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 脑子里总有毛主席

从没见过心力这么集中的人

1938年元旦后一天，到延安住第一招待所。在外面，被认为赤色分子，到家里，受最高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安，更急于上前方；或者，先在延安工作一个时候再说。于是决定找毛主席。先去一封信，要求谈一次话。立即得到一封亲笔回信：“可以一谈”。时间要我和他的秘书李六如联系。去之前，两三个夜睡不着，竭力压缩见面时要谈的话，最后只剩十来句。

去信之前，已经听过毛主席一次讲话。以为是激昂慷慨的，却原来是个书生，非常文静，而且十分有风趣，时常插句笑话,使听的人更轻松。那是一次动员文化人去前方的讲话，末了一句说：“也不是谁都去，我就不去。”台下哄堂大笑。

更早，陕北公学行一个纪念会，我站在门外一条长桌的前面，毛主席从屋里出来，见我站在那里，走到我面前，两手撑在长桌上，正要说话的时候，何思敬教授走来，远远就喊道：“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的？"毛主席没有回答。“进去吧”，对我说，“吃饭去。”

在餐桌上，毛主席给大家斟酒，夹菜，分馒头；自己只吃一点点菜，只喝一点点酒。不是不能多喝，怕喝多了人会困倦，不能回去工作。——毛主席总工作到深夜。

最早，边区政府待文化人，毛主席立在大门旁边迎接。周扬介绍：“这是李又然同志。”主席握手，如此亲切，所以决定找他去。

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候，聂弩提议：“请毛主席讲话！”主席缓缓站起来：“同志们请吧，没有什么好吃的！"说了坐下。——这样的时候，主席如果非讲话不可，决不多讲一句话。

我进去的时候，主席坐在藤椅上，很庄严。看我有点紧张,立即从藤椅上缩下些，坐得低一些，露出笑容。我刚坐下，有位秘书同志进来说：“洛甫同志打电话来，请你去开会。”洛甫同志就是张闻天，当时的总书记。我立即站起，准备就走。可是主席却亲切地、缓缓地说：“和同志谈话，不去了！”“我这么重要么？"我心里说，“因为和同志谈话，连中央的会都不去开了？"就算只是普通的会吧，也是中央的会呀！我很感动，于是坐在主席身旁，说：“毛主席·….…"我刚开始，喊了一声，只是声音有点激动，可是主席，立即把全部心力集中起来，这时候好象只有坐在他身旁的一个我，听我讲话是唯一重要的事了。于是我兴奋地讲下去，本来不预备讲的话也讲了，本来不想讲的话也讲了，本来没有想到的话也讲了·….…·倘若毛主席有一点点分心，或者向窗外看一下、听一下。我会立即停下来不再讲下去，但是主席始终全神贯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又一直集中下去的人，这是惊人的！终于我发现已经足足讲了两个钟头了，于是说：“毛主席，我讲得太多了，该走了！”这时候，毛主席说：“你两个问题，一个上前方，一个工作。前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还是先在延安工作吧。”于是我进了边区政府的文化协会，主席叫丁玲介绍的。后来“文抗”成立，我就转入“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安分会”。

回到招待所，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舒畅极了。只是，总觉得太浪费主席的时间了，感到过意不去。

以后，与主席面对面单独长时间谈话还有五六次。

除了头一两次而外，每次去，不用到传达室说一下，传达室的同志老远就喊道：“请上来，请上来，在里头，在里头！”

严厉申斥官僚主义者

何思敬教授的儿子在保安养育院，因为奔跑，摔了一交，膝盖上有一点点跌破。孩子病了。保育院不照顾他。几个小同学，用门板抬他到几十里外的医院。半路里滑下来，摔在地下。医生看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抬回去！”于是几十里地抬回来。保育院还是不照顾他！过几天，孩子天折！小小的棺材都已运回延安，凄清地放在路旁，保育院告诉孩子天折的信还没有到！何教授久久地低着头坐在一只矮凳上，写了一首诗，痛哭儿子的天折。何师母呢？眼泪干了，只会“瞎、瞎”大声地干号，几乎疯了！我万分气愤，立即写信给毛主席。立即得到回信，要我先慰问何思敬教授夫妇，说他马上就会找他们。第二天，毛主席特地起早，找他们去，劝解他们，安慰他们，整整一天。刚好艾青在那里，说毛主席非常忧虑，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上不断划着划着，走来走去，背越来越弓。我们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我们，我们没有治败血症的特效药。那做父亲的说：“打盐水针可以救急。”“呵！”毛主席的背立刻挺直，“盐我们有的是！”他们不想吃饭，毛主席劝他们为了更小的孩子，勉强吃一点。

第二天，毛主席把保育院院长和那个医生找来，严厉地申斥他们，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是官僚主义者，以孩子的生命为儿戏，随它天折，是严重的罪犯。

那孩子叫伯仁。“‘我虽不杀伯仁’，”林老说，“‘伯仁由我而死’！”虽只引用一句古文，也可见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把不是自已的责任也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我们保护心脏，不使它受伤，永远健康，为什么？我们赞美好的，不得已而惩罚犯罪的，为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子孙后代。

主席总在关心人

陕甘宁边区开第一次文代大会，一天，请王明讲话。他表扬鲁艺音乐系，把音乐系的教员一个个都提了，独独漏掉向隅，也是音乐系教员。刚好好多中央同志都在，音乐系的学员们也都在旁听。这是一个荣誉问题，提了不算什么，漏掉是耻辱。趁休息的机会，向隅跑到一个暗角落里，低头坐着，无地自容，也半死了！他的妻子唐咏梅紧跟在他背后，流着泪。好多同志也都跟过去围着他，想安慰他，但是能说什么呢？能说王明错吗？只能心里同情着。

第二天，请毛主席讲话。他一点也不知道头天发生这么一件事，但是当他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之后，立即就问：“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还离开讲桌，走到台沿，俯下身来，手搭凉棚，向全会场前后左右仔细寻找。大家齐声说：“来了！来了!"有人还大声高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主席这才宽慰地走回讲桌，继续讲下去。

主席思虑的问题是多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多的，他不可能总在念着某一个人。但是一到必要的时候，他立即想起即使还不熟悉的人来。当时毛主席还不熟悉向隅。这是一个优秀的救亡青年，并没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过。主席只听报幕的女孩子说是向隅，听过他手风琴独奏，留下了印象。而因为一句成语，就立即想起他来，象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总在心里念着似的。

这样，主席纠正了一个疏忽，医治了一对心受创伤的夫妻，使大家多么快乐啊！这是偶然的。但分析到最后，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来，因为地下深处本来有水。主席记忆力特别强，联想力又特别丰富而迅速，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总在关心人！

谢老觉哉在一篇随笔中，偶然无意识地、完全无心地提起一点点生活难这样的意思，读的人都疏忽，因为只轻轻一笔带过，毛主席一发觉，立刻去照顾！

没有透露什么，一点也没有提起生活的呢？也深深关切。一天，写信来，说：“又然同志你身体不好，生活又苦，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我回信都没有写。怎样写呢？说毛主席，谢谢你么？这是普通的客套。说我要这要那？革命是给不是拿。但在心里，一直感动着感激着。真是难忘呀！

一位年轻战士，住在医院里，渴望死之前能见一次毛主席就好了。毛主席一知道，立即推开工作，骑马远远去看他，竭力安慰他，要他安心养伤，会好的。这位战士，是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的。

“鸡不要杀”

有人讲课完全照他的文章讲，这文章早已发表，听讲的人也早已读过。那又何苦还要讲呢？众多听讲的人还不如去下棋、钓鱼、看闲书好呢！可能针对这讲法，一天，毛主席温和地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他自己讲话总恰到好处，该长就长，该短就短，该不讲的什么都不讲，该重复的重复，而每次重复，总有新的意境、新的讲法·…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越讲越有神采。

有一次散会的时候，白朗提议：“请毛主席讲时事！"毛主席只简短地讲了几句：“鸡不要杀，会还是开，搬到山沟沟里也去开。这就是时事！”那时胡宗南要进攻边区，毛主席早已说过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孩子的母亲养鸡下蛋喂孩子吃，这时却杀鸡，所以毛主席说：“鸡不要杀。”——敌人总不违反毛主席的心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要去鼓励鼓励！”

有人问主席，看过的戏为什么还去看。

“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要去鼓励鼓励！”

每有晚会，主席总先到，坐在木头上，吸着烟，沉思着什么。——毛主席总是在沉思的。

有一次，戏散了，人走完了，毛主席还留在那里。装汽灯的同志从梯子上往下说：“同志请你把汽灯接一下！”一看是毛主席。他也许又因为思索着什么，忘记回去了；或者因为见还有同志留着，就也留着。

洗星海问：“毛主席，《黄河大合唱》怎样？”

“百听不厌！”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脑子里不管想什么总有毛主席！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了！

李又然简介

李又然 (1906～1984)

李又然又名家齐，观海卫镇人。1906年4月16日生。1926年秋在上海南洋高商英文专修班读书，后入上海群治大学法律系学习。1928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参加法国共产党，属中国支部，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李又然在法国求学的巴黎大学文科哲学系，是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执教的。李又然对罗曼·罗兰十分仰慕，常读他的作品，并得到过他的帮助，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罗曼·则兰。同时，李又然还为中共在巴黎和柏林出版的机关刊物《赤光》秘密撰稿。回国后积极参加革命的文化活动，从事世界语运动，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从此登上文坛。

1932年，李又然回国，8月受聘为宋庆龄的秘书。1933年9月，“世界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副团长、法国著名作家保尔·瓦扬－古久里来上海，李又然经宋庆龄推荐，任古久里的翻译。1935年，经江丰介绍，加入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翌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险遭特务暗害。

1938年，李又然几经辗转到了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编译，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教员，常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在毛泽东和陈云的直接关怀下，于1941年1月重新入党。1942年参加了著名的延安 。1946年2月后，经组织分配赴东北解放区从事教学和文艺的领导工作，历任合江省立联合中学副校长、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及吉林省吉北联中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又然主持筹建吉林省文联，先后担任《文艺》周刊、《文艺月刊》主编,《长流文库》丛书编委。1949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国际家书》。1955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伟大的安慰者》。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慷慨激昂，又富于哲理，如《吉普车》，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李又然一度在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翻译工作，1950年调到文化部中央大学研究所，从事世界文学的研究工作。1959年被错划为“文艺界的大 ”。以后20多年中，历经坎坷，经受种种磨难。在此期间先后在涿鹿师范、怀来师范当教员，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图书资料工作。

1979年1月，李又然平反昭雪后重新握笔在《人民日报》、《诗刊》、《新文学史料》等报刊上发表诗文，并抱病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4年，李又然在病床上编订了《李又然文集》。但是，书刚从印刷厂出来，他却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