鎖，还必须进行阶級斗笋。所以，当我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且从一些思想进步的朋友口中知道了起义原因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这支革命武装的进展情况。

八月中旬，听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齿。估計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該赶快作好接受伤具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軍，就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們約好，有伤員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組医院。那时，我还在儿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叉豹好了許多教員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軍官来找我，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明来意，我就：“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他哪兒是手术室，哪兒安置伤員。那位軍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兒好。

八月下旬，起义軍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市和会昌，先后打了两大仗。起义軍的三百多个伤具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叉特别热，許多伤具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三百个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連着干，从没一个人累。只是我們每个人心中还有一点小矛盾：因为这时起义軍已經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沸腾的欢呼声，我們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象擂起鼓来，激动得很，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又不离开伤員一步。·

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去听报告。我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幸运的人，大家都用美慕的眼光看我，并且附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来都得講！

那天天气很好，满街是耀眼的阳光。我冒着暑热慢慢步行着，食婪地注税着街上的一切：革命軍事委員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墙上的标語，粘貼在电杆上的传单·…··巷口墙角，人們东一群西一簇，在听政工人員演講。許多景象都使我感到新鮮、亲切。

报告会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的。礼堂里大豹坐着三四百人。这次我听到了郭沐若和懂代英同志的报告。郭沫若同志第一句話：“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他的和可亲的姿态和热情而幽默的語言，吸引！了許多青年热望革命的心情。代英同志身材瘦小，精神却十分鲍滿，穿一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题项上系着鲜艳的紅简巾，戴一副深度的近眼镜，起話来，声音响亮，充滿威情，加上有力的手势，使听众們：的情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憶、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威动。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医院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全部告了其他医生和护士們。他們也很激动。那时，护理人具大多是青年男女教員、学生，他們不但没有經，許多人一看見血就发抖，一看見脓就耍呕吐；可是現在都着替伤員洗伤上药，喂水喂飯。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期宝兴放喜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連儿夜不睡，眼晴熬得通紅。那时候，南昌起义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有些伤势较輕的伤員就时常講起义的故事給大家听，有的得人了神，不禁眉飞色舞，护士們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具也忘記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静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起义軍营长陈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軍子弹打断了，住在医院附近的新安楼。我們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惠英話，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輕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到：象这样一位年輕、勇敢、有才干的革命軍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伤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镶給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人而謹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同志的伤腿，移于被保存下来了。

那时，起义軍二十軍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惠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我也释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窖，加上年紀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象·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好以后，常爱找些話和我谈 ，問我多大年起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話中，知道他已經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許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碼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經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員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望，在我心中产生。

南昌起义部队的第一批伤具，有的不久就随部队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糍續医治，我并向商人募捐，维持他們的生活，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們，以后他們也陆續出院归队了。陈同志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同志带着他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可是他們乐观、坚定的笑容，他們清朗、有力的話声，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