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改香 |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特设专栏 2024.08.19 404 0

常改香 |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作者简介：

常改香，女，陕西米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摘要：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在实现创造性发展中完成了“四个转向”，这里的“转向”，既有一般的转变之意，也有变革、革新、深化与发展之意。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但破解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现代“困境”，而且也昭示出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

“转识成智”中的“识”即认识、了解、见识；“智”即经验、规律以及所认定的真理，也即由心的正觉产生真感悟，进而实现思想改造、观念变革。“实践智慧”即人对自身实践的直接把握，既注重人在活动中的自我意识，又注重普遍规则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应用，是实践现实性判断、普遍规则构建、正当行动实现的有机统一。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科学阐释了实践的基本形式、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人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等，成功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使“知行”思想升华为实践智慧

中国历代哲学家都注重“知行”关系的思考，是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众说纷纭。毛泽东的《实践论》重申“知行”关系，强调知行相辅相成，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是基础，知是指导，行是知的动力与检验标准，使“知行”思想升华为实践智慧。

毛泽东使“行”“知”范畴更加清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的基本内涵、主要形式、基本特点、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的形式、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目的等作了科学、具体的阐释和概括，使知行范畴更加明确、规范、完整，明确了“知”就是认识，“行”就是实践，知行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赋予“知行关系”明确的社会性内涵。中国传统哲学在阐释知行关系时，强调“知”对“行”的指导，“行”对“知”的推动，主张“知行合一”，但仅仅针对个人成长、个人修养，注重“转识成智”的自我修养。毛泽东则认为“知”与“行”是人与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与手段，不仅仅是个人主观世界的改造，也不仅仅包括个人身心修养、个人品行提升等，更重要的是改变客观世界，“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毛泽东着重从广泛的社会性角度理解“知行关系”，赋予其强烈的社会使命与社会责任。

毛泽东强调“知行关系”要凸显人的智慧。在论述“知行”关系内在逻辑体系的基础上，毛泽东注重把具有实践内涵的“知行”智慧应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强调人要在革命的“知”与“行”双向互动中，彰显人的目的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做到行中知、知中行，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把哲学的目标直接规定为对中国实际的改造，并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实质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忘记了人在革命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主动校正党内存在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主张中国的同志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实际上就是用“知行关系”改变中国的智慧。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智慧

“转识成智”强调通过“定慧双修”的禅坐实现顿悟，实践智慧则强调在实践中改造人和改变人，努力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新人”的塑造。

毛泽东强调实践重在改造世界。毛泽东要求大家学习哲学，不是记住抽象的哲学概念、哲学理论，而是要求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改造“两个世界”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延安，为了从思想深处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倾向，毛泽东坚持“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解决问题”，倡导学哲学、用哲学。在他的引导和带领下，党内掀起了学习哲学的高潮，通过学习，大家不仅纠正了思想上存在的错误或模糊认识，还清除了思想深处一些与客观革命形势和承担的使命不相适应的不健康东西，从而“丢掉了包袱”，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如郭化若回忆的：“毛泽东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我到后来才逐渐地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毛泽东强调实践要彰显人的自觉能动性。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虽然人类不能完全摆脱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自由开展工作，但是人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分析实践的条件，探索实践的手段，预测实践的结果，进而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条件，达到实践的目的。毛泽东指出，“自觉能动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必然有自己的想法、目标等，但是他也指出人的想法必须和客观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空想。《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更是详细分析到，我们不仅要明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还要明白“怎么做”才能取得胜利，而且这才是最重要的。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后，真正认识到革命过程中必须主动理解党的规定，认真执行党的决定，真正做到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毛泽东强调实践要注重意志、目标的有效落实。实践即行动、实践即落实，但在实践智慧中，“行动与落实”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并且也是以每一个行动着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必要条件。首先，毛泽东认为实践过程就是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目标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实践智慧将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实践观。其次，我们要敢于创造性地提出实践策略，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真正思考解决问题的实际策略，真正做到敢于闯难关、蹚新路、出成果，敢于“跳一跳，摘桃子”，发挥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后，我们要敢于将实践结果再次推向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如果与实践相符合，继续前进；如果与实践不符合，要敢于及时纠正，真正领悟实践就是将客观过程的反映、主观能动作用和革命实践三者统一起来，既体现革命行动，又讲究革命策略，还体现革命的主动性。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重在推动中国革命成功

实践智慧是实践品德、实践目的、实践手段的有效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注重用实践智慧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要求实现“实际”与“能动性”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关注天人关系、知行关系、性习关系、名实关系、形神关系、力命关系、力器关系等，强调不同观点的论证、明辨、提升，强调“知行”的“转识成智”，强调“知行”对个人自身修养与道德的重要作用，但缺乏哲学“改造世界”的担当与责任。毛泽东则注重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他关于“实践”的阐述，紧紧联结着中国社会现实，要求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多思考中国现实条件，包括革命形势、革命力量、革命变化等，同时也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注重让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与实践行动实现动态平衡，在实际工作中发挥“高于生活”的实践智慧，充分展示哲学“改造社会”的作用。

毛泽东要求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想问题时，要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要看到矛盾是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否认，不能逃避，不能害怕，要敢于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对矛盾特殊性展开分析，从中探寻并把握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真正做到善于“根据于一定的思想……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深化”，真正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毛泽东要求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不同，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要求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正确理解实践内涵，科学阐释实践理论，而且注重用实践智慧引导人民群众、教育人民群众、把握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也都是有意识的，如何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意识与中国革命的主题一致，就需要发挥实践智慧，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而树立革命的信念，听党话，跟党走。毛泽东提出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群众主体论，就是要求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正确对待人民群众；毛泽东提出立足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依靠论，就是要求我们要注重将个人实践智慧转化为群体实践智慧，真正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毛泽东提出群众就是力量、群众就是胜利之本的群众胜利论，就是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努力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毛泽东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利益，就是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实现群众与革命的有机统一。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发展与超越”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毛泽东在成功应对国内外思想论战中，科学吸收西方文化精粹，尤其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独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化态度：“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

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要与“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历史彰显民族特质，面对历史遗产，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谈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但蒋介石强调的“中国特质”明显脱离现实、脱离中国文化，没有看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毛泽东则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包容的品质，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每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充分吸收利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文化与先进思想。

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毛泽东一生以开阔的胸怀看待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潮，指出：“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郭化若回忆：“洛川会议前夕……我去看他，正在研读《联共党史》……我见到主席办公桌上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毛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或教训。”1956年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讲到：“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在文化思想上形成的“醋瓶”理论，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的方法。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化理路：“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我们要在厘清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找到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抗战时期，中国不但面临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实力对抗和国力角逐，而且面临与中外错误思潮的争锋和哲学观点的较量。当时国内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国民党教父”陈立夫、陈果夫主张“唯生论”，“山西王”阎锡山提出“中”的哲学等流传颇广。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对以上错误思潮均进行了批判，并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哲学的党性和功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差异与矛盾的关系等作了科学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必须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

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坚决反对“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教科书、西方哲学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面对众多思想资源，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毛泽东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态学习中西文化，不过于自尊，也不过于自卑，要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我们“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既坚守中国文化的根基，又注重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积极汲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不仅坚持了实践性，还张扬了中国人的主体性，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中国表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中外哲学的深度交流、吸收、应用和创新。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创造性发展，既继承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思想，又从中国实际出发，看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性质的独特性、革命道路的独特性、领导阶级的独特性，明确意识到如果“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真正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盛事，它成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实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和阶段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形式。

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20世纪初，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哲学一直面临如何根据时代需要做出创造性发展的难题。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有新道派、新佛学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的唯生论妄图用西方伯格森生命哲学和尼采超人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试图搞糊中国哲学，但它们均未成功。毛泽东则既坚守中国哲学的主脉，又推动其进行现代转型，赋予中国传统哲学阴阳之道、知行关系、人生价值以现代意义，使中国哲学由过去注重改造心智转化为改造世界，由过去注重人生人性思考改变为直面社会问题，由过去闭门冥思的理论考证转变为调查研究的学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楷模。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近代中国的众多理论家都对其进行了探索，但是均没有搞清楚，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真正解决，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与中国时代发展结合，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与中国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等优秀成果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民族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近代中国学习、吸收、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率，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实现文化的内化和本土化。正如冯契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政治革命角度对‘古今、中西’之争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例。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早期，由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把握不清，从而出现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空头理论家。毛泽东哲学思想则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真正实现了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的结合，并重点探索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如何真正从现实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和未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年代的表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既注重发掘古代先进文化思想，又注重吸收国外先进思想，真正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了最基本的说明与论述。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由“哲学之理”转向哲学“工作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从“哲学之理”向哲学“工作方法”转化。郭化若曾讲到，“哲学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早已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成为现实的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哲学工作方法的大发展

哲学工作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毛泽东创立了众多的哲学工作方法，并将其推向历史新高度。

毛泽东哲学思想注重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宇宙生息”“天人合一”“道统合一”“德法并用”“修身养性”“等级秩序”等，注重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建构一整套蒙学、家规、乡约、行规等，重在塑造圣人、君子、真人、至人，强调人们只能在实践生活中遵守它、感悟它、领会它。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世界的物质性，要求人们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但这仅仅是哲学观点，运用它来处理具体问题必须有一个转化过程，即由观点到方法的转化。毛泽东哲学思想注重哲学观点到方法的转换，形成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思想，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矛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内因与外因等哲学基本原理，同时也具有实践的方法论意义，统领着具体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注重哲学工作方法的变革。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种接地气、通灵气、有生机的哲学思想，实现了由“哲学之理”向哲学“工作方法”的转化，使哲学真正成为人们的生活之理、工作之理。对此，本人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成果，“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接着毛泽东哲学讲”。“哲学之理”重在做哲学逻辑分析与说明，哲学工作方法则是哲学理论在工作中的表现，注重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或形式表达深刻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重在指导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高度重视物质生产以及人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强调人要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敢于发挥人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直面问题、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哲学思想完成了哲学方法论向哲学工作方法的转化。哲学方法论是关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重在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哲学工作方法则将抽象的哲学道理转化、改造、创新为具体的工作方法，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总括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但是直接使用性更强。毛泽东既强调哲学方法论，又强调哲学工作方法，而且能有效完成二者之间的转化。比如毛泽东讲到，共产党人有两个方法必须采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就是哲学方法论向哲学工作方法转化的典范。一般人认为哲学抽象、难懂，离工作和生活很远，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却成功地将哲学工作方法从哲学中剥离出来，总结出一系列实用的哲学工作方法，如“当好班长”“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互通情报”“多问下级”“弹钢琴”“抓要紧”“心中有数”“精兵简政”“力戒骄傲”等，这些哲学工作方法通俗易懂，容易识记，是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的实用工具。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哲学工作方法的创新

哲学工作方法是工作方法的根本指导方法，毛泽东注重推进哲学工作方法的多样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是哲学工作方法的创新。

毛泽东使哲学工作方法得以丰富多样。哲学工作方法是哲学理论在实践中、生活中的生动表现，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也不乏如格物、致知等哲学工作方法，但是仍然较少且人们不易理解与把握。而毛泽东则注重对其进行创新，一边使其简化、方便，一边使其丰富、灵活。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战争和战略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总结出丰富的哲学工作方法，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一般领导与个别号召、抓主要矛盾、一分为二、统筹兼顾、团结协作、上下互通、坚持不懈等，这些哲学基本工作方法在新时代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

毛泽东推动哲学工作方法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关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本质、采用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也可以称为马克思的哲学工作方法，但是究竟如何使用这些方法，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也不会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注重将哲学较为抽象的道理转化为通俗而实用的工作方法。一方面，他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哲学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工作法，鼓励大家“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学会“每事问”“牵牛鼻子”，这种口语化的群众性语言使大家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他注重使用通俗的事例阐明哲学工作方法。如《矛盾论》中，毛泽东为了阐释清楚矛盾的特殊性，举例自然界中运动的形式、“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孙子兵法》中的话语等，使大家很容易明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操作过程。

毛泽东推动哲学工作方法的大众化。1936年毛泽东叮嘱叶剑英、刘鼎要注重购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著作，尤其点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哲学等。马克思曾讲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毛泽东认识到哲学工作方法必须被大众掌握，并深入人心，才能成为精神武器，对此他非常注重哲学工作方法的大众化。一方面，他积极鼓励理论家们撰写出更多大众化哲学著作，如《哲学与生活》《哲学漫谈》《怎样搞通思想方法》《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革命哲学》等，尤其注重阐发哲学工作方法的意义、价值等。另一方面，他注重用大众熟悉的话语阐明抽象、深奥的哲学工作方法，如党委领导方法被大众化为“弹钢琴”，党委的相互沟通被大众化为“互通情报”，开会做准备被大众化为“安民告示”，了解情况被形象化为“胸中有数”等。毛泽东对哲学工作方法的丰富化、通俗化、大众化等，实现了哲学工作方法的创新。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冯契曾评价：“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和历史的问题，作出了很大成绩。这些都是近代哲学革命在逻辑和方法论问题上的贡献。”毛泽东讲授哲学工作方法不是为了阐述道理，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毛泽东认为哲学工作方法要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哲学工作方法不是把握个别具体历史进程，不是实验室的验证，而是通过实践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一般人认为哲学抽象、宏观、不适用，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直接从中国现实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强调哲学工作方法要能解决问题。对此，他讲到，“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因此哲学工作方法要着眼解决现实问题，要以问题为中心。延安时期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王明等人顶礼膜拜共产国际，极其迷信苏联经验，党内“照搬”与“崇拜”问题严重，毛泽东意识到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学习哲学，为此他在深刻剖析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党员干部纷纷阅读，很快领会了“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哲学工作方法能解决人们的思想方法问题。哲学工作方法说到底就是调整人们思维方式的方法，让人能想明白、想清楚。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有效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又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非常强调哲学工作方法的实际效果。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哲学工作方法高度上认识群众，要看到革命工作的初心就是为了群众利益，革命工作的秘诀就是广泛使用调查研究方法，革命工作的要领就是坚持群众路线，革命工作的核心就是为群众办事情，真正深入群众、调研群众，听群众心声、解群众难题。

毛泽东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最基本的哲学工作方法———矛盾分析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能成功使用矛盾分析法。首先，毛泽东要求我们要全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真正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如他讲到：“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其次，毛泽东要求要注重分析矛盾的时间、条件、地点等要素，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要求我们要看到事物的运动性，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要善于在动态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最后，毛泽东要求我们要联系地发展地看待矛盾。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要学会在联系与发展中把握事物的矛盾，要看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真正学会正确处理矛盾。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

国内外哲学界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但普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分析，没有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没有突出它是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思路发生基础性转向

中国传统哲学如何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更深层次发展，哲学界有种种看法。有的认为应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开展“独特”研究；有的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应该沿袭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路向；还有的认为应该“回到经典”，充分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充实升华中国哲学。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学术轨迹，但都没有看到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态势与科学走向，事实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由探寻“形而上”道理转向研究现实问题。首先，毛泽东注重从阶级出发思考中国革命。20世纪初，在无数仁人志士纷纷外出求学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时，毛泽东则注重调查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这些著作虽然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却是用哲学思维分析和阐释中国革命问题，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其次，毛泽东正确思考了革命与发展的关系。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看到，“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提出我们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最后，毛泽东注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社会的“投降论”“速胜论”此起彼伏，人民群众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则提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要看到中国革命的优势与不足，要看到中国的历史特点，要看到“顽固派”“‘左’倾空谈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由注重个人道德教化转向党性修养。中国传统哲学关注人生、强调道德，要求个人要立德、立言，要求个体要自律、自强、生生不息，但是只要求通过教化、家规、乡约、等级认可、自我觉悟等方式，忽视了社会背景，忽视了社会现实。毛泽东哲学思想则直接以改造社会为出发点，强调“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首先，毛泽东提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在“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中提升威信，要看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首先要满足他们的利益，正如他讲到的，“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其次，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提出特定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要求。毛泽东领导革命就是为了解放最广大人民群众，也要求战友们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就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求党员干部要看到道德提升和价值升华只有在现实的为人民服务中才能实现。最后，毛泽东要求通过党的建设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在延安，毛泽东一边推动党的理论建设，亲自写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作风》著作，一边直接开展在职干部教育、整风运动等，全面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真正走向群众。哲学是智慧的象征，过去哲学仅停留在上层社会中，而毛泽东则将其大众化，使其走向群众，实现领导、群众一体化。一方面，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注重群众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毛泽东预言：“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的“动员论”使中国哲学由关注伟人、圣人的人格塑造转向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群体与百姓的生活状况，从而使哲学找到变革现实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善于使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表达马克思主义观点，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能真正走向人民群众，为此他进一步提出文艺要为工农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走到人民大众之中，要真正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起来，努力使人民群众与社会实现融合。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使中国哲学研究回到现实，而且使哲学研究方法得到根本性转变。

毛泽东哲学思想改变了中国哲学注释经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注重使用注释经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后人研究要注重对前人思想的诠释。这种“诠释”的存在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造成文化界的怪异现象———“文人相轻”，事实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相悖。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科技革命的冲击、资本逻辑的袭击、西方霸权的恐吓，中国哲学显出无奈与恐惧。英国率先发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洗劫一空，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妄图全部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中国哲学界开始反思其研究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成功实现了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改造，提出中国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训诂”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关注中国问题，要以改造中国现实面貌为出发点，要使用直面问题的研究方法，把改变中国、改变现实作为奋斗目标，真正调研“中国社会各阶级”，真正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等，真正注重从实际出发探索哲学发展之路。

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出中国的哲学研究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毫无疑问，但是学些什么，如何学习，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外国文化场上的“化缘”，更要使其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文化心理相结合，真正生长在中国文化母体上，真正实现中国化。“中国化”的方法实际上是一切外来思想、外来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方法，中国哲学只有充分吸收与利用好外来思想，才能永葆生机，永驻青春。毛泽东不仅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也指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方法必然要经过抽象概括，形成标志性概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出中国哲学必须彰显中国性。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既彰显中国革命现实，又彰显中国文化特质，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楷模，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中国哲学同样要注重从时代发展中凸显中国性：第一，中国哲学要走在中国现实前面，注重提炼时代标识、概括时代主题、把握时代问题，真正成为时代的引领；第二，中国哲学必须注重打造彰显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范畴，形成与其他外国哲学的区别，毛泽东曾作出努力，需要后人继续奋斗；第三，中国哲学必须开创新的研究方法，既承担起“继往开来”的责任，又关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要注重用中国经验、中国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只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发展中国哲学，否则只是牙牙学语。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发生创造性转换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范畴与概念，是一种创新性的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创新之路。

毛泽东哲学思想创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中国传统哲学关注人生道德，有一些基本范畴，如阴阳五行、道生万物、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地道、仁义道德、忠君孝道、仁治、理治、修身养性、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知行、体悟等。毛泽东哲学则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点，注重探讨社会，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虽然目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如事物、矛盾、现实、实践、认识、同一、斗争、普遍、特殊、人民群众、革命、历史、联系、发展、胜利、进步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重要表达，在中国社会与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人的主体性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的话题。中国传统哲学注重探索人生价值，形成君子、正人、真人、道人等人生规范与标准，但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修养、品行节制、自我气度，在科技动力和资本逻辑面前苍白无力。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高扬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能动性，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体，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要相信自己可以解放自己，要求党员干部只有依靠群众，要看到“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使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人的能动性、人的价值、人的意志、人是目的等，成为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彰显现代中国人独特的人生价值与人生追求。《纪念白求恩》《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就是近代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诠释，既超越中国古人修德圣贤、圣人君子的理想追求，又超越西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生诠释，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要当好勤务员，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中国哲学独特的人生范畴：共产主义信念、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服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比泰山还重、比鸿毛还轻、愚公移山、坚持不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离低级趣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国际主义精神等，虽然这些表达还有待继续凝练，但是它已经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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