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齐吉树同志，1938年参加八路军，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他为人实诚无虚、憨厚有加。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磨练，铸就了许多的革命品格，然而，则无事彰显。

1943年到1946年期间，齐吉树同志曾荣幸地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达近4年之久，做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珍贵而令人美慕的经历啊！这不是平常的4年，而是他跟随毛主席经历了我党发展壮大奠基的关键4年。他亲眼目睹了毛主席领导延安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并跟随毛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齐吉树同志是这些重大事件细节的直接参与者和可贵的见证人。

我同齐吉树同志一起，在中联部工作几十年，而且有几年时间同在一个单位，彼此知根知底，我知道他曾是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很尊重，不知有多少次相互交谈，但齐吉树同志从不透露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光荣经历，更不炫耀什么。这正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一种美德。

点点滴滴蕴深情。长期同毛主席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毛主席服务，保卫毛主席，以及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爱，使齐吉树深深感到毛主席对他有说不尽的恩情，他朝思暮想思念毛主席。他说：“长期以来，我就想把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整理出来，让后人了解我党当时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了解毛泽东同志英明决断、运筹惟、关爱人民、艰苦简朴的伟人风范”，以寄托对毛泽东同志的恩情和思念。而且这还是一种责任。他说：“特别是与我一起战斗、工作生活的叶子龙、贺清华等老同志，都先后离开了人世，更使我有责任把我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愿望终究变成了现实。齐吉树同志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一书已经落笔，并要我作序，实在感到甚幸。

《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是齐吉树同志口述、刘万镇同志整理而成卷。齐吉树同志的这本著作的主题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伟大。他凭借着自己记忆的积淀，实话实说，朴实无华，没有虚虚假假的渲染，没有波澜壮阔的奇峰险壑，而是用铁一般的史实，述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不缺少普通人的一面，用平凡事实显现毛泽东的伟大、卓越和智慧，使你从平凡到伟大的践行中认识自己领袖的伟大品格和风范。作者用通俗的口述，平实地告诉读者，把握一定的视角，可以了解到当年毛泽东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在重庆谈判中怎样同蒋介石周旋的、怎样指挥千军万马最终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述说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情节，它折射出毛泽东亲民、简朴、伟大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

社会上有许多回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充实了这类图书，是人们走进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补充读物新的版本。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是本书的珍贵篇章。本人作为第一读者，深有一些感受，我这里简单作点介绍。为了醒目，来个一、二、三、四。

（一）作者情意绵绵的回忆，使读者感受到“领袖与工农兵”的情结。作者用大量事实描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齐吉树同志现身说法：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在离开毛主席身边近十年之后，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患有高血压病，毛主席接到信后，不仅亲自给齐吉树同志写回信，还为他找药，把家中生活照片送给他，并动情地对齐吉树同志说：“有空到家里坐坐。”这是多么生动的细节啊！事情虽然很小，但一个领袖对待普通士兵这样的关怀，充分显示出毛主席平易近人、亲切随和的伟大情怀。毛泽东这封回信是《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一书中的精华。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名篇。毛泽东同志在文中高度评价了张思德同志的革命一生，成为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范本。齐吉树同志在回忆中，讲述了毛泽东同志与张思德的革命情谊和对张思德的关爱。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同志除了在大会上发表了追悼讲话《为人民服务》外，还无微不至地关怀张思德同志的后事，交待司机去把张思德同志遗体运回延安。听说安塞没有公路，汽车开不进去，毛主席说：“汽车开不进去，让人抬也要把张思德的遗体抬回来。”同时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同志的身体擦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要买一口好棺材；第三要开追悼会，我要去讲话。这表现出毛泽东对工农兵、对革命战士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和阶级友爱。

毛泽东心中装着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则热爱毛泽东，视他为人民的“大救星”。齐吉树同志在回忆中告诉我们，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所有部队机关，不分上下、不分官兵，除有特殊情况外，一律都要参加生产。毛泽东说：“我也不例外，我每年也有2石8斗的生产任务（上交公粮）。完成生产任务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不完成。”延安人民听到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也要生产上交公粮，反响强烈，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天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要生产劳动，心情过意不去。”延安著名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挺身而出说：“毛主席的生产任务由我来完成，我替毛主席代耕交公粮，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为老百姓办事。”毛主席问杨步浩：“你为什么要替我交公粮呢？”杨步浩动情地回答：“俗话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现在翻身了，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呀！”寥寥数语，充分向毛主席表达了延安人民与共产党的鱼水情。秋后，杨步浩不但代毛主席交了公粮，还在当年正月十五，带着秧歌队，吹吹打打，扭着秧歌为毛主席敬献了一块写有“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金匾。杨步浩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您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来报答党中央和您的恩情。”说得多么真切、动情啊！

（二）伟大就在日常生活中。作者精细的述说，丰满地描绘了毛泽东是世人景仰的一代伟人，然而又是一位普通人。他的伟大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毕生追求革命，他的一生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成为伟大革命领袖的奠基石。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有普通人的亲情，又有不寻常的遭遇、伤感。在他极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尝尽了亲人屡遭杀害、妻死子散的人间悲痛，他理智、坚强，饮恨不凡，显现出革命领袖的高大形象。延安中年得女、父子团聚时，充分体现了他如同普通人一样对家庭的珍视和对子女的关爱和期盼。这一切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都有清晰的记述。

毛泽东同志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革命领袖，但他严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俭朴。他平常吃饭很简单，以青菜为主，但每餐离不开辣椒。重庆谈判时吃得好一点，每顿有五六个菜，毛泽东感到太浪费，说延安条件是那样的困难，前方在打仗，生活不富裕，有时苦得连饭都吃不上，衣穿不上，现在这里给我吃得这么好，干什么呀！菜要减少，简单一点，有点辣椒就行了。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几个司令要返回前线，毛主席请他们吃饭，可是自己的厨房里只有一点鸡蛋和不到一斤的猪肉。毛主席说：“只炒一个肉莱，一个炒鸡蛋和一些青菜。”但感到太单薄了，他动情地说，将军们在前方打仗和敌人拼命，到我这里来只给他们吃这么简单的东西对不起他们呀，有点无可奈何。叶子龙建议进城买点菜，毛主席说：“这可不行，我的伙食比朱老总他们都好，已经超过了标准。如果再超得很多，说不过去·….”毛主席的表现，精神伟大情理感人。毛主席在延安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洗得褪了色。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连一双皮鞋也没有。最后还是戴的是周恩来的帽子，穿的是临时赶制的制服，毛泽东一身朴素的着装飞抵了重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有一章叫“纽扣的故事”，是作者透过小小的纽扣，回忆了当时毛泽东与延安人民在极其艰难生活的情况下，是如何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和关心体贴身边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

（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把钢刀扎在敌人的心脏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有无数的光辉战例，他的军事理论和指挥才能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是有口皆碑的。作者回忆毛泽东军事谋略很有意义的一例，把在当时开辟中原革命根据地，视为扎在敌人心上的一把钢刀。可见中原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之重要。他亲自点将王树声将军率部出征，面授机宜，帮助王树声分析形势，进行具体战略布置，并亲自出席欢送大会为王树声披挂上阵壮行。毛泽东拉着王树声的手说：“预祝你们能很快地开辟中原根据地，这支部队是扎在蒋介石心上的一把钢刀。”毛泽东亲自指挥王树声转战中原战胜敌人的重兵包围，化险为夷完成了出征的任务。充分显示毛泽东运筹惟，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对此，作者也有生动的描述。

（四）重庆谈判的胜利光环依然耀眼。重庆谈判是《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精彩之篇。像齐吉树同志回忆重庆谈判这样系统、翔实的历史和动人的惊险情节是不多见的。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持有两手、一个目的，那就是利用重庆谈判作为消灭共产党的一个“跳板”，这实际上是一个阴谋、骗局。毛泽东胸有成竹，以两手对两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以伟大的践行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自信地说，蒋委员长请我来，我就来了，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散，若要把我关起来或想要杀掉我，我看他不敢，没有这个胆量，否则，他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不好交待。在作者的口述中，在重庆谈判同蒋介石周旋的40多天里，毛泽东心中有一根红线，那就是群众路线。一刻也不离开人民群众，把人民放在心中。飞机从延安机场起飞赴重庆时，毛泽东交待，飞机在延安上空多转一圈与延安乡亲们告别；在飞机上把齐吉树叫到身边坐下来交谈重庆谈判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到了重庆不住美国招待所，后被安排住在山洞林园宾馆时，他认为住在这里实际上是被隔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住在这里到处都是岗哨，连大门都不能出去，我来这里是要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是要接触这里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急切对周恩来说：“你能否想个办法，让我们搬到一个能见群众，群众也能来我们这里的地方。”后来，毛泽东搬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工作人员热烈欢迎。而毛泽东也像如鱼得水一样的高兴，和全体工作人员见面“照相”留念。在这里毛泽东同国民党派来的司机谈话，同三个美国兵谈话并请他们吃饭。邻居王老太报信红岩村一角失火，毛泽东嘱咐派人到王老太家感谢。为了更方便接近群众，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又借用张治中一处房子专用于接待群众。毛泽东在重庆特别注重接触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是交流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人们的思想动向。毛泽东甚至登门拜访国民党政要何应钦、宋子文等。有人反映，这样的反共头子反动透顶，还要主动去见他，这有什么用？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这些人是反动的，但解决问题不能光靠左派，现在他们说了不算。目前，还是国民党右派掌权，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我们来重庆不就是找蒋介石解决问题的吗？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对群众更是体贴备至。在重庆期间，适逢中秋佳节，他给桂园的工作人员每人送一份礼品—月饼、点心、糖果，就连国民党派来执勤的司机和警卫驻地的国民党宪兵也各有一份，毛泽东的关怀令大家十分感动。齐吉树同志对重庆谈判过程的回忆充分展现出毛泽东同志重视群众工作，并亲自践行，谱写了一曲革命群众路线之凯歌。

毛泽东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恳切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我深信，《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一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对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和看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是大有益的。

2007年6月16日

1956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给齐吉树的复函

齐吉树河北省元氏县人。192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4月至1946年7月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随后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招待所所长、行政局副局长、礼宾局顾问等职。

刘万镇1935年生，祖籍江苏扬州。1955年由四川宜宾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本科毕业，1963年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曾任当代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与李庆贵主编《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奔赴延安

夜周封锁线

漆黑的夜空，像浸透了墨汁似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倾盆的大雨，好似天国打开闸门，把天河的暴洪倾泻到了人间，狂吻大地。那飚急的大雨点，竟如一条条鞭子，斜射着从天空凶猛地抽打下来，发出“哗、哗”的声音。在这墨黑暴雨中，一支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混合编队，在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将军的率领下，正急速地跃过榆次县南边不远的铁路边的小桥，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向黑暗深处挺进。部队刚过一半，突然从铁轨的远处传来隆隆的车轮声，巨大的光柱划破夜空，射过雨墙，急速驶来。王树声将军处变不惊，沉着镇定地指挥部队就地隐蔽。敌寇巡逻列车越来越近。见此情景，我立即将正在指挥的王树声将军按倒在地，压在我的身下，以防敌人发现目标，开枪射击。这时，担任掩护部队过封锁线的129师10个团的指战员，也在各自的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如果敌人开火，立即予以还击，用武力掩护同志们过封锁线。好在日寇巡逻车并没有发现葡匐在铁轨两侧的我军指战员，呼啸地从我们身旁急驰而过。王树声将军见敌巡逻车已经远去，立即指挥部队快速地迈过小桥，越过铁路封锁线，消失在茫茫黑夜大雨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北平，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11月上旬，太原失陷，日军倚仗其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从五台山地区转来太行地区。同时，八路军129师也奉命进驻太行。在刘伯承、邓小平、王树声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先后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冀晋豫四个抗日根据地。当时，129师师部和太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素称太行山屋脊的辽县（今左权县），该县位于山西省东部，与河北省毗邻，县城在清漳河的上游，太行山的西麓，地势在2000公尺左右。县城很小，街道很窄，城的四周，山高势险，悬崖陡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加之当地八路军群众基础较好，日寇对这一带袭扰较少，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革命圣地延安

1924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元氏县的一个普通贫困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世代务农。1938年，我在家乡参加了革命，是元氏县游击大队的一名小战士。后来县游击大队改编成太行军区十旅三十团，成为正规部队序列，我也成为正规部队的一名小战士，先后给营团首长当通讯员、警卫员。1940年3月，因工作需要，上级决定从三十团抽调6名通讯员带武器到司令部工作，另调两名警卫员给王树声将军当警卫员，我是这两人中的一个。王树声将军是出名的战将，爱兵的模范。当时他是太行军区的副司令员，主要分管发展和壮大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还亲自抓改编和巩固部队的工作。他经常来三十团检查工作。他每次来时，都会给人一种亲切感。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说起话来是那样的平和亲切。还和我们拉家常。久而久之，我们彼此之间，建立起深厚感情。前不久，他的警卫员调到连队去当连长，所以才把我调去给他当警卫员。从此，我就不离王树声将军的左右，随他转战在太行山脉。

1942 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军区也接到参加整风运动的通知，中央决定调王树声将军等人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6月的太行山，不像平原地区那样炎热，透过阵阵山风，仍使人感到一丝凉意。在辽县马田村，王树声将军把在他身边工作的王合、崔容和我三人叫到他的面前，亲切地对我们说：“我要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你们乐不乐意和我一道去？”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延安是什么地方，所以没有立即表态。王树声将军见状，耐心地对我们说：“毛主席是我们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就住在延安。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去到延安可以见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愿意去？”

开始，我们有点不愿意去，想留在前方打仗。经王树声将军这么一解释，特别是说到了延安可以见到毛主席，所以我们欣然同意。当即表示，愿意跟随他一起去延安。王树声将军见我们同意，心里很高兴，便关切地问我们：“此次去延安，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帮你们解决。”

我们考虑到此次去延安，路途遥远，要走20 多天，当时部队物资供应又非常匮乏。我们不好意思地对王树声将军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大困难，就是此次行军要走二三十天，脚上的鞋子快烂了，没有鞋穿怎么走路，而且，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换都没法换。是否请组织上给我们每人再发一双鞋，一套衣服。”

1941年八路军129师首长在新年团拜会上（左一刘伯承，左二邓小平，右一王树声）

王树声将军说：“那好，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同时，他教育我们说：“现在根据地困难很多，我们应该从严要求自己，只要能自己克服的就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确实需要的物品，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但一切要从简，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事后，他找到司令部总务科的负责同志，对他说：“我这几个小鬼要与我一起去延安，他们的鞋快烂了，衣服也没有换的，我考虑给他们每人增发一套衣服，一双鞋，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困难，我再跟他们商量解释。”总务科的这位负责同志，是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对人很热情，很谦虚。他对王树声将军说：“尽管目前物资奇缺，供应紧张，但这点困难是能够解决的。首长可以告诉他们，拿着批条到我这里来领取。”

我们按照组织程序，拿着王树声将军的批条，到总务科领取到我们需要的物品。

过了两三天，此次赴延安的同志陆续到达辽县集中。除了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外，还有一批朝鲜族同志和一批日军俘虏，另外就是太行军区向中央解送的一批国民党通用的钱（包括银元）和药品等物资，用十来个大骤子驮着。这支混合编队由王树声将军负责指挥。部队集中后，随即向西进发。在距榆次县60 里附近的地方暂时驻扎下来，准备伺机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

我们这次行动不幸被日寇获悉。为了阻止我军越过铁路封锁线，敌人增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榆次以南的铁路边的小桥设防，并在桥头配置了十几挺机关枪，火力很猛，企图待我军过铁路时，一举歼灭。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军如果硬打硬拼，硬闯封锁线，待战斗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肯定会源源不断地涌来，那时，我军的损失必然很大，其代价也很昂贵。王树声将军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决定选择“智取”。于是他命令部队在离榆次县城四五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静待时机，越过铁路封锁线。一天、两天，等了10多天，日寇还是没有撤离的迹象。这时，中央也来电，催促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尽快赶赴延安。在此情况下，王树声等首长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两手：一是寻找时机，不费一枪一弹，偷偷越过铁路封锁线；-~是准备用武力掩护赴延安的同志硬闯。为此，129 师抽调 10个团的兵力，在距榆次县 30 多里的地方集结，等待命令，武装掩护同志们过铁路。

这天，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日寇在小桥处设防已等了近20天，仍不见有八路军过铁路的迹象，误以为情报有误，何况现在又风大雨急，八路军不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过铁路。于是，驻防桥头的日军撤回县城。王树声将军获悉日寇已撤离小桥的消息后，认为这是过铁路封锁线的最好时机。当天下午，王树声将军率领部队冒雨急行军40 多里，傍晚时分，部队便运行到铁路桥附近，待天黑后越过铁路。为了预防不测，负责掩护的部队也运行到铁路附近的指定地点待命。当天夜里，王树声将军率领的混合编队在大雨中有惊无险地闯过了日寇的铁路封锁线。

初到延安

部队过了铁路封锁线后，连夜冒雨急行军，一天走了140多里，第二天下午，总算安全到达贺龙同志所辖地界的兵站。虽然，兵站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但大伙走了这么远的路，已疲惫不堪，也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王树声将军让我到各房去叫大家起来吃饭，但他们实在是太困乏了，早已鼾声如雷，睡得很香，结果去吃饭的人不多。

饭后，我把王树声将军的行李打开，准备让他休息。尽管，王树声将军也很疲倦，但他还是到干部队、朝鲜人队、日俘队、骡马队等各队去查铺查哨，见大伙都安然人睡，才回来休息。这时，已是雄鸡叫过头遍，天边已现曙光。

第二天一早，部队吃过早饭后就出发，继续向延安前进。经过一夜的休息，现在又是在解放区行军，大伙心情很愉快，过铁路封锁线时的疲劳和紧张心情已一扫而光，沿途有说有笑，走了10多天，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延安地处陕西北部黄土高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历来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边睡重镇，是陕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人文荟萃，风景优美，“三山环抱，二水带围”，延河及其支流将延安城分割为三处。清凉山、凤凰山、嘉岭山（又名宝塔山）雄峙河边，俯视古城。明代李延寿曾赋诗称赞：“嘉岭叠叠倚晴空，景色都在夕照中，塔影倒分深树绿，花枝低映碧流红。”真可谓山清水秀，风物宜人。西安事变前，这里是张学良将军的驻防地。西安事变后，经张学良将军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团接管了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保安迁人延安城。从此，延安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在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后方，是指导抗日救国的中心，同时，也是全国进步青年想往的革命圣地。

我们一到延安，远远地就看见巍峨的宝塔山和山上的宝塔。据说，该塔建于唐代，明代重修。塔高44 米，为九层砖塔，八面八角，塔内有阶梯可供登临其上。站在顶层，延安全城尽收眼底。该塔是延安的象征，是延安人民的骄傲。陈毅同志写有《延安宝塔歌》赞颂该塔：“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人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此时，我们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我们几经转折终于到达了日夜思盼的延安城。

我们到达延安城的当天，王树声将军就到组织部报到，并被安排住在组织部的窑洞里。第二天，王树声将军便转到中央党校一部高干班，被任命为该班的队长，参加领导高干班的整风学习，所带牲口上交，人员由党校调动。和他一个班的还有其他高级干部，他们每人住一个窑洞，生活上是一个标准，吃大灶饭，每天三顿小米饭，一周吃一次馍，零星吃些猪肉。我被分配到党校警卫队，任务是保卫党校的安全，兼做些后勤工作。此外，每人每年还要完成两担八斗粮食的生产任务。劳动之余，我们还要学习。每天在党校东大门口的平房里，进行政治、文化和整风文件的学习。党校的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俱乐部经常有舞会，大礼堂不时上演评戏和秦腔戏。到延安后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军队、机关、学校等都显得井然有序，生机勃勃，到处都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气氛，到处都飞扬着战斗的歌声和操练声，这里的一切都和敌占区有着天壤之别。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向上、互助友爱的集体里，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好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延安宝塔山

在党校期间，只要有空闲时间，我都要去看望王树声将军。到了他那里，帮他做些洗衣、扫地、打水的事情，或向他汇报自已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王树声将军对自已要求很严，他对我说：“小鬼，谢谢你的帮助，这些事以后让我自己来做，我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现在就要利用这个机会锻炼锻炼。这次整风学习，组织上也要求我们在这里多参加劳动，把它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以后生活上的事还是让我自已做吧。”他对我也很关心，问寒问暖，还经常教育我说：“延安是个好地方，现在由于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加之延安的工农业生产又落后，各种物资供应紧张，就连吃穿也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他还鼓励我：“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一定要服从，不要讲价钱，革命工作不分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有了成绩，才称得起对人民有贡献。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已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要积极响应。当前不学点本事，将来到了前方，打起仗来再学习就晚了，就没有条件学了。今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只要有本事，就能战胜困难，立于不败之地。”经他这么一说，我更感到当前时机之可贵，更加珍惜目前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光阴似箭，来党校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这不由得使我心里琢磨，来延安前，王树声将军曾对我说，到了延安就能见到毛主席。怎么来了这么久，还没有见着毛主席。毛主席究竟在哪里？心里非常思念。盼呀，盼呀，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毛主席来党校看戏，正好是我们值班，远远地看见毛主席，他身穿一套和普通战士一样的旧灰色军装，留着长发分梳两边，身材伟岸，神采奕奕，儒雅潇洒，和蔼可亲，不时和身边的人交谈着什么。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是我日思夜想盼望的时刻。更令我难以想象的是，第二年春天，我竟会被挑选中到毛主席身边工作，进人枣园，形影不离地跟随毛主席达4年之久。

我的人生转折点

我有幸被选送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43 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延安城到处是花红柳绿，春意盎然。在这充满生机的季节里，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关键时刻。这时，中央书记处通知中央党校，要从中央党校警卫队中抽调几名同志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经警卫队指导员、协理员的推荐，彭真同志认真审批，在众多的警卫队员中，挑选出我、张良、王真和秦长怀四人去毛主席身边工作。为此，彭真同志还亲自接见我们四人，亲切地问我们：“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现在给你们一个光荣任务，调你们四人到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员和通讯员，你们愿意不愿意去？”我们一听说要调我们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心中万分喜悦，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即回答说：“我们非常愿意。”彭真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此次去给毛主席当勤务员和通讯员，主要的任务就是给毛主席送文件，把毛主席的生活照顾好。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情啊！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领袖，你们一定要好好干，不懂就要问，不会就要学，要为咱们党校争口气啊。”彭真同志的话，使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组织上如此信任我们，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光荣的，与此同时，我也有一些顾虑，心想，毛主席是南方人，怕他说的话我听不懂，影响工作，不能把工作做好。

我带着喜悦和这些顾虑去找王树声将军，把我调动的事和我的担心坦诚地向他倾诉。他听了之后，高兴地鼓励我说：“你在太行山时就想见毛主席，现在组织上这样信任你，调你到毛主席身边工作，这是天大的好事。这对我来说，对原来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员来说，都是很光荣的嘛。至于你的担心，我看没有必要，我不就是南方人吗？我说的话你照样听得懂，所以，我相信你能胜任这项工作的。”王树声说着话并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这些都给我以勇气和信心。

“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全力把工作做好。”我保证说。王树声满意地点了点头。由于我一直在部队里生活，与部队有割不断的情缘，总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前线，参加与敌人拼杀的战斗。所以在谈话中，我的这种思想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我对王树声将军说，我很留恋过去的战斗生活，并天真地问他：“将来您去前方打仗，是否还能带我去前线？”王树声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鬼呀！你留在延安给毛主席当勤务员，比跟着我重要得多。你要安心工作，把工作做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困难的，这不要紧，只要多多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他们请教，困难总会克服的。你要记住，做好毛主席身边的工作，就是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将来是否能跟我去前线，那就看工作需不需要。”经王树声这么一说，我的心更加踏实了，这大大增强了做好工作的决心。

很快，我们就正式接到了通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背起背包，挎上小书包，步行十几里到枣园报到。枣园距延安城西北8公里，面积约八九十亩，原系陕北军阀高汉成的庄园。当时，园内仅有几排窑洞和一些果树。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人延安后，中央社会部便住在这里，遂改名为“延园”。从1941年起，陆续在园内修建了20多孔窑洞，80多间瓦房和一座小礼堂，还在园内栽种了许多果树和花草，使它变得更加优美宁静。

毛主席到延安后，开始住在城北门内凤凰山村的李家窑洞，该窑洞背西朝东，阴暗潮湿，整日得不到日照，易着凉受冻；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后转居到吴家院。1938 年11月20 日，日寇飞机袭击延安，吴家窑洞一带遭到轰炸，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遂搬迁至离延安城外3公里的一个僻静小山村——杨家岭；1943年初，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出入人员较多，环境不太安静，于是，中央决定，毛主席迁往杨家岭以北5公里处的枣园。此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相继搬到这里，中央书记处也在这里办公，枣园已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时的枣园故居

我们到枣园时，因为是早上，园内很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报到后，王真和秦长怀被分配到通讯班当通讯员，我和张良被分配担任内勤，负责照顾毛主席的日常生活。为了让我们熟悉情况，了解毛主席的生活规律，我们没有立即到毛主席的身边去工作，而是先在通讯班当通讯员，主要是给五大书记送文件。当时规定，送文件时，20里内一般是步行，超过20里可以骑马。这样过了一个来月，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找我谈话。他说：“你来了已有一个多月，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毛主席身边需要人，调你去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并问他什么时候去？叶子龙说：“明天你等我，到时我来带你去见毛主席。”

第二天上午，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这天，叶子龙科长要带我去见想往已久的毛泽东主席。一大早，我就起床，感觉今天天气特别的好，蓝湛湛的天空，挂着几片白云；枣园内树枝上的小鸟，欢快地啼鸣歌唱。此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把灰军装穿戴得整整齐齐，等候叶子龙科长来叫我。11点钟左右，叶子龙来带我去见毛主席，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参谋贺清华。我跟着他们，来到毛主席住在枣园北面的一座宁静整洁的小院里，周围有一道不高的土墙，北面是一排用砖石砌就的带有流檐瓦的五孔窑洞，第一孔是会客室兼会议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卧室，有门洞与第二孔相通，第四孔是毛主席的孩子和阿姨的住所，第五孔是工作人员的寝室。院内有枣树、桃树和两棵槐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院子东南有一八角形的小凉亭，亭内有一方石桌和4个石凳，毛主席工作之余，经常到这里看书或休息。

我们走进毛主席办公的窑洞，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的窑洞，靠窗户摆着一张办公桌，一把硬圈椅，靠墙处有书架、两张硬沙发，旁边摆着一张小桌和两张木凳，墙上有一张大地图。这时，毛主席正座在桌前批阅文件。叶子龙走到毛主席的身旁说：“主席，新来的勤务员来了，他叫齐吉树。”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伸出右手同我握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田，感到无比的温暖，我朝思暮想的毛主席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让人感到非常亲切。我怀着兴奋、拘谨的心情，地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见我这副窘态，热情地招呼我，“来，坐下来。”这时，叶子龙对主席说：“主席，人我是给你带来了，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要办，我先走了。”说毕，他便离开了主席的办公室。叶子龙走后，屋子里就剩下毛主席、贺清华和我。毛主席亲切地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我：“你是哪里人呀？”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我是河北省元氏县人。”我说。

“你叫齐吉树，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呀，怎么取这个名字呢？”显然，毛主席对我的名字颇感兴趣。

“我前面原来有几个哥哥，因家里贫寒，生下来不久都相继天折。后来生下了我，父母怕我也像前面几个哥哥那样，过早地天亡，所以按照当地的习惯，把我栓在一棵大树上，以求庇护，大吉大利。因此，父母便给我取了‘吉树’这个名字。”我带着伤感的

心情谈出了我的名字的由来。

“你这个名字很好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解释，并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19了”

“你在家里上过学吗？”主席关切地问。

“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我15岁就参了军。”我不好意思地说。

“你参军时很小嘛。”主席感慨地对我说。

“我个子长得大，所以八路军吸收了我。”我认真地回答道。

“你人党了吗？”毛主席继续问。

“我是1938年参的军，1939年人的党。”我说。

“你进步很快嘛，是老党员了。”主席幽默地说。

“不老。”

“你在太行山打过仗吗？”主席仍然亲切地问我。

“大仗没打过，只是参加过百团大战。”我愣头愣脑地回答。

“那是很大的仗嘛。”毛主席笑着说，看来毛主席很开心。他接着问：“你愿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很愿意，就怕干不好。”我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要紧，有老同志呢。我这里工作很简单，你不懂就去问老同志，问贺清华。”说着，主席用手指了指站在旁边的贺清华同志。

贺清华同志站在一旁，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无言的鼓励。我们深知，主席工作很忙，时间对毛主席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为了不占用主席更多的时间，影响他的工作，于是，我们便告别毛主席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

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最感到困扰的就是自已文化知识太浅，可以说，大字认识不了几个。毛主席经常对我们说：“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看报，不能读书，就不知道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这怎么能做好革命工作呢？”所以，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的文化学习。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和孙振法、秦长怀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今天我把你们叫来，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你们到我这里工作我很高兴，但是，你们知道，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将来你们到前方工作就会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打起仗来，上级给你们一道命令，你们不认识，看不懂，怎么能去执行命令呢?这样可要吃大亏。所以，没有文化可不行啊！我想给你们找一个人，帮助你们学文化，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我们听了毛主席要找人来帮助我们学文化，都非常高兴，当即表示：“主席这样关心我们的学习，还要给我们找教员来教我们学文化，我们非常愿意。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决不辜负主席对我们的关爱。”

“那就好，那就好。”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着，他把头转向窗户，对着窗外喊道：“江青，你过来一下。”江青闻讯赶紧过来,问主席：“您叫我有什么事吗？”毛主席用手指着我们三个人对江青说：“这几个小同志都没有什么文化，我想让你给他们当老师，教他们学文化。”

“既然您已作了安排，我就给他们当老师，教他们学习。”江青 应允说。

“那好，就这么决定。怎么学，从那儿学起，你先搞个学习计划。我看，从明天就开始。”毛主席思考着对江青说。

第二天，江青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她说：“考虑到你们的具体情况，没有什么文化根基，就从最简单的识字开始。我想，开始时不要太多，每天就教你们认识三个字，但必须要做到会写、会读、会讲，达不到这三个目的，不许休息，直到学会为止。”说毕，她写了三个字（已记不清楚是那三个字了）教我们认、写、讲。到晚上向她汇报学习情况，把所学的字给她重复一遍。这样，在毛主席的督促下，江青对我们的学习抓得也比较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从每天认识三个字，逐渐增加到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这样，我们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已经认识了七八百个字，报纸上的大块文章也基本上能念下来。

这时，毛主席又说话了：“只教他们识几个字还不行，还应教他们能写作。先从身边的日常生活写起，比如，今天从早到晚做了什么事，吃的什么，简单地记下来；然后，把身边发生的事，自己的想法写出来，逐渐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江青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在坚持认、写、讲识字的同时，还给我们讲解一些简单的写作常识，要求我们从写日记开始，让我们把写好的东西让她批改。为了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有时还找一些好的文章让我们念，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技巧。

我们进行写作练习是从写日记开始的，主要写一天所做的事情。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写，只是写一些生活琐事，比如早上起来洗脸啦、什么时候吃饭啦、今天做了什么事啦等等，完全是一本流水账。江青在批改我们的作业时，除了对作业中的错别字进行修改外，有时也把我们仁人叫去，进行具体点评，并讲解一些写作知识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突出重点。我们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日记的内容也逐渐从单纯的流水账过渡到记述我们的生活、工作、劳动和外出活动等情况，甚至还写一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和读书看报的心得体会。有时，江青也把我们写的日记和文章送给毛主席看，请毛主席给我们点评。毛主席除了鼓励我们继续刻苦学习，坚持写日记外，还要求我们平时多看报，多读书。他经常对我们说：“一天不看报，是个小错误；三天不看报，是个大错误。你们虽然不是做领导工作的，但通过看报，可知道国内外大事，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

有一天，我正在收拾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进来对我说：“齐吉树，我这里有许多书，你可以挑一两本拿去看看。多读书，不仅从书中获得知识，而且还可启迪思想，受到教育。你愿意看什么书就自己拿吧。”其实，我心中早就想看毛主席的那些书了，只是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允诺，不敢随便去翻他的书。既然毛主席已经允许，当即我高兴地在毛主席的书架中挑了两三本古典小说《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当时，读这些小说时虽然不一定能读得通，有很多字还不认识，但对书中说的故事大概有所了解，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坚持记下来常问常写。时间一长，我读了不少毛主席收藏的书。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三四年间，毛主席一直关心着我们的学习，呵护着我们成长，使我从不识几个大字的人，逐渐锻炼成能读书看报，而且还可以写一些简单的调查报告和文章了，这对我今后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帮助。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毛泽东突然决定去南泥湾

1943 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迎着晨曦，开始工作。我照例先打扫主席住的窑洞，将主席要看的报纸和文件整理好，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今天天气特别晴朗，蓝湛湛的天空没有一丝儿云彩，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鸣叫不停，从山那边吹来的微风，让人感到清新、舒服。放眼园内，生机盎然，桃树、杏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枣树、梨树，硕果累累，挂满枝头。看着这些沉甸甸的大红枣，黄澄澄的脆香梨，心想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毛主席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工作，一般都是通宵达旦，所以起得较晚。他起床后，头一件事便是坐在桌前看报或阅读文件，然后才洗脸吃饭。今天却有些反常，一大早就起了床，坐到桌前，点燃一支香烟，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一边吸烟，一边看报。看起来，今天主席的精神格外的好，兴致很高。我见主席起床，赶忙泡了一杯热茶，给主席送去。主席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热又浓的茶，放下茶杯，凝视窗外，好像在思考什么似的。我怕打扰主席，便到隔壁的窑洞去收拾。

“齐吉树，齐吉树。”主席喊着我的名字。

我听见主席喊我，不知有什么事要吩咐，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们到南泥湾去看看，9点出发。你去告诉贺清华，让他通知德怀、弼时同志，一起去。”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说。

毛主席此次去南泥湾有三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彭德怀同志的思想工作。百团大战后，毛主席批评了彭德怀同志，但彭总对某些问题还有点疙瘩，想不通。所以毛主席让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彭总和夫人浦安修以及江青一同前往。

9 点整，司机周西林准时将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主席拿了一本书走进驾驶室。我们见主席上了车，也跟着上车，其他人则坐在由杨成华同志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两辆卡车离开枣园，向东南方向的南泥湾徐徐前进。

南泥湾距延安城东南90 华里，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流经这里组成一个“丫”字地形。西边叫南蟠龙川,南边叫九龙泉川，东边叫南阳府川，三川交会处叫阳湾。据说，南泥湾以前土肥水美，人烟稠密，后因民族纠纷迭起，百姓为避战乱，相继远走他乡，使这块美丽富饶之地，逐渐变成了蒿蓬塞路、野兽出没的荒无人烟之地。

1941 年至1942 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外有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内有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对边区的层层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边区生活资料极度匮乏。毛主席曾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边区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打破封锁，渡过难关，中共中央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在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初，八路军120 师359 旅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王震旅长率部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部队进驻南泥湾时，这里方圆百里，全是一片荒山，加之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严重缺乏，其生产、生活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指战员住无地方，食缺粮食，衣单被薄，工具奇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旅上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没有房子住，自已动手搭草棚、挖窑洞，有的还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就挖野莱、打野猪，以弥补粮食之不足；工具不够用，自己找废铁制造。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在“开荒好比上火线，没有后退永向前。困难纵有千百万，它怕咱干劲冲上天”的歌声中，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喂牛养羊。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开荒种地10万多亩，挖土窑洞千余孔，盖房600 余间。战士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使这块荒芜之地，变为“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富饶美丽的粮仓。1942年，毛主席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表扬了359旅，说：“边区留守兵团中，以359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好。”会议奖给359旅“发展经济的先锋”锦旗一面。毛主席还亲自为王震旅长题写了“有创造精神”的题词。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几位老同志，一同到南泥湾来视察。朱总司令目睹了南泥湾的巨大变化，看到战士们用艰苦劳动和汗水浇出来的丰硕果实，心中甚喜，不由诗兴大发，赋诗一首，盛赞南泥湾的这一巨变。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稼禾，水田栽新稻。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屯田初告成，战士初温饱。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卡车绕过延安城-一直向南，在婉蜓起伏的山道上爬行。毛主席坐在车里，无暇顾及沿途风光，专心致志地坐在车里看书。可是，跟在后面的那辆车厢里，却是另-番景象：江青、陈琮英、浦安修几个女同志凑在一起，又说又笑，热闹非常。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也不假。但是，坐在旁边的彭总却神情严肃，一言不发，默默地凝视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若有所思。我们几个小鬼都知道，彭总不高兴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所以，谁也不敢去和彭总搭训。

卡车爬上蟠龙山顶便停了下来。毛主席从车厢里走出来，站在山顶，两手插腰，俯视群山，只见山峦起伏，林木森森，好似绿色波浪环绕四周。他看了片刻，回过头来，兴致很高地对我们说：“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齐声附和说。

我见主席下了车，便迫不及待地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脚跟还未站稳，便听见“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跳车时，不小心将挎在身上准备给主席喝水的暖水瓶碰在车帮上给碰坏了。其他人也听见声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把眼光汇集到我的身上。

“怎么回事？”主席回过头来问道。

我见主席发问，心里特别紧张，“怦怦”地跳个不停，本想下车后倒点水给主席喝，由于自己粗心大意，结果把事给弄砸了，感到很内疚。我不好意思胆怯地说：“我把暖水瓶给碰碎了。”

“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主席见我自责不安的窘相安慰我说。听了主席的话，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更加小心从事。

大家休息片刻，便上车继续前行。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全有了”

翻过蟠龙山，南泥湾丰收的景象立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只见满山遍野，一片金黄，谷子糜子，长势喜人，高梁大豆，杆壮穗饱；山坡上，牛羊成群，池塘里，鹅鸭嬉戏；庄稼丛中，不时显现干部战士挥汗劳动的身影。毛主席看见这喜人的丰收景象，不禁赞叹道：“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停下来，停下来，咱们下车去看看。”说毕，主席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步出驾驶室，我们也下车紧随其后。毛主席兴致很高，边走边看，一会儿，用手托起路边沉甸甸的谷穗掂了掂；一会儿，走进田间摘下一串谷穗用手捻了捻，看看颗粒的成色。在行进中，毛主席还不时同正在田间劳作的当地农民和干部战士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这样走走停停，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逝。走了大半天，主席好像想起什么事，回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问道：“现在几点了？”

“快12点了。”有人回答道。

“哟，看来我们到阳湾要晚点喽，王震同志他们在那里一定等得有些着急了。”毛主席笑着对大家说。

中午时分，毛主席才到南泥湾359旅总部的阳湾。此时，王震旅长及团以上的干部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毛主席见状，急步上前同前来迎接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并面带笑容地对王震旅长说：“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很好嘛。看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今年丰收问题不大。”王震旅长自信

地说。

鉴于毛主席一大早就从延安出发，翻山越岭，而且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能有些劳累，于是，王震旅长请主席-一行到新盖的房子里休息，同时吩咐董迁恒同志去厨房准备饭菜。主席笑着说：“刚刚来就要吃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嘛。”说着，他也没有进房休息，在王震等359旅领导同志的陪同下，看了看新盖的房子和新开的窑洞。

中午饭安排在会议室里，餐桌上摆满了炖山鸡、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等，非常丰富。毛主席看着丰盛的饭菜，开玩笑地说：“怎么搞这么多的菜，这得花多少钱啊？”

“一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东西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王震旅长指着桌上的菜自豪地说。

席间，主席关心地问：“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每人每天五钱油，菜随便吃。”王震旅长回答说。

“星期天是否改善伙食？”主席继续问。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时还杀头猪或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王恩茂副政委说。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主席又问。

“没有，-个也没有。”大家回答说。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围困，你们越胖了。看围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毛主席风趣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了起来。

饭后，毛主席听取了王震旅长的汇报。在场的除王震旅长外，还有王恩茂副政委、苏进副旅长、李信主任等359 旅的主要领导干部。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脸上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当听说359旅经过两年的苦战，不仅已“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而且今年还要“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担1斗细粮、6斤皮棉时，毛主席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衣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随后，毛主席一行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到金盆湾附近视察。毛主席边走边看，并语重心长地对王震旅长说，他在来的路上，看了看沿途的庄稼，长得都不错，只是有的豆子秧上有虫子，要注意灭虫保苗。

毛主席一行来到通讯连，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刷得很白，就问战士石灰是从哪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毛主席高兴地对战士们说：“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而且还会烧石灰。”说着，毛主席走进战士们住的窑洞。只见室内清洁明亮，战士们睡的通炕上，炕沿的石板和木料非常平滑；茅草编织的草垫子上，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靠窗处整齐地摆放着学习用的书架和桌椅。毛主席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学习本，仔细地看了看里面写的作业说：“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不行，不行，还差得远呢。”战士们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呢？”主席用手摸着战士们的学习本问道。

“战士们都叫它是不花钱的油光纸。”王震旅长在一旁解释说。

“这很好嘛，你们多摘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任弼时同志插话说。

战士们接着又告诉毛主席，桦树皮的用处可大呢，还可以用它来制作饭盒、做斗笠，说着从墙上取下一顶斗笠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斗笠看了看，用手掂了一掂，斗笠又大又轻，周围还用柳条镶着边，上面端端正正写着“革命到底”四个大字。毛主席称赞道：“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从通讯连出来，毛主席还视察了伙房和养猪场，亲切地同炊事员、饲养员进行了交谈，关切地问他们有多大年纪，身体怎么样，老家在什么地方，并鼓励他们说：“你们做饭很辛苦，也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们的工作也很光荣，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毛主席平易近人和亲切的谈话，使在场的炊事员、饲养员们非常感动。

这天，毛主席一直视察到天色将晚，王震旅长多次劝毛主席早点休息，但主席毫无倦意，兴致勃勃，继续沿着田边小路健步前行。不远处的山坡上，散落着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着青草；放牧者唱着信天游，怡然自得。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大豆、糜子在微风中不停地摇曳。浣浣的小河绕山而过，河边的稻田，一片葱绿；一块块菜地，星罗棋布。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它折射出两年多来，指战员们用血汗浇灌出的丰硕果实；它反映出党中央、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政策的无比威力。直到金乌西坠，毛主席才兴犹未尽地返回住地。

当晚，毛主席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窑洞里，这是5孔土窑洞院落，坐北朝南，窑洞上方有小青瓦铺成的较宽的飞檐。右起第一孔窑洞是毛主席的会客室，第二孔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兼寝室，第三第四孔是彭总和任弼时的居所，第五孔是工作人员的住处。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

第二天，毛主席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在山岔口路西的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了教导营的刺杀、投弹、越障、木马、过天桥等军事训练表演。毛主席还走进交通壕，察看了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陪同视察的359旅的干部说：“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里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们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说毕，毛主席听取了王震旅长的军事工作汇报后说：“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随后，毛主席就近视察了718团的驻地，察看了战士们住的窑洞，亲切地问他们：“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一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并用手摸了摸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于是亲切地说：“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在一旁的彭总也接着说：“没有-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战士们见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这样平易近人，和可亲，对他们如此关心，心中激动不已，当即表示：要更加努力地练好杀敌本领，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关心。

毛主席离开718团后，便驱车到距阳湾10公里处的九龙泉719团驻地视察。毛主席抵达团部时，受到指战员们的列队欢迎。午饭后，毛主席到团部附近的九龙泉看了看。这里是汾川河的源头。传说，洪荒时代，有九条小龙被压进山底，所以，山名称为蟠龙山,水叫九龙泉。泉水为河谷岩隙潜水，因有九股泉眼而得名。泉水晶莹清澈，甘甜纯净，昼夜不停地汨汨流淌。毛主席弯腰用手捧起泉水喝了-口说：“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啊。”

毛主席见山坡上战士正在地里刨土豆，他走过去也拿起铁锹和战士们一起劳动。这里的土豆长得很肥大，毛主席刨出–个大土豆，他高兴地说：“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真顽固哟。”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时，在旁边劳动的任弼时同志回过头来，问身边的一个战士：“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的是什么呀？”

“上级领导得好呗。”战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小鬼，你回答得还不全面，我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以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你们上的肥多，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首长说的是。”这个战士不好意思地回答。

在一旁的彭总问王震旅长：“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毛主席没有听懂彭总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好奇地问：“什么是气死牛？”

王震旅长解释说：“郝树才同志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干部，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战役，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毛主席又问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地？王震旅长回答说：“大概是3亩多一点吧。”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并建议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当天，毛主席还参观了359 旅开办的铁工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吃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毛主席还特别叮嘱家属纺织厂的负责同志：“你们那里的女工、女同志多，半边天嘛，要同工同酬。”

毛主席这次在南泥湾一共住了三天两夜。白天外出视察，看庄稼，巡视部队，和战士、老乡交谈，听取部队首长汇报，接见劳动英雄；晚上，在阳湾住处的窑洞里和彭总、任弼时同志开会，研究工作，有时会开得很晚，甚至为了某个问题而进行激烈的争论。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有一次我进去给他们送水，就听见毛主席说：“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任弼时同志也接着说：“彭总，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嘛。”在我们离开南泥湾时，彭总也不再是紧绷着脸，闷不出声，而是开始和大家有说有笑了。我们私下嘀咕，这一趟来南泥湾可没白来，看来，彭总的思想疙瘩已经化解了。

第三天上午，毛主席便离开阳湾返回延安。在返回途中，毛主席又视察了驻扎在桃宝峪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学校，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在操场上观看了炮校学员的炮兵动作表演。因当时炮弹很缺，所以炮校学员只进行了熟练的装弹、瞄准、射击等动作表演，没有进行实弹射击。这天下午，毛主席才回到枣园住所。

毛主席这次到南泥湾视察，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了解了南泥湾屯垦部队的生产、训练、战备情况，对于359旅全体指战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也解开了彭总的思想疙瘩。毛泽东从南泥湾的巨大变化中，也得到许多重要的思想启迪。他在视察南泥湾之后不久，便相继写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几篇指导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著。再次强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口号。还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和发展商工业、兴办合作社、奖励劳动英雄等政策。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在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炮兵团

纽扣的故事

1944 年夏，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形势已有很大的改观。过去一天只吃6两粮食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而今虽然吃的是小米饭、红萝卜，吃饱肚子已不成问题，但其它物资供应还是相当匮乏。比如衣服上的纽扣，就很奇缺，即便是普通的牛角纽扣也很少见。当时，人们使用的纽扣大多是用布包着制钱做的。布的颜色不一样，不仅不好看，而且使用也很不方便。正是这小小的纽扣，却在毛泽东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之间有着一段深厚情谊。

“七一”前夕，王根局长向毛主席献礼

1944 年6月下旬，熏风吹拂的延安大地，庄稼长势喜人，麦穗沉甸，玉米挺拔，一派即将丰收的喜人景象。这是自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连续第三个好年景。延安人民看着这即将收获的累累硕果，喜上眉梢，决心以更大的生产激情，夺取今年的好收成，向党的生日献礼。

6月 23日，夏日的骄阳照得人暖烘烘的，灼热闷人；小鸟也不耐酷暑，躲进林荫深处栖息。枣园仍像往日那样宁静。电台的王振局长受全台工作人员的委托，不顾天气炎热，来枣园看望毛主席，并将大伙制作的牛角纽扣，作为七一献礼，呈献给毛主席。王振局长来到枣园时，站岗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挡在园外，并找到我说：“有一个人要见毛主席，我不认识这人，请你去看看，并问问毛主席见不见他。”我来到园外一看，见是王振局长，于是向他点了点头说：“王局长，请你等一等，我去请示一下主席。”说毕，我就去向毛主席请示。

延安电台的全称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内部先后称它为广播科和语言广播台，它是1940 年春开始筹建的。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建广播电台工作。为了避免日机的轰炸，电台的发射机房和广播室设在距清凉山编辑部20公里外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一—王皮湾附近的山上。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设备器材的匮乏。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从苏联带回了发射机，但在试播时，由于带动发电机的引擎马力不足而失败。后来，大家群策群力，土洋结合，用烧木炭产生的煤气来发动汽车引擎，然后用它来带动发电机；发射天线的铁塔是用几根木杆子连接起来的木塔；播音室只是一孔普通的窑洞，播音室门外挂的一块灰色羊毛军毯算是隔音设备。1940年12月30日开始试播，呼号是XNCR。此后，党中央通过无线电波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了特有的政治宣传作用，从空中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我领着王局长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正在办公。我走进窑洞对毛主席说：“主席，电台的王局长来了，想见见您，向您汇报工作。”主席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好哇，赶快请他进来。”

我出来把王局长带到主席的屋里。主席见王局长进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同王局长握手，并指着旁边的沙发说：“请坐，请坐。”两人落座后，我连忙沏了两杯茶给他们送去。王局长对主席说：“七一快到了，我提前来看看主席，同时也带来了一份礼物呈献给主席。”说着，他拿出一个布包，放在办公桌上，指着布包说：“这是我们电台的同志们用牛角加工的纽扣，现在送一些来，表明我们也能生产这种扣子了。”他一边说，一边把布包打开，拿出几粒扣子，递到主席跟前说：“过几天就是七–了，这些牛角纽扣算是我们电台同志们为庆祝党的生日的一点心意。全台同志们特意让我把它们拿来，给毛主席献礼。”

主席接过纽扣，仔细地看了看，这些纽扣制作得很精细，表面很光滑。他高兴地说：“很好，这些纽扣制作得不错，也算是个创造吧。以后延安再不用为纽子发愁了。这种牛角纽子比用布制作的纽子好使多了。”毛主席面带笑容，站起来走到桌边，把手中的纽扣放回到布包里。

王局长见毛主席很高兴，就把话题转到电台的工作上。他向毛主席汇报了电台的有关情况和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机器陈旧，影响收听效果，希望能更新机器设备。毛主席认真地听了王局长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现在这么困难，买也没法买。何况也没有钱。所以，你们要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在旧的基础上你们尽量利用旧的机器加以改造。待环境好转后，这些问题会予以解决的。”王局长见主席已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当即表示：“主席，请您放心，现在环境这么困难，换机器是不可能的，买也没法买。我们尽量利用旧的机器，对它加以改造，提高性能，充分发挥同志们的聪明才智，共渡难关，克服困难。”

主席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很好嘛。”王局长同主席又谈了-会就向主席告别。毛主席挽留他在这里吃了饭再走，王局长说：“不吃饭了，我回去还有事。特别是要把今天主席谈话的精神给大家传达，把工作安排安排。”主席见状便说：“那我就不留你了。”说毕，便起身和王局长握手话别。王局长走后，毛主席随手将桌上包着纽扣的布包拿起来，放在桌旁的书架上。

小小纽扣，寄托毛主席的一片深情

当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内勤人员共有三人，我、孙振法、张良。这时，中央办公厅有临时任务，把孙振法和张良二人抽调去搞临时生产，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工作。这样，三个人的工作由我一人担起来。虽然，工作比平时苦一些，累一点，但这是非常时期，辛苦一点也算不了什么。照例，每天我都起得较早，起来后首先就是收拾毛主席的办公室，整理散乱在桌上的文件。在整理文件时，要特别仔细，不能乱。哪些文件该放在哪里，哪文件该放在哪文件之上，都要按照毛主席最初放置的位置放好，便于主席翻阅查找。然后，就等待主席起床。

王局长来后的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吃完饭后，趁主席在房间休息，我把纺车搬到主席房间北墙根下，这里背阴，比较凉爽，就专心致志地纺起羊毛来。这时，毛主席抽着烟，步出窑洞，在园内散步。不知不觉中转到我纺线的地方，主席见我聚精会神地在纺羊毛，便停住脚步问我：“齐吉树，你们今年的生产任务是多少呀？”我纺得正起劲，突然听见主席问我，便停了下来，站起身来对主席说：“一年的任务是2担8斗细粮。”

“唤呀，你们的任务不轻呀，够重的啊。”主席有点惊讶并关切地问我：“他们两人抽调走了，就留下你一人，你们的任务能完成吗？”

“能完成，没有问题。”我挺了挺胸，自信地向毛主席保证说。

“不会吧，我看有点问题。”主席对我的保证有点怀疑。接着他关心地问：“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组织上没有说。”我回答道。

“你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生产，他们两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我看，你们今年的任务要完成很难。”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对我说：“齐吉树，你跟我来一下。”说毕，毛主席径直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我也不知毛主席叫我去有什么事，只好跟在他的后面，进了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毛主席走到书架前，从书架上把王局长给他的一包东西递给我说：“这是王局长昨天送来的-一包牛角纽子，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们三人，帮助你们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你们有困难，我应该帮助你们。”

毛主席对我们如此关心体贴，使我非常感激，我激动地说：“主席，这包纽扣是王局长和电台全体同志送给您的，您还是留着自己用吧。请主席放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我说让你拿去你就拿去，但不要把它卖给私人呀。你们可以把这包东西交到生产合作社，叫合作社折成钱，看能折多少，然后用它顶你们的一部分生产任务，以减少你们的部分负担。”主席认真地说。既然毛主席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不能不拿。于是，我只好把这包东西收起来，等孙振法和张良他们回来后，再商议如何处理这些纽扣。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又过了一个多月，孙振法和张良他们两人圆满完成任务回到枣园。我便将纽扣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然后，我们三人仔细地商量了一下，是把这些纽扣交给生产合作社顶我们的部分生产任务呢？还是把它留下来，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努力生产去完成任务呢？商议结果，认为毛主席这样关心和照顾我们，我们怎能把别人送给毛主席的东西拿来顶我们的生产任务呢，这样做很不好，如果这样做，会于心不安的。何况，只要我们三人齐心协力，合理分工，苦干勤干，不怕劳累，这点任务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把这些纽扣留下来，暂时不还给毛主席。同时，我们三人也进行了分工，孙振法和张良两人纺线，我仍坚持工作，力争在年底之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否则，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关爱。

开始时，由于我们纺线的技术较差，所纺的毛线质量不高，属二等线，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技术不断提高，所纺的毛线已逐渐由二等线提升至一等线。这样苦干了几个月，到11月初，我们已完成了7担多的任务，按我们每人2担8斗细粮的生产任务计算，三人共需完成8担4斗。也就是说，距完成任务只差一担多了，而现在距年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劲，完成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果然，还不到过年，我们就已完成了所规定的生产指标。

完成任务后，我们三人凑在一起，商议如何处理毛主席送给我们的这些牛角纽扣，如果把它退还给毛主席，毛主席肯定会不接受，而这些纽扣又不能卖，怎么办？经反复考虑，最后我们决定，把这些纽扣一分为四：拿出一部分送给警卫排的战士，一部分给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一部分留给我们三人和阿姨使用，另一部分留给毛主席，把毛主席衣服上的纽扣都换成牛角扣子。

大生产运动中正在纺线的延安干部

新年的前一天，延安城披红挂彩，张贴喜联，喜气洋洋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天，我们三人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见我们三人进来便问：“你们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明天就过年了，我们来一是提前给主席拜年，一是向您汇报我们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和如何处理您送给我们的这些牛角扣子。”我们说。

“那好，你们讲吧，我听。”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说。

“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三人的生产任务总算圆满完成了，而且，还略为超过一点。”孙振法代表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

“很好！你们一边工作，一边生产，干得不错，原来我还担心你们完不成任务呢。”毛主席显得很高兴，说完还笑了起来。

“主席，您送给我们的纽扣，我们没有交给生产合作社，而是把它们留了下来。如何处理这些纽扣，我们三人合计了一下，准备给警卫排一些，给书记处工作的同志们一些，我们三人留一点，另外也给主席留了一部分，准备把您的衣服上的纽扣换一换。这样处理，不知是否合适，请主席指示。”我把我们三人商议的结果如实地说了出来。

“好啊，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就这么办。这些纽子留在我这里也没有用，这样处理很好。”毛主席赞许地说。

过完年后，由于我们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上级奖给我们每人一条毛毯。同时，我们也按商定的方案，把纽扣分送到有关单位，并说明这是毛主席送给他们的。透过这小小的纽扣，反映了当时毛主席与延安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和关心、体贴身边工作人员的。

毛泽东点将王树声

“这个帅只有你来挂了”

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人反攻阶段，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的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组建中共河南省委（后改为河南区党委）、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挺进豫西敌后，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并任命正在党校参加整风运动学习的王树声将军为河南人民抗日军和河南军区司令员，并要他立即走马上任。

金秋季节，经过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满山遍野，谷穗金黄，羊肥牛壮，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中秋节过后不久，王树声将军应召到枣园见毛主席。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枣园像平时那样宁静。我趁毛主席在房里办公之机，便抽空在墙根下洗衣服。这时，王树声走进枣园，看见了我，便叫了一声：“小鬼，好久没见你了，怎么样？”我抬头一看，见是王树声将军，真是喜出望外。连忙站起身来，把湿漉漉的双手在身上擦了擦，便急步走了上去，握着他的手说：“首长，真想您，您身体好吗？”

“很好，看见你很高兴。”王树声将军笑着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接着说：“小鬼，我要到前方去了。今天我是应召来见毛主席的。看样子，这次我不能带你走了。你在这里工作，比跟着我走更

重要。”

“我还是想跟着你去前方。”我情不自禁地道出了我的心声。

“小鬼呀！毛主席是咱们的伟大领袖，是指挥全局的领导人。你在这里工作是非常光荣的，许多人想见毛主席也见不上，你天天跟毛主席生活在一起，你看光荣不光荣？我认为这是很光荣的事。你应该安下心来，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把毛主席照顾好，这比什么都重要。”王树声开导我说。

“首长，我听您的。我在主席这里工作已经习惯了，我基本掌握了工作要领。请您放心，我会把工作做好，会尽心地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我保证说。

“那好，那好！”王树声将军满意地说。

我们聊了几句，我怕影响王树声将军的正事，便领着他到毛主席住的窑洞。这时，毛主席正在写东西，他见王树声进来，便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和王树声握手说：“请坐，请坐。”并吩咐我：“齐吉树，上茶。”我彻了一杯茶递给王树声。

毛主席非常器重王树声将军。我后来才知道，王树声将军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他是站在徐向前一边，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所以，毛主席特别看重他。毛主席见王树声到来很高兴，关切地问他：“树声同志，听说你们这期军事队学员快毕业了，你对将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吗？”

对主席的提问，王树声表达了想去前线的决心。

毛主席点了点头，接着主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准备在河南开辟新的局面、组建河南军区的设想。毛主席语气沉重地说：“原想派徐向前、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去，不巧的是，徐老总骑马受了伤，恐怕一时去不了。所以，这个帅只有你来挂了。”

“主席！”王树声站了起来，自谦地说：“只怕我水平太低，难以挑起这副重担。”

“中央完全相信你，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毛主席笑着说，这笑容蕴含着对王树声的信任。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树声将军

接着毛主席交待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部队的任务：要在河南敌后，以嵩山为依托，在三点（郑州、许昌、洛阳）两线（平汉线和陇海线）之间，深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紧紧咬住敌人，牵制三点两线之敌的可能西进，沟通陕北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略联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好坚实基础。毛主席还说，中央从整个战略全局出发，不仅派你们进军河南，还派出了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边的五岭地区。

他们俩从下午两点多钟一直谈到4点多钟，这时天已渐渐地暗下来。毛主席吩咐我，让厨房多准备点饭菜，请树声同志在这里吃晚饭。

“主席，不必准备了。”王树声客气地说。

“为什么？”主席好奇地问。

“党校已给我留着饭了。”王树声解释说。

“那好，我就不留你了。”说着，毛主席亲自送他出来，一直送到大槐树下才告别。临别时，毛主席对他说：“明天下午你再来一趟，我们还有些问题要再谈一谈。”

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王树声将军准时来到枣园时，正巧我值班。我见王树声将军进来，便主动迎上去同他打招呼，互致问候。这时，毛主席闻声走出窑洞，抽着烟来到我们的跟前。他见我们有说有笑，非常亲切，便好奇地问王树声：“看样子，你们俩人好像早就认识了。”

“是的，他原来是我的小鬼，是我从太行山把他带到延安来的。”王树声笑着回答。

“那就对不起你了，我这里还需要他，那就不能跟你走了。”毛主席戏谑地说。随后，他略为沉思了一会，接着说道：“我打电话给组织部，让他们另给你配备一个班子，配备几个人，跟你一块到前方去。”

“谢谢主席的关心，组织部已经给我配备了一个班子。”王树声说着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我已经给小齐讲好了，让他安心工作，好好地照顾主席。他已同意我的意见，愿意留在主席身边，好好工作，请主席放心”

“那好。”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到屋里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吧。”说着，他们俩并肩走进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王树声说：“这次派你到敌后开辟新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困难一定不少，你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你能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你-定能打胜仗。”我见他们在谈论工作的事，给他们上了茶后便退了出来。这天，他们又谈得很晚，毛主席仍留王树声将军吃饭，王树声还是以“党校已给我留了饭”为由，谢绝了毛主席的好意。毛主席照例把他送到大槐树下才回去。

这时，我走到王树声将军的跟前关切地问道：“首长，您什么时候离开延安去前方？”

“时间还没有定下来，走时我会通知你的。”王树声将军边走边回答说。

“您这次去什么地方？是否又回太行山？”我好奇地问。

“比太行山远-些，到中原大别山敌占区工作，发展我们的解放区。那里敌人的力量暂时还很强，我们的力量相对较弱，困难会不少。不过，再大的困难我们会克服的。到时，好好地跟日军打几仗。”王树声将军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走到枣园门口。我依依不舍地说：“首长，您多多保重。”

“小鬼，你安心工作，好好地照顾好毛主席。再见。”说毕，王树声将军就上马扬鞭，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

毛主席亲自为王树声壮行

11月13日，毛主席在办公室接见了王树声、戴季英、张才千、熊伯涛等即将南下的干部。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热情地招呼大家落座，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来，请大家抽。他自己点燃了～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询问出征部队的编制、干部配备和武器弹药等情况。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出征，敌人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嵩山地区有土顽，非常顽固，又有地痞，还有汉奸。去那里要过黄河，要走洛阳，那些地方都是国统区和沦陷区，你们随时要同日本鬼子打仗，要同国民党顽固派们较量啊！”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片刻，吸了口烟又接着说：“对付日本鬼子可不比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讲究‘武士道精神’，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你‘王大司令’可得带些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团营以上干部去。”

“主席，前线回来的团营以上干部不多啊，再说，人家从前线回延安，屁股还没坐热，又让人家去打仗，这····..”王树声笑着说。

“‘王大司令’，你就缺调查研究呢，我们这些南征北战打惯仗的人，哪个真想把屁股坐热？包括你在内，在党校学习不久，就吵吵曬要上战场。从前方回来，是为了学习，学习好了，还是要上前方的嘛！我看，只有高兴，保证没人吊丧脸。”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

这次接见和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左右。会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了一批有对日作战实际经验的团营以上干部，安排到南下各支队当指导员。11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南下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的决定，王树声任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戴季英任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刘子久任副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参谋长。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马列学院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叶剑英、肖劲光等都出席了大会，为南下健儿壮行。毛主席拉着王树声的手说：预祝你们能很快地开辟中原根据地，这支部队是扎在蒋介石心上的一把钢刀。王树声坚定地回答说：“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11月底，部队出发时，毛主席亲自为其送行。

毛主席为王树声的安危操心

自从王树声将军衔命离开延安南下奔赴中原之后，一直音讯香无，我心中非常惦念。这时，日寇为打通在中国的南北交通线，对豫、湘、桂国民党战场发起了新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郑州、许昌、长沙、衡阳等地相继失陷。而王树声将军此次去的地方正是这一带，是新区，群众基础很差。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王树声将军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王树声将军的消息，他的境遇怎样？真令人担忧。这几天，我从毛主席睡觉很少，非常忙碌，不是开会，就是站在地图前伫立良久的情况看，可能跟前方战事有关，也许与王树声将军遇到的困难有关。因这涉及到军事的机密，我也不敢多问。

有天晚上，正是我值班，我照例沏了一杯热茶给毛主席送去。深秋的延安，已有一些凉意，夜风吹得枣园内的树叶哗哗作响，在这宁静的秋夜里听得格外真切。我端着茶走进毛主席的窑洞，只见毛主席披着一件外套，右手拿着一盏煤油灯，全神贯注地看着地图。我走进来时，毛主席也没有觉察到。我把茶杯放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轻轻地说：“主席，茶沏好了。”毛主席好像没有听见，我又重复了一句。“啊，齐吉树，你来啦。”毛主席从思索中回过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语气凝重地对我说：“我正想告诉你，你的首长王树声同志有危险了，他在中原敌战区很困难，被敌人包围了，如果不突出重围，很可能被敌人吃掉。”

我听毛主席这么一说，心里一下就紧张起来，真有点手脚无措，满脑子想：毛主席都这么说了，肯定很危险。首长安全吗？他能否突围出来？我的这种不安情绪，立刻就在我的脸上显现出来。毛主席见我这副失常的窘态，便安慰我说：“齐吉树，你不要紧张，我现在正调刘、邓和王震的部队去支援王树声同志突围。”这时，我才明白，这几天来，毛主席为何这么忙碌，原来他在筹划如何解救王树声将军之危，助王树声将军脱险。

又过了几天的-个晚上，我去给毛主席送茶。主席一见我便高兴地对我说：“齐吉树呀，你不用替你的首长担心了，他已经胜利突围，现在已脱离了危险，转移到安全地方，你可以放心了。”几天来，紧紧悬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喜悦的激情充满我的全身。当时，我感到我的双眼湿润，热泪翻滚，这是喜悦的泪花，是胜利的泪花。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毛主席的伟大，真是“运筹帷，决胜于千里之外”，既解了王树声将军之危，又开辟和巩固了新的抗日根据地。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的香甜。

毛泽东与张思德

“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1944 年9月8日，前几天的一场秋雨，使延安城笼罩在如愁的秋雨之中。今天，雨虽然停了下来，但天仍是灰蒙蒙的，秋风把树叶刮得哗哗作响，发出哀鸣的低吟，整个延安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在枣园后沟西山脚下的河滩上举行。

一大早，中央警卫团便在河滩上搭起了一座为张思德举行追悼会的台子，在黑色布棚的上方，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挽额。两侧摆满了中央各机关和战友们送来的花圈。在毛主席送的花圈上，他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中央直属各机关、中央警卫团全体人员和枣园附近的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毛主席也亲临会场，表达对张思德同志的哀思。

追悼会庄严、肃穆，由中央警卫团吴烈团长主持，政治处主任张挺祯致悼辞。毛主席以沉痛的心情，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张思德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作了系统科学的概括。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主席的讲话，深沉感人，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台下很多人都淌下泪来，同张思德一道长征、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也伤心得哭出声来。

张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开始便给地主放牛、割草、挑水，受尽了苦难。1933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人伍后作战英勇，关爱战友，深受同志们的喜爱。在长征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是挺身而出，拼搏在前，为此曾受到上级的嘉奖。1937年月10月，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1938年初，他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警卫连任一排三班长。1940年被分配到中央警卫营任通讯班长。1943年夏，调到枣园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担任警卫工作。1944年秋，中央决定在延安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解决与会代表和中央机关的烤火问题，由中央的邓捷负责抽调人员，去安塞烧木炭。张思德被抽调任副队长。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在查看炭窑时，不幸因炭窑塌顶而光荣牺牲，时年29岁。

“张思德是一个好同志”

在延安，为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驻有-一个警卫营，住在枣园对面的胡家沟。后来警卫营扩大到一个团，并配有一个骑兵连。在枣园派驻有一个警卫班，专门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平时站岗放哨，毛主席外出时，跟随毛主席前往。当时，毛主席外出是很频繁的，经常去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或边区政府，不是去开会，就是去做报告，非常忙碌，有时吃完晚饭后才能回来。所以，警卫班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警卫班一共有十四五个人，班长叫张正和，副班长叫王宝成，张思德也是警卫班里的一名战士。

毛主席对警卫班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哪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毛主席有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工作到12点左右，或工作累了，或文章写到一个段落，总是要出来散散步，在院内走走，和值勤的警卫战士聊聊天，拉拉家常，借机了解他们的情况。毛主席和警卫班的战士都谈过话，特别是和张思德谈得最多。所以，他对警卫班的情况了如指掌。有一次，毛主席和我聊天，有意问我：“齐吉树，你知道我这个警卫班有多少人吗？”我说：“当然知道，他们共有15个人。”主席又问：“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吗？”我说：“这个情况我可不太清楚。”毛主席说：“那我就告诉你，警卫班15个人中，有你们河北来的4个同志，陕北的有6人，其余5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四川人。”我对主席深入细致的工作非常佩服。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第一次同张思德交谈的情景：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微风轻拂，枣园一片沉寂，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仍闪烁着灯光。这天晚上正值张思德值勤，大约12点钟左右，毛主席像往常一样，每到这个时候便要走出窑洞，到外面走走，舒展舒展筋骨。我见主席出来散步，便跟在他的后面。毛主席特意走到张思德的跟前，和他拉起了家常。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哪一年参加革命的？”毛主席亲切地问。

“报告主席，我叫张思德，四川人。我是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张思德以军人的姿势向毛主席报告说。

“啊，那么说，你参加过长征啦！是个老革命了。”毛主席很感兴趣地说。

“是的，我参加过长征，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张思德回答道。

“长征是很艰苦的，你那么小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很不错，你能走过来就很不简单了。”毛主席赞许地说。说着，毛主席陷人了沉思，好像又回到那艰苦难忘的岁月。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怀着感慨的心情问张思德：“你为什么要离开家参加红军，现在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的父母早就死了，后来我有了－-个养母，她对我很好，很疼爱我，但养母家里也很穷，我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即使这样，有时还吃不饱。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出来参加了红军。”张思德诉说着苦难的往事。

“你是从什么地方调到我这里来的？”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是从中央警卫营调来的。”张思德回答说。

“现在咱们的条件还很困难，吃得不好，有时还吃不饱，穿的也是粗布衣服，比起长征时虽有所改善，但这还很不够。所以，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克服目前的困难。”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比我在家乡、在长征路上的生活好多了。过去，我在家里吃不上一顿饱饭，平时总是喝稀饭，穿的也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现在条件虽然艰苦点，但总能吃得饱，穿得暖，饿不着、冻不着，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已是很满足的了。”张思德很感慨地说。

同张思德的这次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张思德他出身贫苦，参加革命早，打仗勇敢，对党忠诚，工作任劳任怨，他是一个好同志。”

张思德卖桃

当时的延安，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供应相当奇缺。为了解决边区的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部队战士，无论是中央首长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定的生产指标。当然，警卫班的战士也不例外。有一天，毛主席与警卫班班长张正和谈起如何完成生产任务的事。毛主席问张正和：“今年，你们的生产任务能完成吗？我看，也挺困难的。因为你们不能上山开荒种地，单靠在家里纺纺棉线和羊毛能行吗？”

“单靠纺线可能完不成任务。”张正和如实地说。

“这可得想个办法，你考虑考虑，看有什么办法能完成任务。”毛主席关切地说。

张正和思索了一会儿，对毛主席说：“主席，有办法了。离枣园不远有一个村子叫桃园，村里桃树很多，每到桃子成熟时，他们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卖。我想到桃园去一趟，有可能的话，我们把该村的桃树包下来，待到桃子成熟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这样你们的任务就可能完成了。”主席赞同地说。

“肯定能完成任务。”张正和充满信心地向毛主席保证。

“那好，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毛主席高兴地说。

事后，张正和就到桃园村，找到桃树的主人，问他：“你们的桃子是自已卖还是往外包呢？”桃树的主人说“卖我是要卖的，但我自己没有什么力量，我愿意包出去”。张正和一听，心里挺高兴，便说：“我们想把你的这些桃树都包下来，你看行不行？”桃树的主人说：“由你们来包当然行，我们更放心，还能多赚几个钱。”于是，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协议，这个村的桃树由警卫班包下来，待到桃子成熟后，由警卫班组织人去摘桃、装筐直至挑到城里去卖。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之间，桃园的桃子已成熟了。警卫班先摘了两筐桃，准备拿到城里去卖，看看市场行情。这天，警卫班除值勤的战士外，都聚集在警卫室里。张正和班长喜逐颜开地对大家说：“今年的桃子长得不错，现在摘了两筐桃，有百十来斤，我们这里离城有十几里地，看哪位同志把它挑到城里去卖，看看市场的行情。”当时，战士们听说要把桃子挑到市场上自个儿去叫卖，脸面有点放不下来，都没有声。这时，张思德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班长，让我去吧！我个子大，挑个百十来斤算不了什么。我在家乡时，一直就是肩挑背扛，早就磨练出来了。”大家正在议论时，正巧毛主席从屋外经过，听见屋内议论纷纷，便步人屋内，见地上放着两筐桃，笑着说：“怎么，这是你们所包的桃子，现在开始收获了。”

“是的，今年桃子长得不错，我们先摘两筐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卖，看看行情。”张正和报告说。

“我看，这两筐桃子有百十来斤重，要挑着它走十几里地，你们能挑得动吗？”毛主席关切地问。

“刚才，我们正讨论这个问题，张思德同志自告奋勇地报了名，他愿意把桃子挑到市场上去卖。”张正和说。

“那好呀，张思德个子大，挑百十来斤不成问题，我看能行。”毛主席高兴地说。既然毛主席也同意张思德去，就这么定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张思德就挑着桃子到延安去卖。当时，延安的桃子不多，由于价钱公道，很快两筐桃子就卖光了。张思德一回来，大伙便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询问卖的情况。有的问：“桃好不好卖？”有的问：“市场热不热闹，买的人多不多？”张思德连忙说：“好卖，好卖。我把担子一放下，人们便围过来，这个问多少钱一斤？那个说，这桃子真好，价钱公道，很快这些桃子就卖出去了。”大家听后，都非常高兴。决定第二天加大力度，摘200 斤，由王明珠和张思德–起去卖。以后，桃子卖得很顺利，警卫班就靠卖桃子完成了生产任务。他们也向毛主席报了喜，毛主席对此很高兴。

张思德帮我们打草鞋

1944 年，延安的物资供应还是相当困难的。当时，吃的、穿的虽然基本上得到解决，每天三顿小米饭，三年一身棉军装，一年一套单军装，一双布鞋和一双布袜，但对我们几个警卫员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鞋破了没有换的。因为我们随毛主席外出的时间多，路走的多了，鞋的磨损也就大。一双鞋穿了没多长时间，大脚趾头就露了出来，鞋的后跟也裂开了嘴，提也提不上，有时只好赤着脚。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的身上，希望他能帮我们解决鞋的问题。

但是，毛主席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他也看见我们的鞋破得已露出脚趾，对我们很同情，但他从不向供给部门开口，给我们一点特殊照顾。有时，他翻箱倒柜找出一双自己的鞋给我们，也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一次，他对我说：“齐吉树，你去找找张思德，他是四川人，说不定他会打草鞋，请他帮你们每人打一双，暂时解决一下困难。”

过了一两天，我找到张思德，对他说：“张思德同志，你看我们的鞋都破成这个样子了，你是否能帮我们打双草鞋？”张思德爽快地说：“没问题，你去找套旧衣服，买一根绳子就行了，我把草鞋打好后，给你们送去。”第二天，张思德就把打好的三双草鞋给我们送来。我们一穿，正合适。我们心里非常感激，这三双草鞋，占了他不少的休息时间，也凝聚了他对同志的关爱之情。当天，我给毛主席送茶时，毛主席见我脚上穿着新草鞋，便笑着说：“张思德这么快就给你们把草鞋打好了，这草鞋打得真不错，他的手真巧。”说着，他思索了一会，便对我说：“这只是解决目前的暂时困难，并非长久之计。你去问问张思德，他会不会做布鞋，如果会，让他教你们。你们学会后能自已做鞋，这不就一下子解决了问题吗？”毛主席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如果我们自已会做鞋，以后就不会为鞋的问题发愁了。于是，我对张思德说：“思德同志，谢谢你给我们打的草鞋，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考虑，草鞋也穿不了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自己会做鞋那就更好了。不知你会不会做鞋？如果会，可教教我们。”

“做鞋我可不会，但我在家里时，看见我妈妈做过。做鞋时，先要会纳鞋底。这就是把布用浆糊刷在木板上，然后，再在布上刷上浆糊，铺上一层布；如此反复多次，晾干后，按脚的大小，剪成鞋底样。因鞋底比较厚，“一般的针容易折断，我妈妈在纳鞋底时，先用两块木板将鞋底样夹紧，用锥子把鞋底扎穿，然后再用穿着麻绳的针从中穿过，用手将麻绳勒紧，这样一针一针地就纳成了鞋底。纳好鞋底只是做鞋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做鞋帮。就是根据脚面的大小画好纸样，在纸样上贴上布，按纸样剪下来，缝好沿口，鞋帮便做成了。把做好的鞋帮上在鞋底上，鞋子就算做好了。”张思德详细地介绍了做鞋的过程，他还建议说：“我看，你们和几个阿姨合作，分分工，她们做鞋帮，你们做鞋底，组织起来，互相配合，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觉得他的建议很好，于是我们和几个阿姨一商量，她们都同意。

说干就干，我们找了几件旧衣服，买了点青布和白布，旧布做鞋底，新布做鞋帮，很快新鞋就做成了。当我们拿着新鞋向毛主席报喜时，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不简单，自己会做鞋了，是张思德帮助你们的吧！”我们说：“是的。”毛主席说：“张思德是个好同志，他会的东西挺多，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毛主席亲自过问张思德的后事

1944 年秋，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解决与会代表与中央机关的烤火问题，师哲和杨尚昆主任商议，决定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到安塞的劳山去烧木炭。据我所知，这次抽调的人员有十几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办公厅、书记处、社会部等单位。书记处有3人，他们是张思德、白苍和朱老四。因张思德是烧炭的好手，这次让他担任副队长。进山烧炭，是一个又脏又累、需要出力的苦活。要把木材烧成炭，要经过砍伐、打窑、烧窑、出窑、打包、运输等多种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比如砍伐，一棵又高又粗的青冈树，要把它砍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青冈树质地坚硬，不易砍伐，很费力气，砍不了几下，手就打起了血泡，还累得腰酸胳膊疼。何况安塞劳山地区，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条件极为艰苦。张思德他们到达后，砍了些树枝搭起小窝棚，便开始挖窑、伐树、烧炭。尽管条件艰苦，但大伙的情绪都很高，尤其是张思德，无论是砍树伐木，还是打窑烧炭，他都处处带头抢着干，从而带动了大伙的积极性，很快就烧出了几窑炭。

9月5日，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张思德在巡视炭窑烧炭的情况时，发现有一孔炭窑的烟道冒出的烟很大，说明窑内的火太旺，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这一一窑的炭就会报废。于是他和白苍一起，先后钻进窑内，准备把火调小一点。当他们还没有走到调火的地方时，只听“轰隆”一声，几米厚的窑顶突然塌了下来，把张思德和白苍埋在黄土之下。战友们闻讯后急忙冒雨奔跑过来，一齐用手往外刨土，白苍因靠近窑口，埋的土不算太厚，很快便被战友解救出来。张思德靠近里面，泥土压得太深，战友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深埋在泥土中的张思德挖了出来。当沾满泥土的遗体露出时，张思德同志已经牺牲了。这时，人们已无法抑制自已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哭成了一片。

张思德牺牲的噩耗很快就传到延安，杨尚昆主任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师哲，师哲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当时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痛地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深情地望着安塞方向沉痛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后方劳动生产死人不应该啊！”“特别是像张思德这样经过长征的同志，就这样死了，真太可惜。”并让他的司机老周开车去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老周告诉主席说：“安塞劳山那里没有公路，汽车开不进去。”毛主席说：“汽车开不进去，让人抬也要把张思德的遗体抬回来。”同时毛主席还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同志的身体擦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要买一口好棺材：第三，要开追悼会，我要去讲话。”按当时的情况，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处理战士的后事，一般都从简，然而，毛主席对张思德同志的牺牲如此关心，足见其对张思德的重视。

9月8日，延安各界群众在枣园后沟西山脚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张思德同志。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张思德同志的革命一生，并借张思德的事迹鼓励大家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当时，毛主席是即席发言，没有讲稿，在场有五个同志作了记录。会后，胡乔木同志将记录稿加工整理，并请示毛主席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就是后来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文章一一《为人民服务》。

英模大会与劳动英雄杨步浩

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

1944 年秋收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边区的生产，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研究决定，在年底召开全边区的劳动英雄模范大会，届时，准备请毛主席到大会给与会代表讲话。林伯渠为了此事，特地到枣园向毛主席汇报。林伯渠主席来时，我正在值勤。我见林伯渠来了，便连忙彻了一杯茶送去。毛主席请林伯渠在沙发上坐下，笑着对他说：“林老，什么风把您老吹来了，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和李鼎铭先生商量，想在今冬召开一次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以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边区的生产。”林伯渠说。

“好啊，你们这个会大概需要准备多少时间？”毛主席问道。

“大概要个把月的时间。因为要选举产生劳动英雄模范，同时，开大会前还要开小会，了解当前的生产情况，粮食够不够吃、明年有什么打算、准备开多少荒等等，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召开大会时，我们想请主席亲临会场，给与会代表讲讲话，鼓励鼓励大家。”林伯渠把有关开会的情况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你们的想法很好，但准备工作要做得细一些，包括代表的资格、人数，开会的地址、内容等都要考虑周到。.到时，我一定参加。”毛主席边思索边说。

“就这么定了，我回去后就抓紧进行准备。”林伯渠高兴地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于1944年12月22日在延安召开，来自各条战线的476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一共开了24天，1945年1月14日结束。在此之前，与会代表先期在杨家岭后沟集中，分组召开小型会议。我出席这次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代表集中前几天，师哲同志通知我说：“齐吉树，你代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师哲同志的话令我感到有点突然，我说：“我们这里还没有选举，现在让我去合适吗？”师哲说：“怎么不合适，你工作很出色，这是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的。”我说：“既然组织上这么定了，我就去。”

第二天，我就到杨家岭后沟大会组织处去报到。这里距枣园只有几十里的路程，有许多窑洞，分组会就在这里举行。小组是按地区分片划分的，我们组有20来个同志，他们都是来自枣园地区的劳动英雄模范人物。小组的议题主要是谈今年的生产情况和明年的打算，群众的粮食够不够吃，明年开多少荒、种多少地，小组会开了3天，在会上我也介绍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虽然没有开荒种地的任务，但我们也有每年上交相当2担8斗粮食的纺棉花、纺线线的生产指标。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照顾毛主席生活的工作做好，另一个就是完成生产指标。”代表们听说我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关切地询问毛主席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健不健康、工作劳不劳累、睡得好不好等等，从代表的询问中，可以看出边区人民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们还一再叮嘱我，要我把毛主席的生活照顾好，让毛主席有更好的身体、充沛的精力，为边区的老百姓、为全国人民办更多的事。

1945年1月10日下午2点来钟，警卫都在枣园院内等候毛主席上车，去杨家岭出席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此前，毛主席曾告诉我，要我同他一起乘车去，所以，我在住的窑洞内等候通知。不久，毛主席从窑洞出来，没有看见我，便让贺清华来叫我。我赶紧跑了出来，随毛主席上车去杨家岭。毛主席仍像往常一样，坐在前面，拿着一本书在看，我们坐在后面。车到了杨家岭礼堂门口时，毛主席还没有察觉，待我们告诉他已经到了时，他才放下书本，走进会场。

会场庄严简朴，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开展劳模运动，全面建设边区”12个大字。代表们见毛主席进来，都起立热烈鼓掌。会议由林伯渠主持，他说：“今天，我们召开的是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我把毛主席也请来了，等一会儿，请毛主席给大家作报告。”代表们听说毛主席要讲话都热烈鼓起掌来。接着林伯渠介绍了去年边区的生产情况，提出了今年的生产指标，他还特别强调劳动英雄要时时抑制自满，互相学习，发扬优点，克服不足，在今后的生产劳动中，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村里的生产带动起来。林伯渠讲完后，就请毛主席作报告。

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说，今天开的这个会，刚才林伯渠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都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你们都是经过大家选举产生出来的劳动英雄，要起好头，把你们的村里、乡里的老百姓动员起来，积极参加生产，如果大家心齐了，都参加生产，粮食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嘛。陕北有个好条件，特别是延安，山都是土山，石头山很少，可以开荒种地，只要大家齐心，什么事都能办到。毛主席说，你们有很大的功劳，但切记不可以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模范了。毛主席在谈到当前边区的经济形势时指出，由于我们所处的农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和经常遭到敌人的摧残，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个方面都吃得很好。总之，所有部队和机关，不分上下、不分官兵，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都要参加生产。我也不例外，我每年也有2石8斗的生产任务。完成生产任务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不完成。接着，毛主席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不仅对与会代表很大鼓舞，而且，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澄清混乱思想、解决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任务、战胜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步浩替毛主席代耕交公粮

杨步浩是延安县东川口区二十里铺人，是著名的劳动英雄。他在大会上听到毛主席也要完成2石8斗的生产任务后，心情很不平静。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天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要生产劳动，心里很过意不去。毛主席的生产任务由我来完成，我替毛主席代耕交公粮，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为老百姓办事。为此，他找到有关领导，表明他的想法，得到相关领导的支持。杨步浩要替毛主席交公粮的信息很快就传到毛主席那里。一天，我给毛主席送水，毛主席问我：“齐吉树，你听说杨步浩要替我交公粮的事吗？”我说：“开英模大会时，我就听他说过要替您交公粮的事。”毛主席说：“这怎么行呢？我的生产任务怎么能叫杨步浩给我完成，这是不行的。”我说：“杨步浩替您代耕交公粮是真心实意的，他的态度很坚决。我听他说过，他家有的是粮食，替您交公粮不成问题，希望您不要为交公粮的事操心，让您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好好办公，来为老百姓办事，来考虑和处理抗日的大事、国家的大事。”当年秋收后，杨步浩就赶着两头毛驴，驮上近3石粮食送到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替毛主席交公粮。事后，毛主席还在枣园办公地专门接见了他。那一天，杨步浩仍是穿着陕北农民的羊皮袄，头上缠着羊肚白毛巾。他见毛主席在百忙中见他，心情非常激动，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毛主席，见到您我非常高兴，您为咱们老百姓出了那么多的力，办了那么多的好事，咱们老百姓非常感谢您。”毛主席面含微笑地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拿出一枝烟递给他，还亲自给他点上火，亲切随和地同他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毛主席笑着说：“谢谢你替我交了公粮。我的生产任务应该由我自己来完成，怎么能让你来代劳呢。你给我交的公粮到底算我毛泽东的还是算你的？”

“当然是算您的。我交的就是毛泽东的公粮，不是交我杨步浩的公粮，我的公粮早就交了。”杨步浩诚心诚意地说。

“你为什么要替我交公粮呢？”毛主席笑着问道。

“俗话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现在翻了身，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呀！主席您每天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忙得很呀，还要抽出时间去劳动交公粮，我心里放不下，我就要为您代耕，公粮由我来替您交。”杨步浩动情地说。

“你为我交公粮，我非常谢谢你。今年交了就算了，以后不要再替我交了，我还是自已来解决。现在全党上下都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每个人都有生产任务，我怎么能例外呢？我的生产任务由我自己去完成。”毛主席认真地说。

“这可不行，您操劳的大事很多，时间非常宝贵。您的公粮就由我包了，这样，您可以用这些时间为咱们老百姓办更多的事。您以后就不要再为交公粮的事操心了。”杨步浩激动地说。

毛主席见杨步浩这样执意要为他交公粮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毛主席转了个话题，问杨步浩：“你的麦子为啥种得这样好呀？”杨步浩见毛主席问及种庄稼的事，便来了精神头，饶有兴趣地说：“关键就是要掌握农时，勤于耕作。俗话说，头伏翻地一碗水，二伏翻地半碗水，三伏翻地碗底水，立秋翻地没有水一一白露时节就种麦。意思是说，要收麦得好，就要不误农时，头伏翻地，白露种麦，迟了就不行了。”杨步浩侃侃而谈，毛主席仔细地听，不时还点点头，以示赞同。毛主席对杨步浩说：“你的经验很宝贵，要介绍给其他乡亲，这样，大伙都向你学习，生产就自然上去了。”他们谈了一会，杨步浩怕耽误毛主席过多的时间，便向毛主席告辞。临走时，毛主席让我摘了一些他种的蔬菜，装在纸箱里，送给杨步浩。

杨步浩给毛主席送秧歌

1946 年春节，延安城比往年更为红火，城里城外，鼓乐喧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热烈的秧歌队。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真可谓双喜临门。人们把这种充满内心的激情，都倾泄在这年的春节上。

杨步浩所在的川口区六个乡的乡亲，决定在春节时给毛主席送一块“人民救星”的金字大匾，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这块匾长5尺，宽3尺5寸，上面写有“人民救星”四个金色大字。正月十五日一大早，杨步浩就带着秧歌队，抬着匾，一路吹吹打打，扭着秧歌，直奔毛主席的住地一一王家坪（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由于健康原因，从枣园搬到这里）。

这天，毛主席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餐，便到办公室办公。大约10点来钟，外面忽然响起欢快的锣鼓声，毛主席问我：“齐吉树，外面怎么这么热闹？”正说着，参谋进来报告：“主席，川口区的杨步浩给您送秧歌来了，还抬着匾呢，他们正等待您的接见。”“好啊，我马上就去。”毛主席边说边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脸对我们说：“走，乡亲们把秧歌都送上门了，我们还不去看看！”

在王家坪林园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人们早已等在那里。大伙见毛主席走来，便热烈鼓起掌。杨步浩对毛主席说：“主席，今天我们川口区六乡的人民向您敬献‘人民救星’的金字大匾，是我们川口人民向您表达的一点心意，我们祝您身体健康。”接着，川口区的乡亲便向毛主席献匾。毛主席高兴地接过匾，转给别的同志抬着。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说：“延安川口区六乡的530户2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们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和秧歌队，对中央这样的关切，谢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乡人民今年夺取大丰收！”毛主席讲完话后，杨步浩代表六乡人民向毛主席表示说：“毛主席您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六乡人民回去后，要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来报答党中央和您的恩情。”

献完匾后，川口区的秧歌队便开始表演节目。顿时，场上锣鼓喧天，秧歌队员们舞动彩带，热情奔放地扭起了浓郁的陕北秧歌。毛主席和杨步浩并排坐着，仔细地观看表演，演出一个节目，杨步浩便向毛主席介绍。当秧歌队扭到高潮时，毛主席还带头笑着鼓起掌来。演出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和秧歌队员们合影留念，并招待秧歌队的全体人员在军委大礼堂吃饭。

1946年春节延安人民向毛泽东赠匾

吃完饭后，毛主席对杨步浩说：“今天你们给我送匾和送秧歌，我非常感谢，但朱老总还没有看见你们的秧歌呢？你们是否也把秧歌给朱老总送去，如果你们去，我这里有两辆卡车和我坐的一辆汽车，可以把你们送到枣园。”杨步浩当即表示，非常愿意到枣园给朱老总送秧歌。毛主席听后很高兴，让我赶快去通知周师傅和卡车司机，把车准备好，送秧歌队的乡亲到枣园。不一会儿，三辆汽车相继开来，毛主席亲自将秧歌队的乡亲们送上汽车，并目送他们离开王家坪。三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向枣园驶去。

七大前夕的毛泽东

七大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这次大会距192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有17年，它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任务。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但因战事连绵，只好作罢。此后，中央曾多次开会，研究和讨论召开七大问题，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结果。直到1944年夏，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七大的问题，并决定在七大召开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具体讨论有关七大的问题。

此时，在组织上，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公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张闻天有事都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张闻天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作决定。1941年“九月会议”后，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完全由他负责，同时他还兼负七大的筹备工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会议由毛泽东召集。此后，张闻天就不再负责书记处的工作。

为了开好七大，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工作。1942年，中央就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为召开七大做好思想准备。当时，在党内，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还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在全党范围内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一些分歧。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这时，在党内还有拥护王明、拥护博古的人，还有郭洪涛的问题。郭洪涛很“左”，要不是毛主席到达陕北，刘志丹可能就被他杀害了。加之，在整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急待解决。所以，这一时期，问题很多，毛主席十分忙碌，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不是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和统一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就是下去做在整风运动中被整受委屈同志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对党的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也开始纠正了前一阶段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这些都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基础。

整风运动前，王明就已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但自1941年“九月会议”党内批判了“左”倾错误后，王明就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甚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国际去告状。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只承认是工作方法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问题，这些都引起党内不少同志的强烈不满。所以，在推选七大代表和酝酿中央委员时，绝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为此，毛主席做了不少工作。据我所知，毛主席就曾同陈毅谈过这个问题，也同刘伯承谈过。毛主席说：“他犯了错误，但也批判过了，在思想上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会议还是要参加的，只要他能承认错误就行了。为了全党的团结一致，多一些人总比少一些人好嘛。”主席还说：“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经毛主席-一再做工作后，王明不仅被选为七大代表，

而且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兴建中央大礼堂

中央在着手七大的准备工作时，考虑到要开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就应该有一个开会用的大礼堂，然而，当时在延安要找一个像样的开会用的大礼堂都没有。当时，延安各机关能作为开会用的大礼堂有4个：一是在延安市北小汤坪的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这个礼堂是1941年由党校学员自力更生修建的，可容纳1000 余人,但建筑结构极为简单，平时多用作为开会、做报告和文艺演出，毛泽东曾多次在这里做过报告和观看文艺演出；二是位于延安市南关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它建于1941年，系砖木结构建筑，可容千人左右。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式、1944 年12月第二届第二次大会、1946年4月第三届第一次大会都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均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三是位于后沟（即新市场后面）的华北局产业会大礼堂，该礼堂系木结构，但面积较小，比较简陋；四是位于城北大便沟的八路军大礼堂，该礼堂极其简陋，是用木材搭建而成的，平时多为群众演出的场所。这四所大礼堂都不适合作为七大开会时的会场，所以，经中央研究决定，准备在延安城西北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杨家岭盖一座新的大礼堂，作为七大开会的场所。

当时，边区政府的财政还是很困难的，要盖一座像样的新的大礼堂，尚缺乏资金。书记处开会研究，决定自己动手，就地取材，采用当地的石料作为建材，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这座新的大礼堂。这座建筑由青年设计师杨作才同志设计，整个建筑分为大厅、舞厅和休息室三部分，礼堂屋顶呈穹庐状，体现了庄严朴素的风格。为了便于采集石料，开工建设，还特地聘请了十几名当地石匠，上山开山打石。他们的工资很低，主要是提供伙食。由于山路狭窄，运输困难，朱总司令提议，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参加义务劳动，上山搬运石头。毛泽东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从机关抽调部分同志参加义务劳动，既锻炼了干部，又节省了费用。所以，在修建中央大礼堂的过程中，延安的不少干部，都参加了义务劳动。他们上山搬运石头，大的两个人抬，小的一个人背。可以说，中央大礼堂是在当时条件困难、资金缺乏的情况下，由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建成的。这座新建的大礼堂，便是日后作为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而载人史册。

毛泽东通宵达旦撰写政治报告

1944年5月21日，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七中全会的首要任务，是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了七大议程，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任弼时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七大先开预备会，后开正式会。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当时工作头绪较多，如整风的后续问题、大会代表资格问题、王明问题等等，几个书记都很忙，没有时间去写文章。这样不知不觉到了1945年初，离开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于是，毛主席给书记处的书记们打招呼，说他写的这篇文章很重要，要下一翻工夫，争取在2月底之前把它赶写出来，因此，一般的日常工作请其他几位书记多承担一些，以便集中精力去思考和进行写作。书记处的其他几位书记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虽说集中时间和精力写报告，实际上他白天的工作还是很忙的，或到杨家岭开会，或到党校找人谈话，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进行写作。有一天，毛主席从杨家岭回来，告诉我：“齐吉树，今天晚上我要写东西，你给我多准备几支铅笔。”从主席的神情看，今晚他又要写什么重要文章。主席吩咐后，我立即从小仓库领了十几支铅笔把它削好，放在主席的桌子上，把灯里的油加得满满的。主席看后，非常满意。

延安的春夜，还略带寒意，在漆黑的夜空中，高悬天际的星星显得格外明亮，好似闪着光亮的萤火虫在满天飞舞。枣园是那样的宁静，毛主席的窑洞仍亮着灯光，晚上9点钟以后，毛主席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构思他的文章。我彻了一杯热茶，放在主席的桌上，便轻轻地退了出去。主席喝了一口热茶，点燃一支烟，凝视窗外的夜空，思索了一会儿，便开始动笔写作。毛主席在写作时，也很注意节约。他在构思时，总是把灯芯捻得小小的，抽着烟，闭目沉思。这时，夜已很深，我见主席的房内没有什么灯光，还以为主席休息了。待我轻轻撩开门上的帘子往里看，看见毛主席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正思考问题。他思考得差不多了后，便把灯芯捻大，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天快亮时，还没有休息。我便对主席说：“主席，天快明了，该去睡觉了。”主席写作正浓，不耐烦地说：“去，去！不要打扰我，我有事。”我见主席专心致志地在写作，便退了出去。直到鸡叫三遍，人们开始工作时，他才停止写作。他对我说：“今天不用打水了，我也不洗澡了。我困了，我要去睡觉。”第二天，他也是晚上9点多钟开始写作，一写就是一个晚上。天明鸡叫时，他才叫打水洗澡。我把水打好后送到他的房间里，他还没有写完，他又写了一会儿，水也凉了。他让我再打一桶热水来，洗完澡，换好衣服后才去睡觉。

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撰写政治报告

这以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一连写了10多天。有一天晚上，主席写到天快亮时，还没有睡。这时，他把我叫去对我说：“齐吉树，我脚有点凉，你看怎么办？”本来，毛主席的窑洞是有地炕可以烧火取暖的，但主席为了节省烧煤，晚上不让烧，所以，后半夜以后，室内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脚凉不要紧，有办法。”我说。

“你有什么办法？”主席问。

“打上半桶热水，您把脚泡在热水里，这样，脚就不凉了。”我提出我的想法。

“这个办法好，你快去把热水打来。”主席高兴地说。

我打了半桶热水放在主席的桌子下面，主席脱了袜子，把脚泡在热水里，继续写他的文章。这样坚持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天明时，他才洗澡睡觉。此后，每晚后半夜，我都打半桶热水给毛主席泡脚，用此取暖。毛主席这样坚持了好几天，直到把文章写完为止。

为了把《论联合政府》的文章赶写出来，这10多天来，毛主席可以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白天要开会，找人谈话；晚上又要写文章，非常忙碌。而我们三个侍卫当中，孙振法和阎长林又被中央办公厅暂时调到杨家岭搞生产去了，家里就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毛主席的日常生活，又要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这一段时间，显得特别劳累。有天晚上，我给毛主席送去热水后，便躺在椅子上休息，不知不觉中便已酣然人梦。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这时，毛主席有事叫我：“警卫，你去把齐吉树叫来。”当时，值勤的警卫是张思德同志。他听见主席呼叫，便走过来喊我。此时，我睡得正香，张思德见我睡在椅子上，用手推了我两下说：“齐吉树，主席叫你。”我迷迷糊糊地应了两句，又睡着了。毛主席等了一会，不见我去，又叫警卫：“齐吉树怎么还没来？”张思德说：“我刚才叫过他了，他怎么还没来，我再去叫他。”说着，他来到我的身边，喊了我两声，并推了我几下。我迷糊地说：“我马上就去。”说着，我又进入了梦乡。毛主席见我还没有去，又叫张思德来叫我。张思德走到我跟前，大声地喊我：“齐吉树，主席要洗澡，你起来快去打水去。”我说：“好，好。”但眼皮就是睁不开，说着说着又睡着了。这时，毛主席见我还没有去，便抽着烟，走到我这里来。张思德见主席过来了，不好意思地对主席说：“主席，我叫了他三次，他起不来，还是躺在那里睡。”毛主席见我睡得那样香甜，便对张思德说：“不要叫醒他了，这几天他特别劳累。我都感到很累，他不累吗？你看有什么东西给他盖上，不要着凉了。今天我也不洗澡了，我也累了，我要回去睡觉。”说着，主席径直回屋去休息。

第二天，张思德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我，他说：“昨晚，毛主席让我叫了你三次，都没有把你叫醒。我原以为主席会说你几句，想不到主席这样体谅下面的工作人员，他非但没有说你，反而让我找东西给你盖上。”我听后，一面自责自己睡得太死，耽误了工作；一面也深感主席对我们的体谅与关爱。同时，我也作好由于自己的过失可能会受到主席批评的准备。当天，毛主席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我给他送茶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好像没有这件事似的，这时，我悬在心上的这块石头才算放下来。

经过10来天夜以继日的写作，初稿总算完成。但毛泽东仍不满意，他反复阅读，仔细修改。修改完一部分后，就叫我们把修改好的稿纸送秘书处誉清，誉清后再送回毛主席处审阅。毛主席对誉清稿又反复推敲，进行修改，然后又叫我们送秘书处眷清，这样来回反复好几次，最后才算定稿。毛主席把写好的稿纸分送书记处书记，征求书记处书记们的意见。毛泽东的这篇《论联合政府》的文章，得到书记处书记们的一-致好评，是七大的主要文件之一。

与此同时，朱老总的稿子也写好了，也送到书记处请书记们传阅。朱老总写这篇文章也非常用功。有一天，天快亮了，毛主席写了一夜有点累，便回房休息。这时，我有点饿，便到伙房看有什么东西可吃。当我经过朱老总的房前时，看见老总房里的灯还亮着。我问老总的待卫李树怀：“树怀呀，主席都睡了，你还不请朱老总去睡。老总这么大的年纪了，要注意他的健康。”

“喉呀，这些天，他每天晚上都如此，给他送东西他也不吃，非要把稿子写出来。”李树怀心疼地说。

“这也不能叫他天天如此，如果累病了怎么办？”我担忧地说。

“可不是，我们正为这事发愁呢？正在想办法劝说他。”李树怀无可奈何地说。

朱老总在这一段时间为了写好这篇有关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也下了很大功夫，找了很多的材料，熬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他这篇文章写好后，主席的文章还没有写完。一天晚上，朱老总拿着他的文章来到毛主席的窑洞，这时，毛主席正在灯下写他的文章，他见朱老总进来，便站起身来笑着说：“老总，这么晚了，你深夜造访有什么事吗？”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的文章草稿已经写好了，现在请您过目，帮我修改修改。”朱老总谦虚地说。

“老总呀，我的文稿还没有写完，我看，您还是先给书记处的书记们看看就行了。我就不必再看了。”毛主席推辞地说。

“不行，您必须先看，您看完后我再送书记处请书记们讨论修改。”朱老总执而真诚地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就把稿子留下来，今晚我就看，看完后我再给老总送去。”毛主席见推辞不了，便答应了朱老总的请求。朱老总见毛主席已答应，便把稿子留了下来，高兴地离开了主席的窑洞，返回自己的住处。当晚，毛主席集中精力，对朱老总写的文稿认真地、字斟句酌地进行了修改。第二天，毛主席把修改好的文稿让我给朱老总送去。朱老总根据主席修改过后的文稿让秘书处誉清后，最后送书记处传阅和讨论定稿，成为七大的主要文件之一。

1945年3月底和4月中旬，六届七中全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为七大准备提交讨论的政治报告草案《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党章草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草案《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七大的各项议程、主席团名单、代表审查及会场规则等。这样，六届七中全会胜利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几经延期并为全党关注的七大就即将召开。

毛主席出席七大时的代表证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23日，七大正式开幕。这次大会历时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大会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跟随朱德总司令去打猎

朱老总叫我跟他去打猎

1945 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纷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大会期间，紧张劳碌的朱德总司令，这时也难得有几天清闲日子。一天晚上，毛主席饭后散步回到室内，坐在沙发上休息。这时朱老总面带笑容走了进来，对毛主席说：“老毛，你明天用不用车子？”毛主席一面起身迎接，请朱老总在沙发上落座，一面说：“明天我不出去，不用车。”我见朱老总进来，连忙沏了一杯茶，放在朱老总面前。朱老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对毛主席说：“你明天不用车，那我就用它出去玩玩，打打猎。”看来，老总对打猎的兴致很高。毛主席笑着说：“那好，明天车子归你用。”说着，转过头来吩咐我：“齐吉树，你通知司机周西林同志，就说我明天不出去，不用车。让他把车子准备好给朱老总用，并问一问老总几点钟用车，提前把车子开到朱老总门口等老总，不要让老总等他。”说完后，毛主席和朱老总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朱老总才告辞回去。我也把朱老总用车的事通知了周西林同志。

陕北的夏天，没有南方那样炎热。特别是清晨，山风徐来，让人感到非常惬意。这天，我正好放假，没有别的事情，于是，起了个大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准备搭朱老总的车到城里去玩玩，顺便去党校看看警卫队的战友。

朱老总的住处在毛主席东边不远的一-个院子里，靠北面是一排五孔石窑洞，朱老总就在这里办公和休息。窑洞西边有一排朝东的平房，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院内还有一张石桌，上面刻着相棋盘，朱老总和参谋人员常常在这里休息下棋。我来到老总门口时，司机周西林早已把车开到这里，正拿着一块布在擦车，车里车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没过多久，朱老总从屋里出来，老总的侍卫长李树槐和警卫曹子秀紧跟在他的后面，李树槐手中拿着打猎用的枪。朱老总见我站在旁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半开玩笑地说：“小同志，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干净，是不是到延安城去找对象？”老总这么一说，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连忙辩解说：“不是，我是想搭您的车子进城，到党校去看望警卫队的战友。”

延安时期的朱德总司令

“今天你这个方向可不对呀。我要到后沟电台附近那儿去打猎，我可不到延安城里去，带不上你了。要不你就跟我去打猎，最近一段时间，你们也是够辛苦的了，现在难得有这样的清闲时间，出去跟我放松放松吧。”朱老总笑着说。

“那好，我就跟老总您去打猎。”我满心欢喜地说，其实我也很想尝尝打猎的乐趣。

“好，咱们这就上车吧。”朱老总把手一挥，便率先钻进前面的驾驶室，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我、李树槐和曹子秀三人，也跟着上了车，坐在后面。车子启动后，便朝后沟闫佃子方向驶去。

朱老总弹无虚发

闫佃子是当时电台所在地，出于保密，电台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里人烟稀少，草深树杂，经常有野兔、野鸡等出没，是打猎的好去处。汽车在山间土路上颠簸前行。沿途，朱老总打开话匣子，关切地问我，毛主席现在是否还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晚上吃不吃点东西，休息得怎样？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朱老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很辛苦，责任重大，一定要把毛主席照顾好，这关系到我们的整个事业。”我向老总表示，我一定把工作做好，把主席照顾好。我们边走边谈，汽车向北行驶，大约走了15分钟，就在路旁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只野鸡正在觅食。朱老总一见目标，非常高兴地让周西林把车开得慢一点。这时，李树槐把枪递给朱老总。老总把侧面窗子上的玻璃摇了下来，端起枪，从车窗伸了出去，对准野鸡，就是一枪，野鸡中弹倒地，一动也不动，我们都为老总的枪法准确而赞叹。我下车把野鸡拿了回来。

汽车继续前行，时间不长，便到了三局电台附近。这一带杂草丛生，人迹罕至，不知名的小花散落其间，释放出阵阵清香，让人忘情于大自然之中，心旷神怡。此时，太阳已从山坳中爬了出来，照得人暖融融的。朱老总脱下外套，精神抖擞地提着枪，四处寻找目标。在右前方又发现了-只野鸡，他向我们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动。他轻手轻脚地走了几步，慢慢地端起枪，瞄准目标，抠动板机，砰的一声枪响，野鸡挣扎几下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们三个见老总弹无虚发，不约而同地高喊：“打中了，打中了！”李树槐高兴地连跑带蹦地过去把野鸡捡了回来，这是今天的第二个收获。

朱老总见我们这股高兴劲也很开心，他对我们说：“现在只是打了两只野鸡，还没有碰上兔子。打兔子我也有点经验，兔子胆小，心细，怕人，如果稍有响动，它会受惊跑掉的，所以要格外小心。”说完，朱老总把我们三人和司机分成两组，一组两人，从左右包抄往前赶，他拿着枪作好准备，只要一发现目标就开枪射击。我们按照朱老总的吩咐，从两边往前走，没走多远，在一个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一只野兔，惊慌狂奔。早有准备的朱老总气定神闲地朝兔子跑的方向就是一枪，只听砰的一声，惊恐飞跑的兔子中弹倒地。我们赶紧跑过去，只见这一枪正打在兔子的头部。我们把兔子拿了回来，朱老总高兴得哈哈大笑。我见朱老总这样高兴，心想，这哪里是打猎，分明是在指挥战斗，是战斗胜利结束后的喜悦。在朱老总的巧妙安排下，打猎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两个小时，就打了4只野鸡两只兔子，还有几只鸽子。

“拿几只猎物给毛主席尝尝鲜”

朱老总望着战利品满心欢喜，他见我们几个跑前跑后忙得满头是汗，兴致很高，便笑着对我们说：“打了半天了，我也该休息一会儿，你们谁来打打。”他看了我们一眼，对我说：“齐吉树，你先来试试看。”说着，把枪递给了我。我不接也不行，于是我接过枪，环视四周，正在这时，从东向北飞来一群鸽子，落在距我们几十米远的地方。我看见后暗自欣喜，手脚地从草丛中稍稍走过去，举枪对准鸽群就是一枪，只见群鸽扑棱扑棱地惊慌飞起，一只也没有打中，放了空枪。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瞄准的方向发愣。

朱老总看见我这副窘相，走到我的身边安慰我说：“小鬼，你应该总结总结经验，别着急。这次你没有打中，依我看，是你距离鸽子远了一点，加之有点紧张，在没有完全瞄准目标时，就开了枪，所以把鸽子给吓飞了，你说是不是这样。”经朱老总这么一说，我心里反而踏实多了，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朱老总说：“李树槐，你来试一试。”我把枪交给李树槐。他接过枪，在草丛中走来走去，在不远的山坡上，发现有只野鸡，他对准野鸡连开两枪，结果都放了空枪，一无所获。随后，轮到曹子秀，他也和我们一样，也没有打中。朱老总一见哈哈地笑着说：“你们怎么搞的，枪头都失准，是平时训练得不够吧。还是看我的吧。”朱老总撸起袖子，劲头挺足，边走边打，又打了一只兔子和两只野鸡，真是百发百中，弹无虚发，我们对朱老总的枪法赞叹不已。同时，我们也对自己的枪法不济而感到内疚。作为军人，射击是第一要务，否则怎能在战场上杀伤敌人，保存自己。我们暗下决心，今后要苦练射击本领，像朱老总那样，成为一名神枪手。

这时，日头已经很高，快到响午时候。朱老总看了看表，已是11点多钟了。朱老总满意地说：“好了，咱们今天打猎就结束了，总算有所收获，没有白来。现在，咱们回家吧。”我们兴高采烈地收拾好猎物，登上汽车，经过半个小时的行程，便回到枣园住地。下车后，朱老总叫住我说：“齐吉树，今天的猎物不少，你拿几只猎物给毛主席尝尝鲜。我留下一点，也给弼时同志送一点去。”朱老总既然这样说了，我也不能不拿。于是，我拿了一只野鸡，一只鸽子。朱老总见我只拿了这点东西便说：“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只拿这一点呢，再拿一点。”老总叫拿，我只好又拿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野鸡，这才向朱老总告别。

我回到住处，把猎物交给炊事员高进文同志。他说，晚上我就做给毛主席吃。当天晚饭，毛主席发现今晚的菜和平时不一样，有辣子鸡丁、红烧免肉。毛主席笑着说：“这是朱老总今天打猎的收获吧。”我说：“是，今天我跟随朱老总去打猎了。回来时，朱老总非要将这些东西送给您，让您尝尝鲜。”毛主席说：“谢谢他了。你去转达我的谢意。”这顿饭，毛主席吃得鲜香可口。

毛泽东请将军们吃饭

将军们要求向毛主席辞行

1945年6月，延安城充满了喜悦的气氛，不仅今年庄稼长势喜人，前线捷报频传，而且，从4月23日开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大会，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

会后，绝大多数代表都陆续离开延安返回原来的地区和部门。这时，毛主席把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林彪等各个师的主要负责人请到枣园来，开了一个会，主要是布置各师的任务，明确各自的工作范围。这几位部队首长因有些事还需要处理，所以仍留在延安，暂时没有离去。为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专程到他们的住地去看望他们，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缺什么东西，需要中央办公厅做什么事，好给他们准备准备。这几位将军见杨尚昆同志来看望他们，对他们如此关心，非常高兴。他们对杨尚昆主任说：“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在离开延安返回部队之前，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杨主任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们想再一次见见毛主席，与主席谈谈。”杨尚昆当即表示：“我一定将你们的要求向毛主席报告，待联系好后，我就立即通知你们。”他们说：“那好，我们静听你的佳音，希望你能尽快联系。我们早就想回前线去了，那里需要我们。”

杨尚昆告别他们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就给叶子龙同志去电话，告诉他说：“我刚才去看望了刘伯承等几位将军，他们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在离开延安返回部队之前，希望能再一次见见毛主席。请你将他们的要求向主席报告一下，问主席有没有时间再接见他们一次。”叶子龙回话说：“我这就去向主席请示，确定后就打电话通知你。”

叶子龙接电话后，就立即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这时毛主席正在办公，他见叶子龙进来，便放下手中的笔问道：“子龙，有什么事吗？”

“刚才杨尚昆主任来电话说，刘伯承等几位部队首长向他反映，在他们离开延安返回部队之前，要求来看看主席，同主席谈谈。不知您有没有时间。”叶子龙向毛主席报告说。

“好啊，请他们来，我也想见见他们。你们看什么时候较好。确定后告诉我就行了。”毛主席欣然同意。

叶子龙将毛主席同意接见刘伯承等同志的事告诉了杨尚昆主任，并问他什么时候去毛主席那里，他好向毛主席报告。经杨尚昆与将军们商议，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枣园看望毛主席。

“无论如何也要请他们吃顿便饭”

毛主席与这几位将军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次他们来延安开会，会后即将奔赴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临行前还特地来枣园看望主席。所以，毛主席认为，他们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一次，不能简单地谈一谈就走了，这样太不近情理，将军们来看我，“无论如何也要请他们吃顿便饭”。于是，毛主席叫我把叶子龙找来，商量接待这几位老将的事。

枣园仍是那样的宁静，和煦的阳光透过园内的树枝，把万点金光洒落在大地上。毛主席步出办公室，抽着烟，在院内思索着。叶子龙急步走来，见主席在院内步，上前问道：“主席，您找我，有什么事嘛？”

“子龙呀，伯承他们明天来这里看我，他们来了后，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吧！你看给他们准备点什么吃的、喝的东西？”毛主席征询地问。

“那就请他们吃顿饭吧。”叶子龙回答说。

“那好，你们到伙房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他们的。他们来时，不能只让他们吃萝卜、油菜吧！单就这些是不行的，应吃得好一一些。”毛主席对我们说。

我和叶子龙听毛主席说后，便到伙房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将军们吃的。到了伙房，我们向厨师高进文说明了来意，问他现在伙房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明天主席要请将军们吃饭。他说：“伙房里只有一点鸡蛋和肉，不知够不够，你们去看看。”当时也没有冰箱，东西都放在橱柜里。我们打开橱柜-看，里面只有一点鸡蛋和不到一斤的猪肉，这点肉只能炒一个菜。这时，毛主席还在院子里等我们的消息。我们回到院里，见主席正面对伙房站着，我们上前将所看到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考虑了一会，动情地说：“只炒一个肉菜，一个炒鸡蛋和一些青菜，是不是显得太单薄了一点。将军们在前方打仗，和敌人拼命，到我这里来只给他们吃这么简单的东西，对不起他们呀，这不行啊！”

“那怎么办？现在天还不算太晚，不如我到城里去买些鸡、肉等好吃的东西。”叶子龙建议说。

“这可不行，我的伙食比朱老总他们都好，已经超过了标准。如果再超得很多，说不过去。你们看怎么办？”毛主席显然不同意叶子龙的建议。

我们几个人站在那里，相对而视，想不出一个既省钱、又能吃得好的办法。这时，叶子龙忽然灵机一一动，高兴地对主席说：“主席，我倒有个办法，不知行不行。如果行，我就去办。”

“你有什么好办法，就快点说出米，让大家听一听。”毛主席催促说。

“党校邓发同志养了几条母狗，前些时候都下了小崽，小狗长得都不错，顶大顶肥的。邓发同志喜欢吃狗肉，不如我们向他要只小狗，拿回来烧一个菜，不是很丰富的吗？”叶子龙谈出了他的想法。

“好啊，就这么定了。一个炒肉、一个炒鸡蛋，搞一只小狗拿来红烧，再加几个青菜，也是满丰富的了。”毛主席笑着说。可以看出，主席对这样的安排还是比较满意的。

随后，叶子龙就给中央党校秘书长彭真同志去电话，说明天毛主席准备请刘伯承等几位部队首长吃饭，想从邓发同志那里弄只小狗，不知他那里还有没有？彭真同志说，他那里还有好几只，并问需要几只，什么时候送去。叶子龙说，只要一只，明天上午送来即可。

第二天午饭后，毛主席把我们几个侍卫和叶子龙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晚上吃饭时，将军们可能会问，今天红烧的是什么肉？你们（用手指着我和孙振法）只当没有听见，不要正面回答，叶子龙也不要回答，到时我会向他们说的。”为了接待好这几位将军，我们几个人还分了工。这时，毛主席估计将军们快到了，便让我们到门口去恭候，并叮嘱我们：“将军们一到，要立即告诉我。”可见，毛主席对这次接待是多么的重视。

“希望你们多打胜仗”

下午1点多钟，将军们乘坐的卡车来到了枣园。卡车快到门口时，我便跑去向主席报告说：“主席，将军们已到了。”主席说：“好，我去接他们。”主席说着便步出办公室，向大槐树走去。这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林彪、聂荣臻、蔡树藩等已走进毛主席住的院落。他们见毛主席亲自出来迎接，便快步上前，纷纷同主席热烈握手。主席见到他们非常高兴，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欢迎，请到我屋里去坐。”将军们随毛主席走进房里。毛主席办公室里只有两张沙发，今天来的人多，所以事前我们准备了几张小凳子。毛主席仍坐在办公桌前的藤椅上，将军们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小凳子上。毛主席见将军们都已落座，便站起身来说：“我的屋子小了点，椅子太少，只能委屈大家，让有的同志坐凳子。伯承同志年纪最大，打仗很出名，这个座位（用手指着自己坐的藤椅）应该让伯承来坐。”

“还是主席自已坐吧，我坐在这里就行了。”刘伯承推辞说。

“不行，坐到这里来。”毛主席说着，就把刘伯承拉到藤椅前，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把他按在藤椅上。刘伯承无奈地只好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坐在毛主席的藤椅上。毛主席见刘伯承落座后，他自己便走到刘伯承原来坐的地方坐下。我见将军们都已坐好，便给他们每人上了一碗茶。

“你们来了，我这里连一点水果也没有招待你们的。”毛主席抱漱地说。

“没有水果也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主席也吃不上水果，没有水果也无所谓。”刘伯承代表大家说。接着，将军们便开始向毛主席汇报前方的有关情况，如敌人的兵力部署、我军的军力状况以及他们如何落实中央所分配任务的初步打算等等。室内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这个刚说完，那个就接上。毛主席静静地听着将军们的发言，偶尔也提出一两个问题。在大家热烈的交谈中，时光飞速地流逝，不知不觉，金乌西坠，日渐黄昏。这时，叶子龙叫我去问毛主席什么时候开饭。于是，我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对毛主席说：“主席，现在天快黑了，什么时候吃饭？”毛主席说：“现在就吃饭，你们摆桌子去吧。”

毛主席的办公室不大，今天来的客人多，所以我和孙振法找了张大桌子，摆放在毛主席办公室外面。枣园是宁静的，落日的余辉

毛泽东与老将们亲切交谈

把天际染成桔红色，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映衬下，更显得璀璨多姿；
伙房的缕缕炊烟，飘出屋外，不断扩散，把院落蒙上了一层雾霭。
这晚霞、黄土、炊烟、窑洞，构成了一幅陕北风情画。

我们从伙房端了几个菜放在桌上，便去请毛主席和将军们人座。这时，毛主席看了看客人，发现没有朱老总，便对叶子龙说：“怎么没有把朱老总请来，你快去请老总。”朱老总住的院子就在毛主席院落的东边，相距不远。叶子龙赶紧过去，把朱老总请了过来。朱老总仍穿着他那一身灰布军装，步履稳健，质朴地咧着嘴笑着和将军们打招呼，热情地说：“你们都来了，欢迎，欢迎！”说看，和大家热烈握手，互致问候。我在刘伯承将军的旁边，加了一张凳子，请朱老总坐下。这时，毛主席站了起来说：“欢迎你们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连像样的酒也没有，只有一点梨子酒，就像糖水一样，大家凑合着喝。”毛主席说着掉头对着我说：“齐吉树，你到保管室去把梨子酒拿来。”我到保管室拿了梨子酒，给每个人斟上。毛主席说：“大家尝尝吧，平时我也不喝

酒，偶尔喝一点这种甜酒。”

“有梨子酒喝就不错了。好，我来尝尝。”刘伯承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

“我不喝酒，只抽烟，如果有大前门烟抽就满足了。”蔡树藩说。

大家一边吃一边谈，菜吃得差不多了，毛主席问：“齐吉树，还有菜吗？”我说：“有，马上就上。”我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红烧狗肉端上了桌，将军们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今天在主席这里吃上了肉，真不错。”毛主席见大家吃得很欢快，便问大家：“今天的肉烧得怎么样，好不好吃。”

“菜做得不错，味道极佳。”大家回答说。

“好吃就多吃一点，我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只有一点肉。”毛主席说。

在吃饭的过程中，刘伯承可能吃出这肉味道有点不对，他是不吃狗肉的。于是他问我：“这红烧的是什么肉呀？”我装作没有听见。他见我没有回答，又转过头来问叶子龙：“这是什么肉呀，这么好吃，这么香。”叶子龙也没有回答。这时，毛主席接过话茬说：“不管什么肉，好吃就行，大家多吃点。”这样就给叶子龙解了围，刘伯承也没有再问下去。大家有说有笑，吃得很开心，一盆肉也吃得差不多了。毛主席见大家兴致很高，非常开心，他站起来说：“今天大家吃得很痛快，我很高兴。刚才伯承同志问，今天吃的是什么肉，他们没有回答，这是我不让他们回答的，怕影响大家的兴致。现在我告诉你们，今天吃的是狗肉，我看，只要好吃就行。”主席停顿了一下，看了刘伯承一眼，接着说：“可能有的同志吃不惯狗肉，有点反应，这也没有关系，喝点浓茶就没事了。”

这顿饭将军们吃得很尽兴，饭后，将军们回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我给他们每人上了一杯浓茶。毛主席说：“喝浓茶可以解腻，如果有点不适应，喝点浓茶就好了。”将军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将军们说：“我们这一两天就要离开延安返回前线了，我们将按照主席的计划去打仗，多打几个胜仗，好让主席高兴。”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好啊，你们回到前线，希望你们多打胜仗，多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将军们说：“主席，您要多保重身体，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不要太节省，每天只吃青菜、萝卜，肉也很少吃，该吃的还是要吃一点，把身体保养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毛主席动情地说：“好，我听从你们的意见。”将军们说：“今天我们来耽搁了主席不少时间，现在该走了。今天我们很高兴，见到了主席，还在这里吃到这样好吃的肉，过得很有意义，非常愉快。”毛主席见将军们要走，便站起身来说：“我送送你们，我在这里静听你们的佳音。”说毕，便与将军们一一起步出室外，边说边走，一直把将军们送到大门口，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话别。毛主席一直眼见将军们登上汽车，并目送汽车在夜幕中消失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

“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对延安军民来说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喜庆季节，不仅今年庄稼长得格外喜人，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而且，在抗日战场上，更是喜事不断，捷报频传，日寇的败迹已完全显露无遗，惶惶不可终日。几个月来，国内外也是大事不断，5月8日，苏军攻入柏林，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6月 22日，美军攻克日本冲绳岛，使战争直接打到日本本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9日，美国首次在日本广岛、长崎相继投放了原子弹，使该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伤亡惨重；8月8日，苏军发表对日作战宣言，百万大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给盘踞在这里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眼见八年的艰苦抗战即将结束，胜利果实指日可待。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给延安军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8月15日，晴空万里，朝霞将延安城涂抹得更加灿烂。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院内洗衣服，有毛主席的，有江青的，也有我的。我一边洗，一边把洗好的衣服往挂在院里的绳子上晾晒。这时，叶子龙拿着一封电报，喜气洋洋地急匆匆走进院内。他一见我，便急切地问道：“齐吉树，主席起床了没有？”

“还没有起床。天亮时才睡，茶我已给他沏好了，主席正睡着呢，别去打扰他。”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回答。

“你快去把主席叫醒，有重要电报送给他。”叶子龙着急地说。

“我才不去呢。主席刚睡没有多久，要叫你去叫。”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其实，我们都不敢在这个时候去叫醒他。因为，主席最烦在他睡着时去打扰他。

“嗨，日本投降了！还不赶快去告诉毛主席。”叶子龙挥舞着手中的电报高兴地说。这声音如同一声春雷，激动人心。“啊，日本投降了！”我情不自禁地增地一下跳了起来，顿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眼内热泪翻滚，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这怎不叫人欣喜若狂，欢欣鼓舞。这时，院子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闻讯围拢过来，高兴地又蹦又跳。有的还问叶子龙“这消息是真的吗？”叶子龙高兴地举着电报大声地说：“这千真万确是真的。日本电台已经广播了，日本天皇下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们看，这是刚收到的电报。”

我和叶子龙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住的窑洞，轻声地说：“主席，叶秘书来了，”站在我一旁的叶子龙报告说：“刚才收到电报，日本人投降了。”

“啊，日本人投降了!”毛主席重复了一句。虽然日本投降已是预料中的事，但却来得如此之快，还是感到兴奋不已。毛主席高兴地对叶子龙说：“子龙，你把电报放在桌子上，我马上就起来。”

毛主席起身后，喝了半杯盐开水，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报看了两三遍，自言自语地说：“日本终于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总算胜利了。”从主席说话的语调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喜悦之情。毛主席说着，点了一枝烟，吸了两口，沉思了一会，转身走到书架跟前找地图，同时叫我：“齐吉树，快请朱老总到我这里来。”我立即给老总打了电话。没过多久，朱老总便走了进来。这时，毛主席已把地图铺在小桌上。毛主席见朱老总走进来，便把电报交给他说：“日本已向我们投降了，我们研究一下，怎样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

朱老总看完电报后，走到地图前说：“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

“是啊，据说国民党已给日本人下了命令，让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不要向共产党投降，武器、枪炮不要交给共产党。”毛主席停顿了一下，想了想接着说：“先不要管它，我们研究我们的。”

毛主席和老总俩人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边看边议论。老总戴着眼镜，显得很兴奋，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划来划去。他问毛主席：“15日，日本宣布投降、停战，但国民党又不让日本人向我们投降，武器、弹药不要交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打？”毛主席抽着烟，思考了一会说：“老总呀，我看日本人投降不投降、打不打是他的事。我们现在不能停，应连续作战，再打一个星期。如果大城市、省会拿不下来，我们可以打中小城市，多接收一些中小城市也是好的。老总，你看怎么样？”

“你的意见很好嘛，我完全同意。下午请书记处书记来开个会，统一–下思想，看看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朱老总说。

“就这么办。下午开会讨论。讨论好了，就由你以总司令的名义给全军下命令，现在不停战，再打一个星期。”毛主席坚定地说。

毛主席和老总围绕着这个问题又仔细地议论了一会。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已是下午两点来钟了。毛主席直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躯，风趣地对老总说：“议论了这么半天，我的肚子已经饿了，你也饿了吧。我叫他们多打点饭，你就在这里吃吧。”

“我家这么近，一步就能迈过去，我还是回去吃吧。”朱老总笑着说。

“那好，我不留你了。吃了饭我们就开会。”毛主席说着，就叫叶子龙去通知书记处书记，下午两点半开会。

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城的大街小巷和每一个窑洞。这喜讯像激励的洪流、滚动的春雷，冲撞着每个人的心。顿时，延安城沸腾起来：满山遍野，红旗招展，爆竹齐鸣；大街小巷，人潮涌动，锣鼓喧天；人们欢呼雀跃，有的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发泄心中的喜悦；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水果主动送人，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有的自发地扭起了秧歌，狂欢庆贺。人们如醉如痴，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胜利的喜悦。

延安人民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群众大会

下午两点半，书记处的书记吃完饭后也没有休息，相继来到毛主席的会客室。我见书记们来了，就给每人沏了杯茶，在茶几上放了两盒烟，便去告诉毛主席：“主席，书记处的书记们都来了。”毛主席说：“我马上就过去。”没过多久，毛主席走了过来，笑着对大家说：“这么急就把大家请来，有件紧急事情需要和大家商量。”接着，就把上午和朱老总研究的情况向书记们说了一遍，并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有没有其它意见。书记们都表示赞同。毛主席说：“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了。再继续打它一个星期，同时还要发一个通告，命令所有在解放区的日本兵全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随后，毛主席与书记们研究了日本投降的有关事宜。毛主席说：中国已打了20多年的仗，老百姓的生活已是够苦的了。日本投降后也该过过和平的生活，叫老百姓喘息喘息，安下心来搞生产，使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一点，解放区富裕一点，国家富裕一点。

在涉及建设问题时，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没有深人地讨论。但是，对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早已有所警觉。8月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表明了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和在积极准备内战。对此，毛主席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而且，还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不仅严厉击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行径，而且也斥责了美国佬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所以，在会上毛主席告诫说：“国民党他不会和我们合作建设中国的。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美国给他们枪炮，他们出人，妄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能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这怎么可能呢？真是痴人说梦！我们有120万的军队，你能一下子就把我们消灭啦？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作好打的准备，能和则和，不能和时就打。”这次会议开得很晚。

这天晚上，延安城浸沉在沸腾的欢乐之中。延河两岸，到处是高举灯笼火把游行的群众，大街小巷，都是欢庆抗战胜利的人群。红旗在夜空中飞舞，鞭炮在秋夜中欢笑，锣鼓之声敲打出内心的喜悦，腰鼓秧歌跳出人们狂欢的激情。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是一个欢庆之夜。当人们通宵达旦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枣园毛泽东办公室的油灯也彻夜通明。坐在油灯下的毛主席正在思索着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复杂纷繁的局面。

蒋介石电邀毛泽东

政治风云，瞬息万变。8月14日，正当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之际，蒋介石突然从重庆给毛泽东发来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商讨和平建国大计。其电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蒋介石此举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可谓一箭双雕。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如果去重庆，则可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其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遭将，部署内战。

此时，毛主席正忙于商讨和部署日本投降后的有关事宜，对蒋介石的来电当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漠然置之，既不说去，也没有说不去，更没有开会专门研究此事。16日，毛主席便给蒋介石复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除重申朱老总16日批驳蒋介石电报之事外，对是否赴重庆只字未提。其电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有一电给你，陈述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蒋介石接电后，于20日又电复毛主席：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部

毛主席对这次来电十分重视，考虑良久，一面将该电分送书记处书记传阅，准备开会讨论，一面准备让周恩来同志先去重庆摸摸底。22日，毛主席便电复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延安

这天晚上，毛主席彻夜未眠，对蒋介石此举早已洞察其奸。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是去还是不去，须当机立断。思索良久，毛主席便站起身来步出窑洞，一一边吸着烟，一边在院内步思考。枣园的秋夜是那样的宁静，清风习习，万籁俱寂。毛主席沉思了一会，他把烟蒂一扔，大步返回室内，重新坐在桌前，伏案疾书。从主席镇定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已成竹在胸，决心已定。

重要的决策

23日下午，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大约50人左右。洛甫、王稼祥、邓大姐、胡乔木以及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薄一波、萧劲光等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孙振法负责招待，为与会领导上茶送水。

会议开始后，毛主席作了长篇发言，他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接着，毛主席全面分析了抗战结束后的形势和我党准备采取的对策。随后，会议就围绕毛主席是否去重庆的问题展开讨论。毛主席说：“周恩来同志即日去重庆，让他先去谈谈。”

“人家打电报来是请你的，不是请周恩来，你不去行吗？恐怕不行。”任弼时谈出了自已的看法。

“不行怎么办，大家发表意见。”主席以询问的口气说。

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毛主席去重庆，认为对蒋介石的为人不是不了解的，张学良现在还被扣押，杨虎城已被囚禁，他干的坏事够多的了。如果毛主席去了回不来，被他扣住或杀害怎么办？所以，出于对主席的安全考虑，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而朱德和彭德怀两位老总支持毛主席出去，认为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主动的，可以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当然，此次出去必须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大家又围绕安全问题议论起来。认为可给苏联打个招呼，请苏联出面与国民党交涉，要国民党确保毛主席的安全，无论是谈得成或谈不成，都要保证毛主席安全去安全返回。此时，苏联在延安有个“和平友好联合会”，联络员叫宋平（中文名）。于是叫师哲给宋平打电话，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商谈，到重庆后的安全怕没有保障，请他转告斯大林，要他与国民党洽谈，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据说，后来斯大林给延安来电称，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与此同时，美国也出面电邀毛主席赴渝，我方向美方提出要美方确保毛主席的安全问题。几经磋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回答说，毛泽东应邀赴渝期间，美方保证毛先生安全地去，安全地返回来，还答应用他的专机亲临延安来接毛主席。

在讨论中，毛主席针对大家的顾虑，分析了去重庆的利弊。他说：国民党邀我到重庆，这是一个大阴谋。日本投降以后，他们与美国人联合起来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决心他们早就下了，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去重庆有没有危险呢？当然有危险。无非-个是杀头，一个是坐牢。杀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坐牢可以多一些时间学习学习。如果我们不去，正好上了国民党的当。你看，日本投降了，我们国民党邀请你去重庆共商国事，你就不来。这是你们共产党不愿谈判。这样他们就把破坏谈判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你们大家考虑是不是这样。

最后，毛主席说：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毛主席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此次会议，把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确定。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已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重庆的决心。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就在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蒋介石又发出第三封邀请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钦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蒋介石再三电邀毛泽东赴渝商谈，其理由也说得十分冠冕堂皇，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估计毛主席是不敢冒险去重庆的。所以，蒋介石给毛主席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广播中宣传，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只要毛泽东拒绝去，便在众目之下，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脏水泼在共产党、毛泽东的身上。可见，“商谈”是假，准备全面内战，争取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是真。

此时，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天，毛主席便起草了复魏德迈的电报，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呕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先派周恩来赴渝接洽。”

当晚，毛主席便把刘少奇同志请到他那里彻夜长谈，一直谈到大半夜。毛主席说：我走了以后，书记处的工作要有-一个分工，朱老总抓军事，弼时同志抓行政和党、青年团的活动，对外仍由恩来同志负责，你抓全面，而且要抓好。我去重庆后，你们千万不要怕我在重庆有危险，不能回来。你们在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只要你们多打胜仗，胜仗越多，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同时，毛主席还与少奇同志就去重庆的代表问题交换了意见。经再三斟酌，商定由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人为代表。这时，毛主席风趣地对刘少奇同志说：若飞爱喝酒呀，不要喝多了发酒疯。刘少奇同志说，他爱喝酒也不要紧，我跟他谈谈，叫他注意这个问题。事后，刘少奇同志把他和毛主席商量的意见告诉了王若飞，说：主席担心你喝酒误事，这次去重庆谈判，关系重大，你千万要注意，尽量不喝或少喝。王若飞说，那我就不喝了。当即把身上揣的酒瓶拿出来交给警卫员说：把它拿去，从现在起，我不喝了。王若飞说到做到，在重庆谈判期间，他真的没有再喝酒了。

24日，毛主席复电给蒋介石：

特急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侯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也准备随即赴渝。在有期，特此奉覆。

毛泽东敬

第二天，魏德迈再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主席赴渝。当天，毛主席立即回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这天晚上，毛主席、周恩来等政治局同志与当天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同志一起，研究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动身前往重庆的决定。

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时给蒋介石的复电手稿

26日，毛主席再次在枣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他去重庆的问题。毛主席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天政治局7位同志与王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当然，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要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毛主席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底线，他说：“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结盟，准备坐班房。”“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地位，毛主席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最后，毛主席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干涉的四个条件，这次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还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未宥”

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这个文件概括了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预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并说明“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毛主席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当天就发送给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表明了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和决心。

毛泽东飞赴重庆

去重庆前的准备

中央决定毛主席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后，有关赴渝的准备工作就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班子的搭配，二是物资的准备。至于去重庆的班子，除正式代表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人外，还需要若干的工作人员，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勤务和有关会务等方面的工作。因毛主席此次去重庆是深人虎穴，而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所以保卫工作尤为重要，不能像在延安那样，有几个警卫人员跟着就行了，而需要派得力的干部跟随毛主席去重庆。刘少奇同志专门为此事找李克农同志商谈，决定警卫人员由社会部提名，毛主席身边的侍卫由毛主席自己决定，到重庆后，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经过研究、审查，最后决定陈龙同志随毛主席赴渝，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陈龙同志身材高大，枪法奇准，在社会部就负责安全警卫工作。除陈龙同志外，还有在重庆办事处挂有十八集团军大校军衔的龙飞虎同志和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阎太龙同志，他们在毛主席赴渝期间，都承担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所以，当时重庆有“三龙”负责保卫毛主席安全之说。其实，阎太龙只能算半个，他一直跟随周恩来同志，负责保卫周恩来，毛主席去重庆后，周恩来特别交待他，要他抽出一半的时间来保卫毛主席。

负责照顾毛主席生活起居的人选最终选定了我。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我、秦长怀和孙振法三人，我们三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已经有几年了，对工作都很熟悉。所以在我们三人当中，无论是那一个人去都能完成任务，但最终选定我随毛主席去重庆，护理主席的日常生活。李克农同志专为此事找我谈话，他说：“重庆与延安不一样，那里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特务多。你此去要加倍小心，谨慎从事，悉心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你千万别小看这些生活琐事，它都关系到毛主席的健康，关系到这次谈判。”他语重心长地说：“小齐，你的担子不轻啊！”我当即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们到重庆后，感到毛主席身边的人手太少，有时分不开身。于是，周恩来给延安去电报，要求增派人手。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增派贺清华和警卫团的舒光才同志赴渝。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谈判和处理日常工作，经书记处研究，毛主席同意，童小鹏、钱之光、王炳南和其他几名工作人员调到代表团工作。童小鹏负责行政、机要和与延安的联系；田之光负责来往信电、群众来访等；王炳南负责对外联络、安排接见、翻译记录等工作。

在延安，毛主席一直过着和战士们同样的简朴生活，所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洗得褪了色。此次去重庆谈判，是代表拥有200万军队和1亿以上人口的地区，代表解放区的形象，何况，重庆是当时的陪都，人烟稠密，市区繁荣，人们的穿着也不像延安那样朴素，所以在着装上不能过于简朴，应适当讲究一些。但是，毛主席的家底我是了解的，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连一双皮鞋也没有。去重庆穿什么？戴什么？为此，我特地去问江青，这时，她正在织毛衣。她见我进来便问：“小齐，有什么事吗？”我说：“江青同志，毛主席马上就要去重庆了。这次组织上决定让我跟主席去，照顾他的起居。他走时，需要带什么衣物？”江青说：“已准备了两套外衣，两件衬衫，一双皮鞋。其中一套蓝灰布中山服和一双皮鞋是师哲同志托人在北平买的，近日就送到。另一套衣服是在延安连夜加工赶制的。”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说：“重庆不同于延安，穿着讲究，衣服洗了得烫熨平整。”并问我：“小齐，你会烫衣服吗？”

“不会，见也没有见过。我们都是等衣服还没有完全干透时，就把衣服叠起来，在叠时，用手摩摩就行了。穿起来也很平整。”我说。

“哈哈哈！”江青显然对我带有土气的回答感到可笑。她用略带教训的口气对我说：“这怎么行呢！毛主席这次去重庆谈判，是与国民党和各界名流打交道，穿着不能像延安这样马虎。你走时带个熨斗，学学烫熨衣服，到那里没有这个不行。”

“熨斗我见也没有见过，也不会使用，现在去哪里找这东西？我志怎不安地说。

江青想了想说：“我们去向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员宋平同志那里去借，估计他那里会有，顺便向他借一顶帽子，把主席的八角帽换一换。”说毕，她带着我到距枣园不远的后沟宋平家里，宋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我这里有两个熨斗，可以借一个给你们。我的帽子都是礼帽，不知是否合适，你们先拿一顶帽子去试试看。”于是，他找出一个熨斗和一顶礼帽交给江青。我们告辞返回后，江青对主席说：“刚才我们去宋平同志家，向他借了一顶礼帽，你试试看行不行。”主席笑着说：“好，戴戴看。”说着拿起帽子戴在头上，帽子小了一点，戴上去不太舒服。江青端详了一阵，也感到帽子略小了一些，她对主席说：“帽子是小了一些，但眼下没有其它帽子可以替代，就只能这样，凑合到重庆后再想办法。”

我把熨斗拿回来后，不知怎么使用，便去请教江青。江青告诉我说：“烫熨衣服时不能干烫，必须在衣服半干或在干衣服上喷点水，垫上块拧干的湿毛巾后才能烫熨，否则，衣服会烫坏的。”说毕，她给我做了一下示范动作，讲了熨烫时的要点，我一一记在心里。这时我问江青：“江青同志，这次主席去重庆时，除了带换洗的衣服外，还需要带其它什么东西？”她想了想说：“再带点书，挑几本主席最爱看的书带去。”于是，她选了几本马列的书和古代散文交给我，她还特别叮嘱我说：“你走时，不要忘记带上陈寿的《三国志》和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主席最爱看的书。”我把毛主席的衣物、书籍和一些文件装了满满的一箱子，便去请示毛主席，问他还需要带些什么东西。毛主席看了看满意地说：“就带这些吧。书是很沉的，如果需要的话，到重庆后再买。”

这时，组织上也给我发了一身蓝色粗布制服，作为去重庆时的服装。赴渝的准备工作已一切准备就绪，只是等待出发。

27日，赫尔利乘坐他的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专程来接毛主席赴渝，随机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和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将军。当天晚上，杨尚昆主任便在杨家岭宴请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以及机组的全体人员。吃的是延安饭，有小米、土豆、红萝卜和鸡、肉等。杨尚昆主任给他们讲，我们延安就是这样的生活，今天大家吃的都是延安自己生产的东西，请大家随意品尝。他们吃得很高兴，深感共产党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一直坚持抗战，真了不起。饭后，还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每人一件羔羊皮的皮大衣、几斤毛线、几斤大枣。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天晚上，还在杨家岭小礼堂举行舞会，欢迎从重庆来的客人。

告别延安

8月28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毛主席一改往日的习惯，起得特别早，梳洗完毕后，便步出窑洞。这时，曙光初现，朝霞将枣园和周边的山峦涂抹得金灿灿的。晨风轻拂，凉爽宜人，让人感到特别的舒畅。清晨的枣园是那样的宁静，鸟啼蝉鸣之声清晰可闻。但毛主席的心却不平静，今天就要离开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论争，前途险峻，荆棘丛生，结果怎样令人难以预料。既然决心已定，就要充满信心，力争好的结果。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一边在园内步，一边思索着去重庆谈判的有关问题······

上午8时许，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家属、工作人员等陆续来到枣园小礼堂，互相话别。这时，毛主席环顾四周问：“人到齐了吗？”周恩来说：“到齐了，这就出发吧。”于是，大家相继向枣园门外走去，书记处书记和送行的家属都挤在宋庆龄赠送的一辆救护病人的大轿车上，毛主席仍坐他平时的那辆车。8点半，便从枣园出发。在离开小礼堂往外走时，周恩来副主席赶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说：“主席，我看看你的帽子。”

“帽子挺好的，你看什么？”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回答。

“给我看看嘛。”周恩来固执地说。

毛主席停了下来，把帽子摘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帽子看了看说：“主席，这顶帽子你还能戴吗？帽子大小姑且不说，这帽子太薄，不隔热，太阳一晒就透。重庆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热得不行。你到了重庆后，戴这种帽子会把你热得受不了，你试试我的这顶帽子。”说着，周恩来随即把戴在头上的深灰色盔式帽摘下来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帽子一戴，大小正好，非常合适。

“主席，你戴上感觉怎么样？”周恩来问。

“挺合适的。”毛主席回答道。

“既然合适，你就戴着吧。”周恩来满意地说。

“我戴着它，你戴什么呢？”毛主席迟疑地问。

“嘿，重庆我还有个家，到了那里再想办法。”周恩来笑着说。

“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毛主席向周恩来挥了一下手表示谢意。他们边走边说，已来到枣园门外，于是，纷纷登上汽车，向延安东郊机场进发。

这时，延安机场上已聚集了上千名为毛主席送行的各级干部和各界群众，在附近的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上也站立着一群群男女老幼，他们是得知毛主席今天就要离开延安飞赴重庆，专程从附近赶来送毛主席的。送行的人们都神情凝重，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他们舍不得毛主席离开延安，不愿毛主席去重庆涉险。前些时候，当他们听说蒋介石电邀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就有的人写信、有的人打电话，劝阻毛主席不要去重庆。现在，既然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就要亲赴重庆，怎不叫人为毛主席捏把汗，为他的安全担心呢？当毛主席一行抵达机场时，人们都凝视着他，气氛显得很沉闷。任弼时同志见此情景，便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呀，你马上就要随主席去重庆了，现在颖超同志也来送行，你还不去向她告别，你们俩亲热亲热吧。”他的话把周恩来、邓颖超都引得笑了起来，也把周围的人给逗乐了，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延安各界群众欢送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

这时，送行的人们怀着对毛主席爱戴、关切的心情，围在主席的周围，一步也舍不得离去，毛主席亲切、随和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这种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使前来迎接毛泽东的赫尔利和张治中感慨不已。赫尔利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张治中更是感慨良多，他不止一次陪蒋介石外出，送行的场面也经历过多次，真可谓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如临大敌一般。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国民党相当级别的官员也被挡在控制线之外，难得见蒋委员长一面，与这里的情景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充分显示出共产党深得民心，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

毛主席一行和赫尔利、张治中等走到赫尔利专机舷梯旁，相互谦让之后，毛泽东率先登上飞机，他走到机舱口，回转身来，摘下盔帽，高高举起，挥舞着向欢送的人群告别。毛主席注视良久，才依依惜别地转过身去，步人机舱。随后，张治中、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等也相继登上飞机。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上了飞机后一看，机舱里已坐满了人，我只好提着毛主席的小箱子，站在舱内的尾部。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赫尔利飞赴重庆时在延安机场合影

毛主席上飞机后，对延安人民如此热情地为他送行，非常感动。他对周恩来同志说，飞机起飞后，请在延安上空多转一圈，好与延安乡亲告别。周恩来立即将毛主席的意见转告给赫尔利，赫尔利通知了机组人员。按照常规，飞机起飞后要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圈后飞离延安，而这次却盘旋–圈后又折回来，再转了一圈后才向西南方向飞去。

飞抵重庆

赫尔利的专机虽不算太大，但却设施齐备，有软座和硬座，中舱隔出一室，内设一床，是专供赫尔利在长途飞行时休息之用。毛主席上飞机后，赫尔利便把这里让给毛主席，便于主席休息。

飞机离开延安后，径直向西南方向飞行。此刻，天清气朗，风和日丽。我是第次坐飞机，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我站在机舱的尾部，靠着舷窗，不时向窗外眺望：只见天空蓝湛湛的，如絮的白云飘浮在天际，非常壮观。我正看得出神，坐在前面的陈龙叫我：“齐吉树，主席叫你。”我立即提着箱子，快步走到毛主席的床边问道：“主席，有什么事嘛？”毛主席笑着说：“没有事，叫你坐在这里。”说着，用手指了指床边让我坐下。我不好意思地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心想，为什么毛主席单单叫我坐在这里呢？可能是机上的人没有谁跟毛主席长时期住过，毛主席对他们不太熟悉，我毕竟跟随毛主席几年了，他对我比较了解。我坐下后问：“主席，您是不是有点头晕？”

“有一点。”毛主席说。

“您躺下休息一会吧。”我关切地说。

“不用，咱们俩说说话吧。”毛主席问我：“小齐，这次你跟我到重庆去与国民党谈判，你怕不怕呀？”

“不怕，有主席您呢，有什么可怕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对，不要怕。这次到重庆去，顶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谈好了，咱们又回到延安；—个是谈判失败，他们把咱们关起来或者杀掉。关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还可以学习学习，多看点书，是学习的好机会。”毛主席这种面对艰险，毫无惧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心想，毛主席对这次谈判的险恶环境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作为他的侍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一定尽心竭力地照顾好毛主席，不惜以生命来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主席停顿了一下，拿起放在旁边小几上的茶杯，呷了一口茶，接着说：“现在咱们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有将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咱们现在的力量跟你在太行山时大不一样了。蒋介石再狠，他也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况，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说用不着怕。”我静静地听着毛主席的分析，不时地点点头。这时，毛主席话题一转，问我：“小齐，过去你在太行山时打过仗吗？”

“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只是打过一些小仗。”我说。

“你不是说参加过百团大战吗？”毛主席不解地问。

“是呀，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我说。

“百团大战还不是最大的仗吗？”毛主席说。

“我没有到前线去，只是在后方做些工作。当时，我是王树声将军的警卫员，跟随王将军在后方指挥人员的撤退和掩护群众，不让他们被敌人抓去。”我不好意思地说。

“那也算是参加了打仗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是呀，那时我有一匹马，敌人飞机轰炸时，我正牵着马随群众转移。这时，一颗炸弹正丢在距我不远的地方，我的马当场被炸死了，我也被炸弹的气浪震昏了过去，炸弹掀起的泥土把我埋在地下，当时我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手脚也能动弹，我感觉我还没有死，于是，我从泥土中爬了出来。”我回忆着那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这也不简单，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嘛。”毛主席赞许地说。

“是的，反正没有死，革命还需要我。”我地说。

“你们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毛主席又转了一个话题问我。

“家里父母都没有了，除了我还有一个弟弟。我15岁时参加了咱们的八路军。”我说。

“你也是一个孤零零的孩子。”毛主席动情地说。

“也算是吧，我从小父母就死了，现在就是我们兄弟俩过日子。”我略带伤感地说。

这时，飞机正飞越秦岭山脉，由于气候的变化，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见此情况，我劝主席躺下休息，我坐在他的旁边，用手在他的头部按摩。没过多久，飞机已越过秦岭，又恢复了正常飞行。我问毛主席：“现在怎么样，是否感觉好一些。”毛主席说：“现在好多了。”说着他要坐起来。我说：“主席，您还是躺着不要起来，躺着舒服一点。”毛主席说：“好，我就躺着吧。”大概过了个把小时，飞机已飞临重庆上空。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嘉陵江汇聚于此。该市三面临江，依山而建，雄伟壮丽，这里是西南重镇和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西迁于此，是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常年多雾，有“雾都”之称。大雾弥漫时，山色尽消，江岸不分。整个山城进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神秘境界。但是，这天却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是难得的好天气。下午3点37分，飞机顺利地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飞机快到重庆时，陈龙告诉我，飞机已到重庆，开始下降了，快作好下飞机的准备。我立即告诉毛主席，并把毛主席扶起来。毛主席整理了一下衣服，待飞机停稳后，他和赫尔利、张治中相互谦让后便步出机舱。

8月的重庆，正值盛夏季节，火伞高张，热浪翻滚，人们冒着酷暑，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机场上人头攒动，翘首以盼。欢迎的人群中有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有国民党要员邵力子、雷震、谭平山和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也到机场迎接。当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举起坚强有力的右臂，挥动手中那顶盔式帽，频频向欢迎的人们致敬。随后，毛主席健步走下舷梯，在周恩来同志的引荐下，同欢迎的各界人士亲切握手，感谢他们专程到机场来迎接的盛情，并与他们合影。《大公报》记者子冈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报道：

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谁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主席、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人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然后，便乘车离开机场。

毛泽东抵达重庆的消息，通过新闻传媒传遍了整座山城。许多报纸发表社论，对毛主席来渝谈判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毛泽东来重庆是“中国的一大喜事”，毛主席“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新华日报》在毛主席抵达山城的当天下午，便发出号外。第二天，又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来信，信中热情写道：“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毛主席的到来，给山城人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

毛泽东抵达重庆时，在机场与前来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周至柔握手

在山洞林园宾馆

“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

毛主席飞抵重庆的当天，在九龙坡机场与欢迎的人们短暂的会见之后，便登上蒋介石专为他准备的那辆牌号为“2819”的美国防弹车，离开机场，驶向山洞林园宾馆。当时，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及他们的警卫员乘坐的是从郭沫若先生处借来的车子，我们几个从延安来的人员乘坐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汽车。在下飞机时，毛主席曾问张治中将军：“蒋先生请我来重庆谈判，准备安排我住在什么地方？”

“委员长专嘱，请您下榻在条件较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这里房间大，设备齐全，住着舒服，距市区约有半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张治中回答说

毛主席听后很不高兴，对张治中说：“文白兄，我是中国人，我们不住美国招待所。”

本来心情不错的张治中听毛主席这么一说，顿感尴尬。他思索了一会，试探着问：“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的条件稍差些，房间也小一点，不知可不可以？”

“房子不好不要紧，条件差一点也没关系，我是中国人嘛，我们中国的招待所我住。”毛主席爽快地说。

汽车离开机场，驶过市区，朝西北方向豌蜓前行。这一带山青树绿，郁郁葱葱，清幽静雅，风景秀丽。现在，虽是重庆的酷暑季节，灼热异常，而这里却浓荫覆盖，凉爽宜人，使人毫无置身“火炉”之感。沿途不见行人，只见路旁隔不远处就有一个岗楼，上面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好奇地问坐在一旁的陈龙：“这是干什么的？”陈龙说：“你没看见他们在放哨吗？这里是蒋介石住的地方，谁都不敢到这里来，如果往里闯是会杀头的。”车越往前行，路旁的岗哨越多，不大一会，便到达林园宾馆。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下塌的山洞林园宾馆

这里是蒋介石和接待国民党政要住的地方。园内林木森森，芳草姜姜，一幢幢别致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园外四周，岗哨林立，给这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毛主席下榻的地方，是一幢不大的二层小楼，坐西朝东，一进门是个大客厅，南面是个套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见毛主席已安顿好，便向毛主席告别回城同国民党代表商谈有关事宜。

我们到达后，陈龙和龙飞虎先进房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而毛主席却显得十分平静，就像在延安那样地自在，他进屋后，往办公桌前一坐，对我说：“齐吉树，拿报纸去，我要看报。”我在客厅和房间里找了找，没有发现一张报纸。于是，我对龙飞虎说：“主席要看报，屋里没有，你是否问问这里的负责人，向他们要今天的报纸。”龙飞虎找到这里的负责人问：“为什么房间里没有报纸？”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这里没有。”龙飞虎说：“没有报纸你们去找，把今天重庆各报都找来，我们首长要看。”过了一会，这位负责人拿了一报纸交给了龙飞虎。

毛主席坐在屋里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报，毛主席看了一会报，发现没有《新华日报》，便叫龙飞虎去找。龙飞虎再次找他们要《新华日报》，开始，他们推说没有，在龙飞虎的再三交涉下，他们很不情愿地拿出了《新华日报》。

毛主席在屋里专心致志地翻阅着各种报纸，我们三人各自忙碌着各自的事，周围显得那么的宁静。这时，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宾馆负责人来问我：“你们长官在哪里用餐，是在客厅还是到餐厅里去？”我说：“我们首长就在他住的地方用饭。”龙飞虎在一旁插话说：“就在房间里吃，你们把饭送来。”过了一会，他们把饭菜送到客厅里，摆了满满一大桌：什么黄油啦、鱼子酱啦、面包啦、牛排啦等等，全是西餐，餐具非常讲究，食品非常丰富。毛主席在延安吃惯了小米饭、炒辣椒，他对西餐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好勉强吃了一点，也没有吃饱。

晚饭后，毛主席回到房间对我们说：“你们看，蒋介石这人怪得很，什么东西都跟着美国学。咱们中国人，不给吃中国饭，却给我们吃美国饭。你们爱不爱吃。”

“我们吃不惯西餐，还不如在延安吃得香。”我们坦诚地说。

“我也吃不惯，你们去给这里的管理员说说，我们是中国人，不喜欢吃西餐，叫他们给我们改吃中餐。”主席认真地说。·

于是，龙飞虎找到这里的管理员，反映了我们的要求。开始，他们别别扭扭地推脱搪塞，不是强调没有中餐厨师，就是强调没有做中餐的设备等等。在龙飞虎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只好勉强地答应。说要改成中餐也须得从明天（29日）中午开始。

第二天的午餐果然改成中餐。饭后主席问我们：“今天你们吃的

什么？”

“吃的是中餐。”我们回答说。

“你们看，中餐不是很好吃嘛。为什么非要学外国人，非要吃外国饭不可？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不能不顾本民族的习惯而硬搬别人的一套，那是不行的。”毛主席的话含有很深的哲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蒋介石突然造访

初到重庆，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得也比较多，不知蒋介石葫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会使用什么手段、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困难、谈判前途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所以，抵达重庆的当天，吃完晚饭，我们便到毛主席住的房间与毛主席聊天，谈谈我们的顾虑和想法。谈了一会，毛主席对我们说：“我想出去看看，行不行？”坐在沙发上的陈龙连忙阻止说：“主席，你不要出去，刚才我出去看了看，外面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非常多，穿便衣的流动哨也不少。出去怕对您不安全。”

“那好，我就不出去了。”毛主席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正在闲谈着，突然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们三人急忙走出毛主席的房间，只见两个全副戎装的国民党军官径直朝毛主席住的房间走来。我们三人不由自主地用手握住枪柄，龙飞虎上前把手一伸，拦住了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我们要见毛先生。”这时，毛主席在房间里听见了我们的问话，便说：“让他们进来。”我们三人便随着这两个国民党军官步人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说：“你们要见我有什么事嘛？”这两个军官看了我们一眼，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不好当着我们的面说似的。毛主席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便对我们说：“你们三人在外面待一下。”毛主席下了命令，我们只好服从，很不情愿地走出毛主席的房间，在客厅里

等候。

过了一会，外面的电灯突然熄灭，这时，只见七八个全副武装的军官簇拥着一个身材瘦高、身着戎装的人径直走进毛主席的房间。龙飞虎见过蒋介石，他告诉我们说：“刚才走进毛主席房间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手握枪柄，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室内的动态。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电灯又突然亮了起来。龙飞虎笑着对我们说：“蒋介石要走了。”果然，蒋介石在侍从的护卫下离开了毛主席的房间，走了出去。

我们等蒋介石离开后，便赶紧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只见毛主席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抽着烟，神态自若。毛主席见我们进来，笑着对我们说：“这就是蒋委员长对我的拜访。你们在这里人家不放心，怕你们杀害他，所以把你们赶到室外去了。”

毛主席吸了口烟又接着说：“你们看，这里是蒋介石的大后方，他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军队，那么多特务，而你们只有三个人跟着我，你们说，他怕咱们呢还是咱们怕他？”

“当然是他怕咱们，因为他不让我们留在屋里。”我们说。

“对了，你们只有三个人，他害怕你们。他来了那么多人，我都不怕。”毛主席诙谐地说，说完哈哈地一笑。从毛主席的笑声中，显现出他自信、镇定、坚强和藐视一切的心态。关于蒋介石造访毛主席一事，社会上有许多说法：有的说当晚蒋介石宴请了毛主席，有的说蒋介石与毛主席一起散步等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当晚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蒋介石走后，毛主席就睡觉了，我睡在毛主席房间里的沙发上，陈龙和龙飞虎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蒋介石来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来了个军官，问我们带枪了没有，枪是什么型号，并发给我们一张表格，要我们登记。陈龙对我们说，不要理睬他，我们带不带枪，与他们无关。他见我们没有理睬，讨了个没趣便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他又回来重提此事，龙飞虎严正地对他说：“我们来当然带了枪，什么型号也不必告诉你。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他见我们态度强硬，碰了个钉子，又不好采取强迫方式来检查我们的枪，怕因此引起不必要的后果，也就不了了之。此后，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蒋介石合影

搬至红岩村办事处

重庆的8月，大火流金，灼热异常，稍一动弹，汗珠就会从额上、背上渗透出来。所以，重庆人喜欢在荫凉之处，几个好友聚在一起，摆上一张小桌，沏上一壶香茶，或到茶馆，手摇竹扇，喝着茶，摆摆龙门阵，搓麻打牌，谈天纳凉。然而，地处重庆西北郊的山洞林园宾馆，因这里树多林密，浓荫覆盖，环境清幽，人迹稀少，是重庆的一个避暑胜地。特别是早晨，山风徐徐，让人有一种清凉之感。

29日，毛主席起了个大早，想看看这里的环境，便步出房间，我们三人紧随其后。这时太阳刚从山坳处爬了出来，把天边染得红红的，园内极其宁静，除了全副武装的哨兵来回游动外，几乎看不见其他人。毛主席在楼前站了一会，便回到房间，对我们说：“你们看，我们住在这里也不能出去，这不是把我们禁闭起来了吗？你们说，延安好还是重庆好？”

“当然是延安好。”我们毫不犹豫地说。

“你们为什么说延安比重庆好呢？”毛主席有意地问。

“延安是咱们的地方，重庆是蒋介石的地方。在延安我们行动非常自由，而在这里行动却极其不便，连大门都不能随便出去，当然是延安好。”我们情不自禁地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你们说得对。你们看，我在延安住的枣园，就是门口有个哨兵，园内根本没有岗哨，而这里哨兵那么多，站着那么多的人。所以，他是怕咱们的，也怕老百姓，把他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仅从这一点来看，重庆就不如延安好。延安也没有重庆这么热嘛，比重庆凉爽多了。”从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眷念之情。

早饭后，毛主席在屋里看报，这时，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从红岩村办事处匆忙来到林园宾馆，向毛主席汇报今天将同国民党代表首轮谈判的有关问题。毛主席见周恩来他们进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报纸，面含微笑地请他们在沙发上落座。我给他们彻上茶。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今天，我们将首次同张治中他们商谈这次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就按照我们商定的方针和日程去同国民党代表谈谈看，然后视对方的情况和谈判的进展状况，再提出我们的进一步要求。总之，我们要明确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和主张。在谈判中，要有耐心，要表明我们的诚意，但在原则问题上，要据理力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们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后，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便告辞去城里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当周副主席他们准备离开时，毛主席对周副主席说：“恩来呀，你看我是不是在这里被软禁了呀。”

“不能这样说，主席您没有失去自由，您还可以出去，也可以接见人，没有限制您嘛！”周恩来笑着说。

“我住在这里不行啊，到处都是岗哨，连大门都不能出去。我来这里是要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是要接触这里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到这里已经两天了，除了我们四人外，连一个群众也没有见着，这怎么能行呢？住在这里，群众也不敢来，你能否想个办法，让我们搬到一个能接见群众，群众也能来我们这里的地方。”毛主席急切地说。

“要搬，也不能往国民党的招待所里搬，否则，和这里也是-个样，群众不敢来，您也不能随便行动。我看，先和文白（张治中）商量商量，请他在城里找一个既能接触群众，又行动较为方便的地方。您看这样行不行。”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

“那不是需要一些时间吗？找这么一个地方也不能说当天就能搬去的，那还需要让人家准备一下嘛。”毛主席说。

“您要想现在就离开这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搬到咱们的红岩村办事处去住，那里的条件虽然差些，离城里稍远，但毕竟是我们的家，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周恩来认真地说。

“那好呀，我就搬到那里去住。办事处有咱们自己的同志，我可以见见他们，说说话，外面的人也可以来找我，比这里强多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

“既然这样，那就这么定了，搬到咱们的办事处去住。现在，我先和文白打个招呼，他们毕竟是这里的主人嘛，这样国民党也不能有什么意见。另外，我还要通知一下办事处，让他们准备准备，收拾好后，我来接您。”说毕，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便离开林园宾馆，驱车进城去同国民党代表谈判。

30日上午10点来钟，周副主席便开车来接毛主席。从此，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一直住在红岩村办事处。

毛泽东在红岩村的日日夜夜

毛泽东在红岩村的日常生活

1945年8月30日，对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毛泽东主席今天要从山洞林园宾馆搬到这里居住。这天一大早，朝霞就把周围的山峦和翠竹林木涂抹上一层金色。清晨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山风轻拂，给灼热的暑天带来一丝凉意，也给这里的人们增添了一份喜悦的心情。办事处工作人员起床后，就忙着打扫庭院，收拾整理毛主席住的房间，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毛泽东主席的到来。

红岩村

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坐落在重庆市西北郊化龙桥附近的-个小山坡上，是一幢看似二层、实际三层建筑的深灰色楼房。楼房周围筑有篱笆墙，院内有几棵柳树和一些杂树。该处山遮林蔽，环境僻静，其地质结构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的山嘴，加之土质呈红色，故名红岩嘴（后改名为红岩村）。这里原系进步人士饶国模女士的“大有农场”住宅。1939年5月初，日机对重庆大轰炸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房屋（当时在机房街70号）被炸毁。后来在饶国模女士的资助下，办事处工作人员自已动手，将这一住宅改建为土木穿逗结构的一楼一底及隐蔽顶楼的三层建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遂迁此办公。底层是公开机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二楼为南方局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顶楼是办事处的机要科和秘密电台。当时，这里的门牌号为红岩嘴13号。自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迁此办公后，国民党便在办事处四周的山坡上，建立起宪兵、警察和秘密特务的机关，构筑机枪阵地和瞭望台等，对办事处进行监视。在办事处山坡下不远的黄果树附近，国民党宪兵三团还派有武装宪兵在此设点，对前来办事处的人员进行盘查。

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的陪同下，乘车从山洞林园宾馆来到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毛主席从红岩村山坡下走上来，走了一百多个石阶，衬衫都湿透了，但他也顾不上休息，便兴致勃勃地在周恩来、王若飞、童小鹏的陪同下，看了看办事处周围的环境、工作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以及顶楼的机要室，不时询问一些工作人员的姓名和工作情况，还和大家亲切握手。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这里比山洞林园宾馆好多了，在那里寸步难行，什么也得受人家的限制。在这里才算真正回到自己的家了，我可以能够多见一些群众，与他们谈谈话，了解大后方国民党地区的情况，有什么事还可以用电台与延安联系。”随后，毛主席在饭厅和全体工作人员见面，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

毛主席下榻的房间是在二楼最东头靠北面的房间，房间后面是山，房间前是过道，南面是房间。这里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卧室。这次毛主席搬来这里，周恩来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便把这间房腾出来让毛主席居住，他自已搬到南面的房间住，如果敌人打暗枪，南面的房间首当其冲。

毛主席安顿好后，周恩来副主席把陈龙、龙飞虎、闫太龙和我叫去谈话。他严肃地对我说：“齐吉树，你一定要把主席的生活照顾好，要督促主席睡觉。南方天气热，要给主席多吃蔬菜，生活一定要搞好。你千万别小看这件事，主席的身体好坏，直接关系到这次谈判，所以，每天有什么情况，你要向我报告。”说着，周副主席又对陈龙、龙飞虎和闫太龙说：“你们三个每天晚上要留一人值班，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主席外出时，你们要同主席坐同一辆车，龙飞虎你会开车，对重庆的情况又熟悉，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若发生什么情况，你也可以应对。陈龙坐在司机的后面，如果他搞鬼的话，你可采取必要的措施。”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不准随便到毛主席的房间去。鉴于办事处后面有一道围墙，防止有人从此爬人院内，为此，周副主席指示龙飞虎把警卫人员组织起来，在围墙与主席住房之间，安排一个哨兵，并加强夜间在院内的巡逻。

考虑到当时重庆的特殊环境，人员复杂，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周恩来副主席决定让–个姓李的管理员负责毛主席的饮食，交待他要把饭菜做好，注意卫生，防止有毒的东西，并把一间小保管室，改造成临时伙房，专为毛主席做饭用。这位李管理员是一个党员干部，待人热忧，做事认真负责。为了把饭菜做得适合毛泽东的口味，他特地向我询问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情况，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告诉他：“主席在延安是吃得比较简单，四菜一汤，以青菜为主但每餐离不开辣椒。”开始时，李管理员做的菜量较大，有五六个菜，而且用的是大盘子。毛主席吃了一两次后，感到这很浪费，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齐吉树，我们在延安时条件是那样的困难，前方在打仗，生活不富裕，有时苦得连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现在这里给我吃得这么好，干什么呀！你去给管理员说说，不要用大盘子，也不要炒五六个菜，我一个人能吃多少。还是按延安的老规矩，四菜一汤，有点辣椒就行了，简单一点。”我把主席的意见转告给李管理员，以后就按主席的要求办，盘子也换成小盘子了。

重庆的夏天，灼热异常，有如置身蒸笼之感。毛主席在陕北呆得时间较长，对重庆的气候有些不习惯，热起来一直汗流不止，加之工作繁忙，睡得很晚，白天又起得较早，这样一来，饭量减少，大便不畅，有时还失眠，人也渐渐地有些消瘦。我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一一天，周恩来副主席问我：“主席来办事处已经几天了，他在这里生活习不习惯，有什么问题？”

“最近，主席的饭量有所减少，睡觉也不如在延安那样睡得安稳，很晚才能人睡。大便也不畅，有时还要灌肠。”我如实地向周副主席报告说。

“那怎么得了！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不能让主席的身体垮下来，要给他加强营养，不能再给他吃辣椒了，要给他多吃青菜，少给他吃肉，多吃苦瓜，特别是在盛暑，常吃苦瓜，可增进食欲，清热防暑。总之，在生活习惯上要给主席改变一下，这可能有助于他的健康。”周副主席思索着说。

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饮食作了适当调整，不再给他炒辣椒吃了，增加一些苦瓜等蔬菜，肉也适当减少。主席在吃饭时，见没有他平时喜欢吃的炒辣椒，便问我：“齐吉树，今天为什么没有炒辣椒？”我说：“这是周副主席的指示，因为南方天气热，和延安不一样，所以不让给您吃辣椒，怕容易上火，多吃点苦瓜等蔬菜，待您回延安后再给您吃辣椒。”

过了几天，毛主席的状况仍没有改变，周副主席对此心急如焚，他对我说：“齐吉树，你要千方百计地把主席照顾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看，要给主席增加点营养，菜要少，但质量一定要好。”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重庆的乌骨鸡是很有名的，一只鸡有好几斤重，每天给主席喝一碗鸡汤，加强加强营养。”我把周副主席的意见告诉了李管理员，让他去准备。

当天，李管理员买了鸡，晚饭后就把鸡蒸上。我知道，若是过早把鸡汤端上，主席一定会认为这是专为他准备的，不让再做。所以，深夜等周恩来副主席回来后，我才把鸡汤给他送去。这时，毛主席正在灯下写东西。我说：“主席，现在已快1点了，这么晚了，您喝点鸡汤吧。”

“谁让你给我熬的鸡汤？”毛主席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说。

“这是周副主席吩咐做的。”我说。

“恩来他们都有吗？”毛主席问道。

“周副主席他们都有，他们都很辛苦。”我回答说。

“他们有我就喝，他们没有我就不喝，不能单独为我一个人熬鸡汤。”毛主席认真地说。

从此，每天晚上就给毛主席增加一碗鸡汤。这样做，效果不错，毛主席的饭量也正常了，晚上睡眠也好了，与在延安时差不多。我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后非常高兴，他说：“很好，每天就这么办，绝不能让主席在这里把身体搞跨了。主席的身体如果垮了，我们就无法在这里与国民党谈判了。”

毛泽东与国民党司机

毛泽东搬到红岩村后，工作繁忙，经常外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太少，有时分不开身。于是，周恩来副主席给延安去电，要求增派人手。随后，中央决定增派贺清华和舒光才同志赴渝，加强毛主席的保卫工作。

毛主席到重庆后，蒋介石派了一部保险车给毛主席专用。据说，这样的保险车蒋介石共有三辆，派给毛主席专用的这辆车就是其中的一辆。当时，为了代表团活动方便，办事处临时从郭沫若先生那里借了一辆车暂用，又从美国观察组租了一辆吉普车，供贺清华等警卫人员乘坐。毛主席对这三辆车的司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对待方式：对蒋介石所派专车的司机，采取敬而远之的方式。一般来说，毛主席用完车后，就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也不让他到办事处里来，如果吃饭，也比较简单，不作特别照顾；从郭沫若先生处借来的车，开车的司机是办事处派的，是自已的同志，按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待；毛主席对从美国观察组租用的吉普车司机非常重视，采取真挚热忱的方式。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他。这个司机是菲律宾的华侨，年轻力壮，积极热情，开车技术很好。毛主席每次回来时，下车后总要主动地同他握手致谢，并请他到办事处坐坐，有时还让陈龙告诉厨房做些好菜招待他。我们如此真诚待他，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这不仅消除了他的顾虑，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而且，时间一长，他有什么话都跟我们说。有一次，他动情地对我说：“你们长官谦恭随和，平易近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他这样大的长官，在国民党里不要说和我们司机打过招呼，就连正眼也不看我们一眼。而毛主席每次回来，都要主动和我亲切握手，这使我非常感动。”由于他情况熟悉，对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较为了解，在外出时，经常提醒我们，如发现后面有车跟踪，他便告诉我们，这是国民党特务的车，在监视你们，你们要注意。随着他与我们的关系日渐亲近，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不久，便不让他给我们开车，换成另外一人。毛主席对新来的司机仍是像以往一样，以礼相待，下车后还是主动和司机握手，请他到办事处里去坐。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国民党当局又把这个司机给换了。到后来，改为天天换一部车，办完事后，车回到办事处后也不停留，马上返回去。最早给我们开车的那个华侨司机临离开我们时，曾表示：他与我们相处的这些日子里，时间虽然短暂，但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毛主席回延安时，他要想办法到机场来送毛主席。由于国民党控制太严，毛主席走的那天，我在机场没有看见他，可能是没有让他进机场。

毛泽东与郭沫若

毛主席搬至红岩村后，接见的第一批客人便是郭沫若夫妇。毛主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郭沫若相识，毛主席是郭沫若最为景仰的革命领袖和战友，郭沫若的博广才学也颇受毛主席的赞赏，尤其是对郭氏清新明快、切中时弊的史论文章更是捧读再三，赞赏不已。他们自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至今已有18年没有见面了。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多年的北伐战友，那里是抗日救国的堡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他曾写了一首《陕北谣》来表达他的这种渴望之情：

陕北陕北朋友多，诸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谦东风。

然而，当时郭沫若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完全处于半自由状态。不要说这个愿望难以实现，就是他在重庆的住所天官府四号，国民党也布置了不少特务进行监视。住所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正对着郭沫若房间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郭沫若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上。他在从事这些创作和研究中，不是单纯为创作而创作，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历史联想到现实，或者从现实的需要去理解历史，为现实斗争服务。从1941年至1943 年间，他先后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6部大型历史剧，通过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艺术描绘，借古喻今，曲折地针砭社会现实，成为一种巧妙而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在当时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与此同时，郭沫若还写了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其中以《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最大。该文成于1944年3月，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提到此文，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 21日，毛主席给郭沫若去信说：“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动情地说：“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郭沫若于12月间收到此信，见信如见人，令他百感交集，昔日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眼前。而今，他们虽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他多想能重新再见到毛泽东主席。

1945年8月，当郭沫若得知毛泽东主席将亲自和周恩来、王若飞来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时，他既欣喜又焦虑。欣喜的是多年阔别的故友又将重新见面；焦虑的是担心毛主席此行是否有危险？8月 28 日，毛主席飞抵重庆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到机场迎接毛主席。毛主席步出舱门，走下舷梯时，郭沫若就一眼看出他那伟岸的身躯、温和的笑容、深邃的目光，和十多年前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今天衣着有所不同，似乎显得更加精神。当毛主席走到他的面前，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郭沫若热烈握手时，郭沫若激动得双眼有些湿润，深情地说：“主席，您好！”眼里充满了问候和关切之情。可惜接机的人很多，时间太短暂，无法倾诉胸中的万语千言。

9月3日，郭沫若接到通知，说当天下午毛泽东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后因当天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堵塞了交通，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立即动身，步行到红岩村。这时，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已经赶到，坐在客厅里。毛主席见郭沫若进来，便迎了上去，主动同郭沫若热烈握手，相互拥抱，互致问候。随后，大家在热烈、亲切的氛围中交谈起来。

重庆的夏季，灼热异常，办事处虽在市郊，但也热浪翻滚，酷热难挨，客厅里的温度也很高。会见中，毛主席和客人们都热得止不住地流汗。当时，办事处也很艰苦，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毛主席来重庆后，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才买了一台台式小电扇。我见天气这样热，便把这台小电扇搬到客厅里，放在地上。我在延安还未见过这玩艺，也不知怎么摆弄，经办事处同志的指点，我才有点开窍。这时，插销也找不到，急得我满头是汗，好不容易才把插销找到，把电扇安上，给室内带来一丝凉意。

在交谈中，周谷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毛主席：“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毛主席风趣地说，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又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并侧过身对坐在左侧的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随后，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坦诚地说：“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时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说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沫若听力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还是一只旧怀表，于是在会后便把自已手上戴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件礼物，后来他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主席生前一直戴着这只手表。

9月9日下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再次来到红岩村看望毛主席。事前，毛主席已知他们要来，告诉我说：“齐吉树，今天郭沫若夫妇要来看我，你把客厅收拾好，打扫干净。”下午郭沫若夫妇来时，毛主席已等候多时。他们见面分外亲切，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我见客人来了，连忙把小电风扇打开，给客人送上茶。看得出来，毛主席对郭沫若夫妇来访非常高兴，谈兴极浓。交谈中，毛主席向他们询问了大后方的情况，蒋介石的情况以及郭沫若在文化界所持的态度等。毛主席很同意郭沫若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他们把话题转到这次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时，郭沫若担心地说：“主席，您这次不应该来，太危险了！蒋介石的为人，您不是不知道的，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他把您扣起来、关起来，甚至杀害，那就损失太大了。这种情况很难预料。”

“蒋委员长请我来嘛，我不来行吗？所以他请我来我就来了，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散。要是把我关起来，我在牢中还可以学习学习，多看点书，这不是很好吗？至于他要想杀掉我，我看现在他还不敢，没有这个胆量，否则，他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不好交待。”毛主席充满自信地笑着说。

“蒋介石是要准备打内战的，美国帮助他们出钱出枪，一旦准备就绪，他们就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郭沫若担心地说。

“这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不来，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帽子就会扣在我们的头上。这次，蒋介石估计我是不会来重庆的，所以，他三次电邀，作态，表示他的‘诚意’，其实对谈判毫无诚意，－-点准备都没有。我一来，就打乱了他的计划，弄得他手忙脚乱，狼不堪。”毛主席说完哈哈地笑起来。

他们谈了一两个钟头，郭沫若夫妇离开时，毛主席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才依依惜别。毛主席的平静、谦逊、沉着、稳重和对前途充满自信的态度，不仅给郭沫若夫妇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激励着他们为和平民主，为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新中国，而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的决心。

毛泽东与三个美国兵

1945年9月16日下午，在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路上，有三个身着戎装，背着背包的美国大兵，急切地经过国民党宪兵守卫的黄果树，登上去红岩村的石阶，朝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走去。这三个美国兵是美国第十四航空总部的军士霍华德·海曼、爱得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他们早就仰慕毛泽东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北方中国”，很想亲眼看看这位带有传奇神秘色彩的领袖风采。他们通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表达了渴望拜会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并得到毛主席的同意。

海曼等三人拾级而上，走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接待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整洁朴素，靠里的一端有一扇门，上面挂着一个竹帘。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笑着对他们说：“请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就去通报。”

毛主席已知今天下午这三个美国兵要来，也没有出去，在办事处等他们。毛主席听说这三个美国兵已经来了后，对工作人员说：“请他们到客厅里去坐，我马上就下去。”由于重庆天气炎热，主席身上出了不少汗，我拿了一件衬衫给主席换上，便随主席下楼来到客厅。这三个美国兵一见主席来到就站了起来围了上去，立正向毛主席敬礼、问候。毛主席也微笑着-面同客人–握手，一面说：“欢迎你们，请坐，请坐。”我连忙给客人上了茶。当时，是王炳南同志作的翻译。客人见毛主席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极富人情味，来时紧张、拘束的心情一扫而光。他们打开背包，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美国香烟，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向他们致谢，风趣地说：“你们太慷慨了，我也品尝品尝美国烟的味道。”接着，他们无拘无束地和毛主席攀谈起来。

毛主席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和北方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询问了客人们的身世、家庭和在美国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战后的愿望；而且，还向他们了解了有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毛主席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谈的各种问题，他们谈天说地，无拘无束，气氛和谐亲切，交谈随便热烈。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太阳也渐渐西坠。

“你们是否想照张像？现在太阳还未下山，抓紧时间拍一张吧。”毛主席饶有兴趣地提议。客人们听了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跟随着毛主席来到门外的芭蕉树下，簇拥着毛主席，摆好姿势，照了几张照片，记录下这愉快、难忘而有意义的时刻。

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三个美国兵并与之合影

照完相后，毛主席请客人共进晚餐。席间，毛主席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断加深，并请客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告诉给美国人民。毛主席还满怀激情，十分乐观地谈到海曼他们的前途，谈到所有青年的前途。因为毛主席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海曼他们似乎忘记了毛主席是一亿解放区人民的领袖，是一支拥有120万革命战士的最高指挥者，而是已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知心朋友，一位尊敬的长者。他们谈得很晚，客人才起身告别，毛主席亲自将客人送出大门。

当晚，爱德华·贝尔回到兵营，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的激情，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从不高腔大调地讲话，从不激动，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红岩村的两次失火

毛主席自到重庆后，日程安排得非常满，除了主持代表团对蒋介石的谈判工作外，还要拜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会社会的知名人士，接见各界的群众和朋友，向他们了解情况，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所以，主席经常吃完早饭后，便离开红岩村住地到市里参加各项活动，这时，我就留在住地照看毛主席的东西。

一天上午，毛主席到新华日报社去看望报社的同志，我在家里收拾毛主席的房间。突然，楼房外人声沸腾，有人在喊：“着火了！着火了！”“快去救火！”我从窗户向外一看，只见办事处东北篱笆墙处，浓烟滚滚。在钱之光处长带领下，大家动作很快，有的人提着水桶，端着脸盆，拿着钩子、锄头、毯子等救火器材，急切地朝着火的篱笆墙跑去。见此情景，我立即把毛主席的东西收拾在箱子里，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也可提着箱子撤离，避免毛主席的东西受损。幸好发觉较早，只是烧了一段篱笆墙，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事后，据说是敌特放的火，被一个住在办事处附近的王姓老太太发现，她及时告诉了办事处，同时，我们的哨兵也发现东北篱笆墙处有浓烟，立即向钱之光同志报告。钱之光同志当即组织办事处的同志，在他的带领和指挥下，火很快被扑灭了。

晚上，毛主席回到办事处问我：“今天家里有什么事吗？”我说：“主席，今天上午咱们外面的篱笆墙叫特务放火了，是一个姓王的老太太报告的，咱们的哨兵也发现了。钱之光同志带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紧急救火，大家表现得十分勇敢，火很快就被扑灭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毛主席听后说：“这很好。告诉钱之光，要好好地表扬大家，奖励大家。同时要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的破坏。另外，要派人到王老太太的家里，向她表示谢意。”

过了一段时间，在办事处的二楼里又发生了一次火灾。那天上午，我正在毛主席的房间里整理东西，突然从二楼北面靠西头中间的一间房间里窜出一股浓烟，很快烟雾就弥漫了整个楼道，接着有人在喊：“二楼着火了，快去救火！”有的人提着水桶，拿着救火器材奔向着火的房间。我见此情形，急忙把主席的东西放在箱子里，箱子不离手，视情况发展而定。这时，有的人在救火，有的人把附近房间里的东西往外搬。受此影响，我想把主席房间里的一台收音机搬出去，这个收音机挺大的，我无法把它搬走，于是，我把它从窗户上扔了下去，幸好没有摔坏，还能用。救火的人撞开着火房间的房门，很快把火扑灭。因抢救及时，火没有烧起来，只是烧坏了–块地板和部分桌椅。事后据说是报社的一个同志在离开房间时，把未灭的烟蒂扔在纸篓里，因此引起这场火。

晚上毛主席回来问我：“今天又着火了？”我回答说：“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显得有些不高兴。

“咱们的同志抽烟，把烟头扔在字纸篓里引起的。”我如实地报告说。

“那要好好地教育这个同志。咱们就是这么一座小楼，要是着火了，烧了起来，叫咱们往哪里去住？我看，那时只能到防空洞里去住了。”毛主席幽默地说。他略为沉思了一下，严肃地说：“幸好同志们扑救及时，这场火没有烧起来，咱们还住在这里。通过这件事，大家要吸取教训，这类事件以后不要再次发生。”此后，红岩村再也没有发生失火的事了。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主席非常关心，事无巨细都考虑得十分周到。毛主席也离不开周恩来，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主席还没有到重庆之前，周恩来就让人把毛主席来重庆穿的制服做好了。当时，这件事是交给钱之光的夫人来办理的。钱之光的夫人对我说：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她时，也没有说是给谁做的，只是告诉她衣服的尺寸。后来她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要来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心想，这是不是给毛主席做的，但又不敢肯定，等到毛主席来重庆后，她才知道这是给毛主席做的。毛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钱之光同志就把衣服送至宾馆，毛主席穿上挺合身的。周恩来考虑到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需要，还让钱之光给毛主席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和一枝派克钢笔，毛主席搬到红岩村办事处的当天晚上，就把手表和钢笔交给毛主席。毛主席问：“买这些东西干什么？”钱之光说：“这是周副主席让买的，他说在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不行。”毛主席说：“既然这里需要，那我就收下了。”钱之光走后，毛主席就让我把陈龙叫来，对他说：“组织上给我买了一块手表和一枝钢笔，掌握时间的是你，表就给你拿着，你来掌握时间。笔我留下，出去时若有人请我签名时用得上。”全国解放后，有一次我去陈龙家，闲谈之间，谈起这块表的事。陈龙夫人生气地说：陈龙从重庆回延安后，江青得知毛主席在重庆曾把—块瑞士手表交给陈龙使用，她便找陈龙把这块手表要去看看。谁知这一看不要紧，她却来了个偷梁换柱，把这块手表给留了下来，而把她自己戴的手表给了陈龙。

周恩来副主席每天晚上回来，总要问我主席吃得怎么样？喝得怎么样？睡觉是否睡得安稳？我说主席吃得香、睡得好，周副主席就很高兴；我说主席饭量减少、睡得不好，周副主席就会感到不安，焦急地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他经常对我说：“你把毛主席照顾好，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毛主席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次谈判的成败。”他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尤为重视，亲自部署，细心照料，不仅在办事处加强了警卫力量，明确保卫人员的职责，把自己住的房间腾出来让毛主席居住，而且，在乘车、外出参加活动、通过红岩村下国民党哨所时，谁走前面，谁走后面等都作了细致、周密、妥善的安排，甚至还让他的保卫人员闫太龙同志也参加到保卫毛主席人员的行列。

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小宴会很多，周副主席总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主席。每次宴会，周恩来总是紧贴毛主席而坐，谈话时周恩来退后半个身子，让毛主席在前；别人敬酒时，抢前半个身子，挡在毛主席的前面说：“毛主席的酒量有限，我来代劳。”宴会结束回到红岩后，有人问周恩来：“周副主席，您怎么一杯酒也不让毛主席喝？”周恩来微笑着说：“我怕有人在酒里做手脚，放毒……..”可见，周恩来从保卫、饮食到起居等方面，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这位亲密战友。

毛主席对周恩来非常尊重，周恩来不仅大力协助毛主席处理各种重要问题，商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策略，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电报文稿，安排同重庆各界人士和外国朋友的会见等等，所以，毛主席一刻也离不开周恩来，一天不见就想他。每天晚上一过8点，毛主席就问我：恩来同志回来没有？10点不到又问我：恩来同志回来没有？周副主席一回到办事处，不管多晚多累，第一件事就是到毛主席的房间汇报当天的情况，商讨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他们往往工作到深夜。

在重庆43天不平凡的日子里，周恩来与毛主席的这种革命情谊无时不在，它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至今回想起来，恍如昨日，那感人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重庆人民的激情

毛主席应遗出席中苏文化交流协会的酒会

1945 年9月1日晚，红岩村一片寂静，只有二楼周恩来副主席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刚从谈判会场回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正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有关情况，毛主席坐在靠墙的竹椅上吸着烟，静静地听着，偶尔提出一两个问题，童小鹏同志坐在桌边作记录。汇报结束后，他们又商议了下次谈判的重点，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周副主席的服务员何谦同志打了一盆热水给周副主席洗脚。毛主席见会议已经结束，天色很晚，准备起身回房休息。周副主席坐在床沿上一边洗脚，一边对毛主席说:“主席，明天中苏文化交流协会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图片展览，请您出席。不知您能否参加？”

“这个图片展览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毛主席问。

“是内部展览。参观之前，有一个酒会，除了请我们之外，还请了国民党的要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然后才向社会公开展出。”周副主席解释说。

“既然是内部展览，又邀请了咱们，咱们还是去吧，不去不好。”毛主席肯定地说。

“那好，就这么决定。我通知中苏文化交流协会，明天下午我们准时出席。”周副主席说。这时，毛主席起身回房休息。毛主席走后，周副主席把钱之光、王炳南等人叫来，给他们布置任务。周副主席说：“明天的会，咱们需准备两手：一是来的人不多，除国民党的要员外，还有民主人士以及苏联大使、参赞等苏方人员，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由陈龙等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万一毛主席到中苏文化交流协会的消息走漏，人们为了看毛主席，来的人多，那时很容易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安全工作做好，保证毛主席安全地去，安全地回来。”说着，周副主席侧过身对着钱之光说：“为了不出意外，明天办事处的人员多数都要参加这个活动，不一定要进屋子里去，可在中苏文化交流协会的附近布置咱们的人。另外，告诉陈龙，让他与重庆地下党联系，让他们组织党员去，以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总之，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

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会址

中苏文化交流协会会馆坐落在黄家垭口，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仅一街之隔。9月2日下午，毛主席在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等的陪同下来到中苏文化交流协会会馆。此时，已有不少民主人士来到这里。当毛主席一行步人会场入口处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见毛主席进来，连忙走过来和毛主席热烈握手。毛主席亲切地说：“周谷城先生，近来安好否？”

“安好，安好。毛主席，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您非常高兴。”周谷城激动地说。

“18年了。”毛主席伸出指头比划着说，意思是说他们自1927年在武汉分手后至今已有18 年之久未曾谋面了。

“主席，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周谷城关切地问。

“我这个人生得贱，在家有饭吃就生病，上山拿枪当‘土匪’，病就好了。”毛主席幽默地说。

两人寒暄了几句后，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便走进大厅，这时，苏联参赞上前同毛主席等一一握手，并指着毛主席向与会客人介绍说：“这位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今天他特地前来参加我们的酒会，对此，我表示热烈的欢迎。”顿时，楼上楼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冯玉祥将军以及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也参加了酒会。当苏联参赞宣布酒会开始后，各界人士纷纷举杯走到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敬酒，“祝重庆谈判成功!”“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场面空前热烈，气氛非常感人。毛主席的酒量不大，这么多的人前来向他敬酒，真有点应付不过来。周恩来见状，便主动上前，举着酒杯说：“毛先生的酒量有限，我来替毛先生和大家干杯。”于是，大家就同周恩来副主席干杯。敬酒的人越来越多，周副主席也有点应付不了，这时王若飞同志出来说：“我来替毛先生和大家干杯。”王若飞很能喝酒，他在延安时，就是出名的酒坛子，平时总揣着-个小酒瓶，他出来解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之围。

重庆人民争睹毛主席风采

毛主席出席中苏文化交流协会酒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下午5点来钟，从七星岗到黄家垭口一带，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熙熙攘攘，向中苏文化交流协会会馆走去，都想一睹毛主席的风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景象。这时，聚集在会馆门前的群众越来越多，人们一边喊着“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不断地向会馆里面挤。重庆的房子，一般是木结构的，人多了，房子承受不了，发出“咔哎、咔哎”的声音。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张治中将军劝毛主席说：“房子里的人太多了，怕房子承爱不了，是否请毛先生先行离去。”毛主席笑着说：“既然来了，不看看图片展览我能走吗？”说着，毛主席与周副主席等上到二楼的展览室看图片。毛主席显得很平静，一张一张的看。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把陈龙叫到身旁对他说：“你去把主席的汽车调到会馆后门，前门人很多出去不方便，看完展览后，主席从后门走。”于是，陈龙挤出去调汽车。

毛主席看完展览后，便下楼准备离去。此时涌进会馆里的人已很多，人们不断地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毛主席见此情景也很激动，他面带微笑一边走，一边连连向人群招手致意。人们见到毛主席如此和蔼亲切，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兴地呼喊着：“我看见毛泽东啦！”“欢迎您，毛先生！”当毛主席离开会馆登上汽车离去时，人们还伫立在那里，注视着渐渐远去的汽车。这种自发的热情，反映了重庆人民的激情，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和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希望。毛主席在返回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时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毛泽东与桂园

找个能接见群众的地方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晚上才返回红岩村休息。桂园原系张治中将军在市区上清寺的公馆，房子不大，二楼一底，进门左侧是传达室，右侧是停车房。大门进去是个小院坝，种有花草。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院内左角有一间小屋是警卫班的住房。周恩来副主席为了便于毛主席接见群众和会见各界人士特地向张治中将军借用的。

毛主席自从林园宾馆搬至红岩村后，由于红岩村处在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的层层包围之中，一般群众很难到这里来。所以，毛主席到红岩村后只接见了两三批客人：前两批是郭沫若夫妇及民主人士，另一批是三个美国兵。为此，毛主席很想找个能方便接见群众的地方，与群众接触，了解国统区的情况，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有一天，周恩来副主席谈判回来，毛主席对周副主席说：“恩来呀，你看我来这里已有好几天了，除了郭沫若夫妇和三个美国兵来过这里之外，其他的人一个也没有见过，这怎么能行呢？国民党的士兵把枪架在门口，谁还敢往这里来，我怎么去接触、了解群众，宣传、教育群众，宣扬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你能不能找一个我方便接见群众和会见各界人士的地方？”周副主席思索了一下说：“这好办，我去同文白（即张治中将军）谈谈，他在城里有一处房子，地理位置不错，在大街上，人来人往挺方便，国民党特务、警察也不好公开阻挠，这是一个接近群众和会见各界人士最理想的地方。我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我们也很支持，我去向他借用此地，估计问题不大。”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那好，你赶快与文白联系。”

事后，周副主席对张治中将军谈及此事，张治中将军爽快地答应，并热忱地说：“好吧，我把上清寺的桂园腾出来，给毛主席会客用。”

“您把房子腾出来，搬到那里去住？”周恩来关切地问。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我在重庆还有其它房子，可以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我们搬走后，这里的卫兵也不用撤，留下来保卫毛主席。”张治中热诚地说。

“那我就代表毛主席感谢您啦。”说着，周副主席沉思了一下又接着说：“我看，您家不用全部搬走，您的小公子仍留下来，他还要在这里上学；其他的工作人员可以留一点，烧烧水，打扫打扫卫生。至于卫兵，我看就不必留了。将来不出事还好，如果一旦出事，那就说不清楚，您也要承担责任呀！责任重大，您能担当得了吗？”周恩来真诚地说。

“谢谢您的提醒，就按您的意思办。我把卫兵全都撤走，让卫戌区派人来值勤，保卫毛主席。”张治中感激地说。

此事商定后，周恩来考虑到张公馆面临大街，来往的人很多，如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万无一失，至关重要。于是，周副主席从办事处抽调了5名干部到桂园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和加强桂园的警卫工作。同时，还指示陈龙等警卫人员，要他们提高警惕，外松内紧。并要求陈龙时刻不离毛主席的左右，负责毛主席的安全；龙飞虎对重庆社会情况了解较多，要求他随时注意周边的情况，一旦有事由他出面处理。周副主席将桂园的准备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决定第二天就去桂园。当天晚上，毛主席告诉我：“齐吉树，明天早上9点钟一定叫我起床，不能耽误我的事。”我说：“主席您放心，到时我保证叫醒您。”这天，毛主席睡得很晚，直到凌晨3点左右才睡觉。

第二天，我按时叫醒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告诉警卫，准备好车子。看得出来，毛主席今天显得很兴奋，他要找一个方便接近群众的地方终于找到了，这怎么不让他高兴呢。毛主席简单洗漱后，也没有吃早点，便乘车去桂园了。

请进来，走出去

毛主席到桂园后，在这里接见了工人、农民、学生、记者等各界、各阶层和各党派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特别关照钱之光和王炳南，告诉他们，凡是要求来见他的人，特别是外国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应给予安排。各界群众来桂园要求见毛泽东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毛主席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还在这里先后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张澜、黄炎培、谭平山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主席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人们的情况和想法。毛主席在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谭惕吾等时，虚心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毛主席在谈话中强调“和为贵”，谈了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毛主席风趣地说，国共两党的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则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笑着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主席每次会客之后，都要亲自把客人送至门口，毛主席谦虚和蔼的态度，风趣幽默的语言，博学广识的才华，为每位来访者所折服。

毛主席对一些故交老友来访，更是礼遇有加。柳亚子先生是毛主席在广州工作时期的老朋友，他一见到毛主席兴奋不已，19年违令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相见欢然，促膝畅谈后，柳亚子先生赋诗一首赠给毛主席：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柳亚子这位老朋友对毛主席的炽热感情，称赞毛主席以弥天大勇，深人虎穴，使苍生如旱苗得雨，希望国共合作，建立一个新中国，使战争早日结束。这代表了一部分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政治态度。后来，毛主席应柳亚子先生的索求，将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手书相赠。全词为：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襄，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 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 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先生得词后，激动不已，感慨地说：“1945年重唔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行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阙，读之余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高如苏辛犹未能抗耳。”并依毛词之韵和词一首。柳词为：

廿载重逢，一阙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惆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按剑难平垒块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毛主席的词由张恨水先生主编的《新民报晚刊》上首先刊出，并加按语云：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不久，《新华日报》也加以转载，并附柳词，当时轰动山城，市民争相传阅。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很快传闻中外。

毛主席不仅在桂园广泛接见了各界人士，而且，还主动走出桂园，拜会社会名流、故旧老友、驻华使节，甚至还登门拜访了国民党政要。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所以，毛主席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同国民党各方面人士接触，一方面是为了使国民党各派系都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争取他们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因此，毛主席不仅拜访了冯玉祥、程潜等国民党元老，而且一些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如何应钦、陈诚、陈立夫、戴季陶等也一一前往拜会。

有一天，毛主席告诉我：“齐吉树，我今天要去拜访亲日派的国民党头子何应钦，你跟我去看看吧。”我当然很高兴。我和陈龙、龙飞虎、贺清华坐在警卫车上，随主席到了何应钦的公馆。何应钦亲自出门把毛主席迎了进去，我们几个人没有跟随进去，仍坐在警卫车上等。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何应钦把毛主席送了出来。在会见中，毛主席向他介绍了我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运动的形势，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和平建国”。我不解地问：“像何应钦这样的反共头子，反动透顶，还要主动去见他，这有什么用？”毛主席耐心地教导我说：“这些人是反动的，但解决问题不能光靠左派，现在他们说了不算。自前，还是国民党右派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我们来重庆，不就是找蒋介石解决问题吗？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此后，我还随毛主席去过宋子文的官邸，宋的官邸在红岩村后面的山上。我们去时，仍向上次一样，坐在警卫车上等，直到宋子文把毛主席送出来后，我们才回去。

毛主席在桂园的活动十分繁忙，《新华日报》1945年8月31日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昨午已由山洞林园返城。昨天下午分访孙夫人、孙院长、于院长、赫尔利大使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等。前次飞延商谈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诸先生，昨日也到桂园毛泽东寓处畅谈很久。晚上由张治中先生设宴款待，并邀于院长、孙院长、邹鲁、叶楚伦等先生作陪。

9月4日《新华日报》又作过这样的报道：

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

八月十五送月饼

毛主席每天大约9点来钟到桂园，下午六七点钟返回红岩村，一般是在红岩村吃早饭和晚饭。中午除外出参加宴会外，大多是在桂园用餐。当时，桂园没有为毛主席特设的厨房，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的用餐都是以张治中将军儿子的名义，由张公馆出面向附近的餐馆订送的。

毛主席不太注意修边幅，在延安时，头发总是长长的，很长时间才剪一次头。当时给毛主席理发的是一个留有一大把胡子的姓王的理发员，大家都叫他王胡子。毛主席理发时，总是手不离书报,“一边理发，一边看书，理发员也不好意思让毛主席的头听任自己摆布，只能顺势梳剪。王胡子说，给毛主席理发比给其他人理发要累得多。毛主席也不讲究，只要把头发剪短就行。但是，到了重庆就不同了，毛主席经常要同国民党高层人士、社会名流、外国使节等往来，不能不修边幅，不注意自已的仪表。所以，毛主席在重庆理过一次发。而重庆不比延安，社会复杂，是蒋介石的天下，毛主席来重庆就身历险境。所以，周恩来副主席对毛主席理发一事，特别重视，因它涉及到毛主席的切身安全问题，要找-个可靠的、技术好的理发师来给毛主席理发。最后，周副主席还是通过张治中将军，找了-个经常给张家理发的理发师来给毛主席理发。周副主席很忙，毛主席理发那天，周副主席等到理发师来了以后，并关照我们要暗中留神，密切注意毛主席的安全之后他才离去。这位理发师手艺不错，毛主席也没有在理发时看书看报，理发进行得很顺利，毛主席也很满意。

9月19日晚，毛主席从桂园回到红岩村，我连忙给毛主席沏了一杯茶，并把当天的报纸一起给他送去。当我转身要离去时，毛主席把我叫住说：“齐吉树，你告诉陈龙，让他通知钱之光，明天给我准备一一些月饼、点心、糖果，我要送人。”当时我心里想，毛主席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准备送给谁？第二天一大早，毛主席便去到桂园。这时，钱之光已把毛主席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并送到了桂园交给了陈龙同志。陈龙把这些东西分成若干份，然后，他把在桂园帮助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请到一楼的客厅，把这些礼物，每人一份，分送给大家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你们在这里工作得很辛苦，为了感谢大家，毛泽东主席特准备了点小礼品送给你们，聊表心意。祝大家和你们的家人节日愉快，合家安乐。”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甚至有的人还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有的人感慨地说：“我们在这里干了这些年，从来没有人在节日里给我们送过东西，也没有问过我们。毛主席才来几天，对我们就这样关心，今天还派陈长官给我们送礼，你们共产党就与国民党不一样。”毛主席不仅给在桂园工作的人送礼物，而且，还让龙飞虎给开车的国民党司机、警卫桂园的宪兵，每人都送一份礼物，转达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这令他们十分感动。

李少石之死

毛主席此次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可谓针锋相对，斗争激烈，经过一个多月艰苦曲折的谈判与斗争，总算有了结果。10月8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为此，张治中将军于当晚举行宴会，一方面为庆贺谈判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欢送即将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团。

这天毛主席的心情特别好，他对我说：“齐吉树，你跟我来重庆已近40天了，除了红岩村和桂园外，其它地方你也没有去过，重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现在谈判总算有了个结果，我们不久就要返回延安。今天我要出席张治中将军的饯别宴会，给你放个假，找一个人陪你到重庆市内转转。”我听后非常高兴，下午，办事处的一个同志陪我到市区去看看。天快擦黑，我们正在街上转悠，突然，有两个办事处的人急匆匆地找到我们，神情严肃地对我说：“齐同志，出大事了，让你赶快回办事处去。”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的事情，否则不会派人这么急着来找我，何况，离他们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汽车。我匆忙上车，看见后坐上有不少鲜血，我只好扶着前面的座背，半蹲式地躬身站着，一路颠簸，返回到办事处。事后，我才知道，我所乘坐的这辆车，正是李少石同志遇害时乘的那辆车。

回来后，我才听说，当天下午，李少石同志送柳亚子先生返回寓所后，在回来的途中，汽车遭遇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不幸身受重伤，在送至医院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长女廖梦醒的丈夫，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与柳亚子往来甚密。事发后，柳亚子先生深为自责，写了《哭李少石》的长诗，在诗的前言中具体说明了事发的经过：

1945年10月8日傍晚，余访少石曾家岩十五号，候于宾室久久始至。会所驾汽车复有他用，司交通者促余急行，遂挟少石登车，既抵沙坪坝（柳寓处）车复入城，余与少石握手为别，少石归途为暴客所狙击。鸣呼！虽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事发当时，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等正参加张治中将军的宴会，办事处的同志十分紧急地赶到会场，向周副主席报告了这件令人震惊的消息。周副主席为了避免惊动毛主席，沉着冷静地悄然离开了会场。当即，他一面向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提出质问和抗议，要他立即彻查此事，一面派钱之光同志前去调查了解。钱之光赶到医院时，李少石同志已经死在医院。此事因何引起？李少石又为何遭枪击？钱之光都没有说清楚。于是，周副主席决定亲自到事发现场去了解情况，在事件没有弄清楚之前，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特别关照陈龙等警卫人员，要他们寸步不离毛主席左右，暂时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毛主席，一切等他回来后再说。

周副主席到了事发现场，正好附近一个卖茶的老太太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周副主席走到茶摊前，和颜悦色地问她：“老婆婆，刚才开枪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周副主席亲切随和，便说：“我给你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实话！”周副主席认真地说。

“那好！如果说实话，这件事要怪就怪你们的司机。当时，有一些背粮的士兵累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上休息，你们的车开得太快，压伤了一个当兵的。他们叫停车，你们的车也没有停，于是，有的士兵就朝汽车开了枪。”老太太如实地说。

“谢谢你，老婆婆。”周副主席真诚地向这位老太太表达了谢意。

周副主席回到会场，将这件事的原委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会后，周副主席让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主席返回红岩村住所。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事发之初，有些人怀疑这是一件国民党特务有意的暗杀事件，经周副主席认真调查后，说明这件事纯属是一次偶然事故。周副主席这种认真的态度、坦荡的胸怀，令许多国民党的人士钦佩不已。

签署《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是一个艰巨漫长的、针锋相对的过程，可以说是两手对两手，“-手和谈，一手武力。经过近40天的斗争，蒋介石在其政治骗局破产、军事进攻失利以及国内外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和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把谈判已取得的成果肯定下来，同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表明了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协商会议；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为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所认可，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威望。

10月10日，签字仪式在桂园一楼的客厅举行。客厅不算大，约20平米左右，呈长方形。这天上午，张治中将军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和桂园的工作人员就将签字会场布置好。在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摆放-张条桌，桌面上铺有洁白的台布，上面放着两党代表签字时用的笔墨。

下午4时许，国共代表先后到场，但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也没有邀请中外新闻记者参加。双方代表互相致意后，便共同审阅事先眷写好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全文，在双方均表示同意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代表国民政府在《纪要》上签了字；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政府在《纪要》上签了字。在签字过程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因出国访问未能到场，经双方同意，待张群回国后再行补签。所以，张治中在签自己名字时，有意在他的名字前面，为张群留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我们今天看到的张群在《纪要》上的签名，是后来补加上的。在整个签字仪式的过程中，大家都显得十分严肃与庄重，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话，但从大家的表情来看，都显得比较高兴，这毕竟是大家40多天来共同努力的结果。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双方代表，面含笑容地与在场的人员逐一握手，热情相贺。

签字仪式后不久，身着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腰挂佩剑的蒋介石来到桂园，回访毛泽东。毛泽东在楼房阶檐口相迎，并同他握手，然后和他一同走进楼下的客厅。蒋介石此行，一则算是为中共谈判代表团送行，二则邀请毛泽东同赴国民政府晚上的“双十”节国庆招待宴会。进客厅后，蒋介石先是面对墙上悬挂的《秦淮夜泊图》，颇有心境地用奉化口音吟诵画上所题的一首七绝：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随后坐在沙发上，端起茶碗，故作姿态地用茶碗盖把茶叶翻动了几下，就把茶碗放下。大约坐了10多分钟，便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坐上汽车，到国府路（今人民路）国民政府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会后，毛主席等回到桂园，稍事休息后，便与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当晚，毛泽东没有回红岩村，而是夜宿在林园宾馆。

《双十协定》签署前夕，周副主席考虑到重庆谈判即将结束，如何保证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此时，周副主席得悉张治中将军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他将去兰州出差。于是，周副主席抓紧这个机会，立即向张治中将军提出：“毛泽东主席即将返回延安，您不是说过，您不但接毛主席来重庆，还要送毛主席回延安吗？希望您能实现这个诺言，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去。”张治中将军毫不犹豫地说：“我说话是算数的。既然我答应送毛主席回去，就一定要送。正好我要到兰州公干，待《双十协定》签订后，毛主席可随我坐飞机一同飞回延安，然后我再去兰州。”毛主席至重庆谈判，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毛泽东胜利返回延安

难舍依依惜别情

10月10日晚，躺在繁星闪烁夜空下的红岩村，显得极其宁静。周围的山峦黑乎乎地鑫立着，像站岗放哨的战士，守卫着四周。夜风吹着林间的竹叶，发出哗哗的声音，听得格外真切。只有二楼靠西的房间里仍亮着灯，我忙碌着收拾毛主席的东西和有关文件。今天傍晚时，钱之光主任通知我说：毛主席今晚不回红岩村住了，蒋介石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他那里去住。明天-早，毛主席直接从蒋介石那里去机场，你把主席的东西收拾整理好，千方注意不要拉下东西。明晨办事处会派人用车把你送到飞机场，在那里与主席他们会合。钱之光走了之后，我便开始整理有关文件，毛主席的东西也不多，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外，就是几本书。我把文件和毛主席的东西收拾好，装进小皮箱里，随后我又仔细检查了两遍，看有没有拉下东西，直到没有发现有任何遗留东西时我才放心。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当晚没有回红岩村，办事处的同志很不放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志怎不安，纷纷跑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当我告诉他们，今晚毛主席不回来了，明天一早就乘飞机返回延安时，他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高兴地认为，毛主席赶快脱离虎口，回到延安就安全了。当晚，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极其复杂，一方面为毛主席即将离开险境而高兴，另一方面毛主席在这里住了三四十天，与大家朝夕相处，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大家难免有些依依不舍之情。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办事处的同志开车把我送到九龙坡飞机场。告别红岩村时，办事处的同志都到门口来送我，纷纷同我握手，祝我一路顺利，并要我转达他们对毛主席的问候。此时，我非常激动，想到马上就要和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同志们告别，和毛主席生活战斗了40来天的红岩村告别，我的眼晴有些湿润了，心中充满了惜别之情，我强忍着眼中的泪花，不舍地和同志们，和红岩村，和重庆惜别。当汽车缓缓离开红岩村时，我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渐渐远去的送别人群和红岩村。

这天，天清气朗，湛蓝的天空飘浮着几片白云，是重庆难见到的好天气。我到达九龙坡机场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将军、王若飞同志等已经到达，此时，毛主席正同前来送行的邵力子、张镇、张澜、陶行知、郭沫若、章伯钧等各界知名人士和国民党要员握手话别。我下车后，环视了一下四周，送行的各界人士有好几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蒋介石也派陈诚代表他到机场为毛泽东主席送行。在离送行人群不远的停机坪上，停着一架大飞机，有两个发动机，机身上还绘有一个大美人像。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美国赠送给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机身上绘制的画像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握手话别后，走到飞机旁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前合影留念。这时，我离毛主席不远，他看见我后便问我：“齐吉树，把我的东西都带来了吗？”我说：“东西都带齐了。”毛主席说：“好！”说着，他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现在咱们的人齐了，该上飞机了吧。”周恩来副主席说：“既然人到齐了，就请主席上飞机吧。”周恩来站在舷梯旁，催促大家上飞机。毛主席、张治中、王若飞等相继登上飞机。毛主席走到机舱门口，转过身来，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群告别，向山城告别。9时45分，“美龄号”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冲向蓝天，向西北方向飞去。

1945年10月 ${}^{11}$ 日毛泽东与张治中在机场与前来送行的张澜、邵力子、郭沫若、傅学文（女）合影

毛主席在飞机上与我话家常

“美龄号”比赫尔利的专机大多了，舱内分了好几层：前舱是头等舱，里面有两张沙发床和其它一些设备，是专供蒋介石夫妇乘坐的；中舱摆放的是一些沙发软椅，是蒋介石的随员乘坐的；后舱是铁木座椅，蒋介石的侍卫均坐在这里。我们上机后，舱内没有坐满，还空余不少坐位。这时，张治中将军请毛主席到前面的头等舱休息。毛主席进去后，一看有两张沙发床，便指着一张沙发床说：“张将军，你应该睡在这里休息。”

“还是毛主席坐吧。”张治中谦虚地说。

“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毛主席说着，便坐了下来。舱里还有一张沙发床空着，张治中将军和王若飞互相谦让，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在另一张沙发床上落座，最终两人都坐到后面有软沙发客舱的沙发上去了。待人们都坐好后，飞机便开始发动，滑向跑道，飞向

蓝天。

飞机起飞后不久，主席便叫我：“齐吉树，你过来。”我听见毛主席叫我，便提着小皮箱，从后面走到主席的前舱，问主席：“主席，您叫我，有什么吩咐？”毛主席坐在沙发床上对我说：“齐吉树，你坐下。”说着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床，我把小皮箱放在床下，坐在床边。毛主席接着说：“齐吉树，咱们在重庆43天，办事处的同志们对你怎么样？生活照顾得好不好？”

“主席，办事处的同志对我非常热情，照顾得非常周到。他们怕我在重庆吃得不习惯，童小鹏的夫人还特地炖排骨给我吃，令我很感动。”我激动地说。

“那好。你看，办事处同志们的生活与延安相比，差别大不大？”毛主席换了一个话题问我。

“我看，他们与延安相比，生活并不比延安好多少。在延安，我们吃的是小米，很有营养，挺好吃。而他们在重庆吃的是粗大米，比不上延安，但蔬菜比延安丰富。我们在延安常吃的是红萝卜、辣椒、菠菜、西红柿等，而在重庆，蔬菜的品种就多多了，除了延安通常吃的蔬菜外，还有油菜、苦瓜等等。重庆虽然菜的品种很多，但他们每餐一一般也只有两个菜，有时有个汤，平时也很少吃肉，他们的生活也是够艰苦的了。”我如实地说。

“既然这样，我跟恩来说说，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反正他们的人不多，咱们延安和各解放区稍为打紧一点，就够他们吃了。他们在国统区工作挺紧张的，生活也很艰苦。”毛主席动情地说。

“主席，您看办事处连个电扇都没有。客厅里的那个小电扇还是您来重庆时特地为您买的。”我说。

“重庆这么热，连个电扇都没有，真是够艰苦的了。恩来同志有没有电扇？”毛主席关切地问。

“没有，谁都没有。”我回答说。从毛主席和我的闲聊中，我深切地感到毛主席是在向我了解办事处同志们的生活情况，说明他对

办事处的同志是多么地关心啊。

“齐吉树，你看今天坐的这架飞机怎么样？”毛主席义换了个话题问我。

“比赫尔利的专机好多了，既大又漂亮，飞得很平稳，速度又快。”我说。

“你上飞机时，看见机身上画有一个美人像吗？你知道她是谁吗？”毛主席笑着问我。

“不知道，看上去挺漂亮的。”我不知道毛主席为何要问这个问题，只好迷茫地回答说。

“这个画像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这架飞机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专机，叫‘美龄号’。我们今天能坐上这样好的飞机返回延安，还得多亏张治中将军，否则，我们很可能坐美国观察组的班机返回延安了。这应该感谢张治中将军，他办了件好事。”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说。

飞机在云层上空平稳地飞翔。透过舷窗，机身下的白云如絮似涛，它们与山峰拥在一起，迷漫一片，茫茫似海。在云海中不时显现出小小的峰尖，好似大海中的点点岛屿，真是万千状态，美不胜收。这时，我见毛主席半靠在床头上，显得有点劳累，于是，我对主席说：“主席，您是不是有点累了，您躺下休息一会儿，我找个毯子给您盖上。”

“不累不累。”说着毛主席坐直了身子。看得出来，毛主席的情绪很好，显得很兴奋。随后，他和我聊起了我的家事。

“日本人是哪一年去到你们那里的，你们害不害怕？”毛主席问。

“当然害怕。1938年七八月份，日本人打到我们县，杀人放火，烧杀抢掠。老百姓在地里干活，他们拿老百姓当靶子打，弄得老百姓都不敢下地，怕一去回不来。”我回忆着那段令人悲痛的岁月时说。

“哟，那么可恶！当时你们村的秩序怎么样？”毛主席又问。

“唉，当时的秩序很乱，老百姓真没法过日子。除了日本人外，当地还有伪军、二狗子、土匪等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拦路抢劫，没有钱就把你暴打一顿，老百姓都感到这日子没法过，认为中国不行了。”我伤感地说。

“后来又怎么样呢？”毛主席关切地问。

“这年夏秋之交，有一队骑兵来到我们这里，在上皇县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消灭了20多个日本鬼子。战斗结束后，他们把战马隐藏在山沟里，队伍开到我们村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非常和气，老百姓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军队，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老百姓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二九师太行军区的一支部队。他们一面同敌人作战，一面在我们这一带扩充军队，我和我们村的其他5个年青人一起报名参了军，因人员不多，归属元氏县游击大队。有天晚上，我们到白岩村去摸驻扎在该村的敌军。当时，带领我们去的是部队的一位营长叫刘大贵，他是江西人，作战很勇敢，是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我们把敌人的住处包围后，刘营长跳到房上，用手电筒往下照。这时，敌人顺着手电筒的光柱开了一枪，不幸正击中刘营长的肚子，当场牺牲。”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沉痛地说。

“真可惜，他不该拿手电筒往下照，刚经过二万五千里就这样牺牲了，实在太可惜。如果他不死，将来还可以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毛主席惋惜地说。

“刘营长牺牲后，我们撤回住地，当时，有的人怕死而退出部队。我们村参军的6个人当中，就有4人退出，我和另外一个人都是贫苦出身，坚决不退出，仍留在部队里，随着部队打仗。”我感概地说。

“是呀，打仗是要死人的，这对人是一个考验。老百姓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就退出，关键是看一个人的觉悟程度，不能勉强。”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

“主席，您说得非常对。我们部队扩军时，有个中医大夫非要参军，他的医疗技术挺不错，就是胆子小，一打仗他就害怕，把头埋下来，屁股得老高。”我比划着说。

“他这样着屁股，不是被当作靶子让敌人打吗？”毛主席笑着说。

“可不是，我们劝他，他这样胆小，不适合参加部队打仗，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去给老百姓看病更好。开始他还不愿意，经我们再三劝说，最终他还是同意，答应回去当大夫。”我说。

“像这样的人，还是让他回去给人看病更好。如果他在部队，打仗时着屁股让人打，一旦不幸被打死，那时，老百姓看病也不方便，你们做得对。”毛主席赞许地说。

“我们部队里还有另一个人，大家都叫他傻子，平时他默不做声，但打仗时却非常英勇。有-次我们同敌人遭遇，开展肉搏战，我们牺牲了好几个同志，而他也刺死了六七个敌人，最后气力用尽，连刺刀也拔不出来，被敌人开枪打死了。”我沉痛地说。

“像这样勇敢的人，应予以表扬，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毛主席严肃地说。

谈到这里，我看毛主席显得有点累，想躺下。我说：“主席，您累了就躺下休息休息。”

“不累，快到延安了。”主席很兴奋，他对我说：“齐吉树，我们这次到重庆时，恩来同志给了我一顶帽子，戴着挺合适。可是，蒋介石也想准备一顶帽子让我戴。他三次来电，邀我到重庆谈判，他估计我不会去，这样就可以把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没有上他的当，出乎他的意料，我去了重庆。这样，挑起内战的帽子就戴不到我毛泽东的头上，他要打内战，这顶帽子就只能他自已戴了。这次谈判，围绕军队、解放区政权、国民大会等问题一时还达不成协议，所以，恩来同志、若飞同志还得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我看，谈也不会谈出个结果来，最终还是靠实力，还得是打。咱们回去也得做打的准备。这次要不是上党战役，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部队35000多人，蒋介石还不会放我们回来呢。所以，咱们回去，也得做好打仗的准备。”

飞机飞得既快又稳，不知不觉中已飞临延安上空，开始下降，宝塔山的宝塔已隐约可见。我高兴地对毛主席说：“主席，延安已到了，我看见了宝塔山的宝塔啦。”

“是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毛主席说着，向舷窗外望去。

“飞机正在下滑，待转过弯，就能看见。”我一边说着一边收拾东西。

“我也看见宝塔山了。”毛主席高兴地说。

飞机从东向西降落，下午1时30分，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待飞机停稳后，我站起来扶着毛主席，准备请主席下飞机。毛主席说：“不忙，请张治中将军他们先下，咱们最后下。”这时，机场上早已聚集了数千名欢迎毛主席胜利返回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等以及干部和各界群众。毛主席在机场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已取得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讲话中，毛主席还特别感谢张治中将军前次接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并请张治中将军讲话。张将军说，他奉蒋委员长之命，能够欢送毛先生，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盛赞谈判的成就，强调中国从此将步人和平团结的时期。随后，毛主席乘车返回枣园。张治中将军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当晚，中央办公厅为张将军举行了欢迎晚会。第二天，张治中将军同王若飞同志乘飞机离开延安。临走之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给机组及随行人员，每人赠送了一份延安的特产。

苏联派医生为毛主席治病

毛主席返回延安的当天晚上，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和王若飞同志关于这次重庆谈判的汇报，包括谈判经过、国民党方面的动向以及各方人士对谈判的态度和反应。最后，毛主席请政治局做出决议，追认会谈纪要。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鉴于毛主席已返回延安，准备把主持全面工作的权限交还给毛主席。毛主席考虑到：一则自己刚返回延安，对近一时期的情况还需要有所了解；二则在重庆40 多天的紧张激烈的谈判中，感到身体有些疲劳，需要适当休息，所以当即表示，目前暂时还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全面工作。朱老总也说，毛泽东同志刚回来，身体很劳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你不要急着交待工作，还是暂时干着。结果，政治局同意毛主席暂时休息调养，待身体康复后，再主持全面工作。

毛主席自回到延安后，感到非常疲劳，健康状况不佳，在枣园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因为前来看望的人很多，所以书记处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经毛主席同意，决定从枣园搬到王家坪休养。

王家坪位于延安城西北，隔延河与城相对。村子坐落在两座大山脚下，左为脑畔山，右为花豹山，一条小沟从村中穿过。这里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据说早年这里叫牡丹坪，因村中乡民大多种植牡丹而得名。后来一户姓王的人把村子的大多数土地都买了下来，就改名叫王家坪。从1937年1月，中央军委搬迁至此，这里便成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毛主席搬到这里住在东边山坡下的两孔石窑洞里，这两孔窑洞原系王稼祥同志的居所，因毛主席要来此休养，便腾出来让毛主席居住，他自已搬到另外的地方。

毛主席一面疗养，—面对这次重庆谈判的情况进行总结。10月17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并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后来编人《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住在王家坪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里离城里、党校、边区政府和杨家岭都比较近，来往的人还是很多，虽然不让送文件，但文件还是照送。这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日渐不好，经常冒冷汗，不能成眠。这时，延安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留在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障、金茂岳和黄树则。他们虽都给毛主席看过病，但都没有查出病因，无法解除毛主席的病痛。所以，书记处决定让师哲同志给斯大林发一份电报，说明毛主席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苏方很快回电，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派医生至延安为毛主席看病并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护工作。经毛主席同意，师哲立即给斯大林回电，请他们派医生来延安。

书记处为了让毛主席能安心静养，决定找一个环境更清静的地方让毛主席去疗养。这时，江青提出，她患肺病时，曾在机场附近的柳树店疗养，那里环境比较好，空气清新，土地开阔，很适宜休养。经征得毛主席的同意，于是，毛主席带着江青、李讷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搬到了那里。

柳树店在延安机场东一二十里处，这里离城较远，环境清幽。毛主席来到这里后，来看望的人少了，文件也不送了，能得到较好的休息。他每天除了看看报外，就是在附近散步或走访乡亲。这样住了几天，毛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按照毛主席的性格，如果他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不了解当前形势的发展状况，是非常着急的。所以，住了没有多久，毛主席便呆不下去了，要求搬回王家坪去住。最后，书记处只好同意毛主席的要求，重新搬回王家坪，并派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

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拟派一名内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来延安为毛主席诊治，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毛主席得知毛岸英要回到延安，十分欣喜，表示要亲自到机场去接。这次苏联派来的两名医生，一位是外科医生阿洛夫，他是苏联红军的将级外科医生，不久前才从延安返回苏联，现在是故地重游，对延安很熟悉；另一位是米尔尼柯夫，大家都叫他米大夫，他是苏联地方上的内科医生，是首次到延安来，他这一来就在中国呆了8年之久：1947年随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在中南海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直至1954年才返回苏联。

1946 年1月7日，苏联派来的医生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和毛岸英飞抵延安，随机还带来了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毛主席在机场上见到爱子岸英长得英姿魁梧，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便上前抱住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外宾一一握手。当晚，毛主席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和机组人员，并请机长带去一封致斯大林的感谢信。

米大夫对毛主席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认为毛主席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只是由于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只要好好休息，安心静养，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他建议毛主席暂时少操心工作，使神经尽可能松弛下来，多多调养，好好休息。在苏联医生精心的治疗护理下，加之使用最新的特效药物的治疗，特别是毛岸英又回到身边，使离别20 年之久的父子又重新得以团聚，这无疑给毛主席增添了不少的安慰和喜悦，很快，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工作也开始逐渐恢复。

毛主席在王家坪一面休养，一面工作。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在这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蒋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所谓“重点进攻”。3月16日，胡宗南军队进至金盆湾、南泥湾-带，18日占领三十里铺，前线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周恩来、彭德怀等一再催促毛主席赶快撤离。毛主席镇定地说：“好吧，吃完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们来罢。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会回来的。”毛主席吃完晚饭，并得知机关干部和群众都已安全撤离，这才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和随从人员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毛主席关 心我的婚事

毛主席在柳树店疗养时，有一天我陪他在田野里散步，虽是初冬季节，但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得人暖烘烘的。我们边走边谈。毛主席问我：“齐吉树，我在重庆时说过，你在重庆这几十天里，工作很辛苦，等回到延安后，放你几天假，让你也休息休息。你看我从重庆回来一直在养病，我对你的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我听说你为了跟我去重庆，把婚期也推迟了，是不是有这回事？”

“是有这么回事。我在随您去重庆之前，已和李若商量好准备结婚。当时秦长怀同志也想和我们一块办喜事。因为我要去重庆，所以，我们都把婚期往后推了，等从重庆回延安后，再商议办婚事的事。返回延安后，工作也比较忙，到现在还没有时间来具体商量这件事。”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喜事嘛，该办还得抓紧办。这样吧，我放你几天假，你回延安把喜事给办了。”主席说着，思索了一会，又接着说：“我看，11月7日，你和秦长怀一块就把婚事办了。这个日子挺好，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现在咱们还很困难，你们结婚时，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们的。我的意见，你们结婚那天，我让叶子龙在大灶给你们安排两桌，你们也不用花钱；别人送了我一点糖果，你们拿去请客人们吃；我那里还有茶叶，泡上两壶清茶招待客人。另外，我个人送你们每人一点小礼物：齐吉树，我送你一条毛毯；秦长怀，我送他一块小地毯。其它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们了，这样安排你看怎么样？”

“主席，您考虑得真周到。您这么忙，还如此地关怀我们，为我们操心，真叫我们很过意不去，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激动地说。

“那好，就这么定了。回去后，就让江青给你们安排。”毛主席笑着说。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和秦长怀同志两对新人如期举行婚礼。我们结婚那天，婚礼很简朴，既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像样的宴席，甚至连我们结婚时所穿的衣服，也不过是我们平时穿的服装，只是洗得干净而已。我的新房也是临时借用的，这里原是一间小小的保管室，临时支了一张床，就算是新房了，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尽管如此，但是婚礼却很热闹，充满了真情。叶子龙、贺清华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们都前来祝贺，说说笑笑，气氛热烈浓郁，感情真挚亲切，至今还让人难以忘怀。那天毛主席虽然没有出席我们的婚礼，他却派人把礼品给我们送来，并对我们致以良好的祝福。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毛主席送我进党校

出乎意料的决定

1946 年3月，延安已是春光明媚的季节，城里城外到处是桃红柳绿，“片春意盎然的景象。这天，天气晴和，万里无云，和风轻拂，让人感到特别的舒畅。我像往常一样，待毛主席起床后，将一杯盐开水给毛主席送去。这时，毛主席已经起床，坐在沙发上看报。我进屋后，将茶杯放在小几上。毛主席见我进来，放下手中的报纸，对我说：“齐吉树，你去把孙振法叫来，我有话对你们俩人说。”我想，主席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叫我们俩人去办。于是，我答应了一声，便出门去把孙振法叫来。我们俩来到毛主席的房间，站在毛主席的面前，我说：“主席，孙振法来了，您有什么吩咐?”毛主席看了我们俩一眼，慢条斯理地对我们说：“你们俩人在我身边工作已有三年多了吧！”

“是的，孙振法比我多三个来月。”我回答说。

“我想送你们俩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现在和你们俩商量，不知你们俩同意不同意？你们俩回去考虑考虑，同意不同意都告诉我。”毛主席征询地对我们说。

“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回去商量后再给您汇报。”我真诚地说。

“那好，你们回去商量商量吧。”毛主席说。

我们离开毛主席房间回到住处，这次毛主席提出要送我们去学习，我们俩都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有点突然。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我们不能一辈子呆在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去做。何况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非常劳累的，特别是晚上不能很好地休息，长此以往，身体吃不消。按惯例，毛主席的侍卫，一般三四年就要更换。何况我们俩文化程度都不高，平时工作忙，也没有时间进行学习，这次毛主席主动提出要送我们俩去党校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这也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大批的干部，毛主席送我们去学习，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俩认真地商量后，统一了思想，同意去党校学习，以不辜负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我们俩在当大下午，待毛主席起床后，便去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想法。

我们走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正坐在桌前写东西。他见我们进来，放下笔，对我们说：“你们想好了，谈谈你们的意见。”我说：“回去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认为主席送我们进党校学习，是对我们的关心，这个机会很难得，无论对我们还是对革命工作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同意去党校学习。”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你们俩的文化都不高，假如你们到连队当个连长，上级下个命令，你们都不认识，看不清楚，这不耽误大事嘛！送你们去学习，你们同意，我也同意。这样吧，我叫叶子龙先去给你们联系联系。”这时，孙振法迫不及待地问：“主席，我们明天就去行吗？”毛主席见孙振法这副着急的样子笑着说：“急什么，晚两天也没有关系嘛。现在还没有联系呢？学校接不接收还说不准，待联系好后会通知你们的。”

临别前的便宴

过了两天，还没有消息，我们有点沉不住气，心里挺着急的，于是，我们便去问毛主席，不知联系的结果怎么样了？毛主席笑着说：“你们俩在我身边工作已有三年多了，你们工作都不错，我很满意。现在，你们要离开这里，我真有点舍不得。我打算在你们走之

前，咱们总得在一起吃顿饭吧。”

“主席的心意我们领了，现在咱们边区这么困难，我看，饭就不必吃了。”我真诚地说。

“困难是困难，但请你们吃顿小米饭还是请得起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也不用管，由我来安排。”毛主席认真地说。既然毛主席已这么决定了，我们也只好听之任之。

第二天下午五六点钟，新来的警卫瞿振双来通知我们说，今晚毛主席在小会议室请你们吃饭。小会议室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北面，是两间不大的平瓦房。毛主席从枣园搬到王家坪后，有时在这里会见客人。我们来到小会议室，只见屋子中间放置一张方桌，四周有四把木椅，毛主席和江青已经坐在那里。毛主席见我们进来，便招呼我们落座，警卫员瞿振双把菜陆续端上桌。与平常不同的是，四个菜中有一个肉菜和一个炒鸡蛋。开始，我们还有点拘束，虽然我们与毛主席相处了三年多，平时都是我们给毛主席端菜上饭，侍候毛主席吃饭，而这次却与毛主席同桌共餐，这可是头一回。毛主席见我们只是坐着不动筷子，便主动地给我们每人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怎么不吃，嫌菜不好。”说毕哈哈一笑。我们见毛主席这么随和亲切，也就不那么拘束了。这时，毛主席叫瞿振双去拿点梨子酒来，给大家喝。说实在的，这种酒我们在枣园时没有少喝。毛主席平时不怎么喝酒，偶尔喝一两小杯，或请客时喝一点。这种酒是用坛子装的，一坛子可装20来斤，一旦开封后，就不易保存，过不了几天就要长毛，这就表示酒快要坏了，不能再给毛主席喝。所以，我们和警卫班就把长毛的梨子酒分喝了，然后再到陈云同志（时任供给部部长）那里去领。

瞿振双把酒取来，给每人倒了一杯。毛主席站起来说：“我们相处了三年多，不久，你们就要去党校学习了，为了你们在新的环境取得好成绩，我们来干一杯。”我们也站起来，和毛主席碰杯，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这时，孙振法说：“光是吃菜喝酒没有意思，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党的历史，这既是对我们进行党的教育，又是对我们的临别赠言。”

“你们愿意听，我就讲。”毛主席笑着说。

“我们愿意听。”我们说。

“那好，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毛主席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酒，接着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各种艰苦困难的环境和与敌人的殊死搏斗，才有了今天的境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一大，代表有12个人，会议还没有开完，暗探和外国巡捕就发现了我们，所以只好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当时的12个代表，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陈潭秋等同志；但也有的在党成立后不久便被清除出党，如陈公博、周佛海；还有的人中途脱离党，甚至背叛了革命，如张国焘。现在，在我们解放区就剩下两个人了，你们猜，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主席您，另一个我们却不知道是谁？”我们不好意思地说。

“另一人便是董必武董老。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世事沧桑，变化真大啊！我们党建党时只有50多名党员，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而今已发展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20万人。”毛主席说到这里，略为思索了一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不短了，在革命队伍中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今后组织上调你们在哪里工作，不管什么样的艰苦条件和困难，都要牢记党的教导，千万不要离开党、背叛党。”毛主席的这次便宴，虽然极为简单，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爱，他的话，至今仍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党校的日子里

中共中央党校位于延安城北小汤坪的半山上。中央党校最初于1936 年在瓦窑堡成立，不久迁往保安，1937年迁到延安，先在城东桥儿沟，1939 年以后迁于此处。党校共分为六个部，除一部在小汤沟外，其它五个部都分散在周边的一些地方：二部在王家坪北面的小汤门，三部在兰家坪，四部在大砭沟，五部在七里铺，六部在杜甫川。党校的学习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主席还给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党校学员不仅要学习，还要参加劳动。

我随王树声将军来延安时，就分在党校警卫班工作，所以，党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不同的是，过去只是一名警卫战士，而今却是-一名学员。我们是在主席请我们吃饭后的第二天，叶子龙便来通知我们，说已经联系好了，可以去党校报到，毛主席让他送我们去党校。我们离开王家坪时，毛主席还专门接见了我们，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此次去学习，时间紧，学习忙，但星期天休息时，你们记着回来看看，你们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多，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毛主席的话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令人感动不已。我们当即表示，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关爱，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会回来看望毛主席。

这次被派到党校来学习的不只是我和孙振法两个人，还有从各机关、部队抽调来学习的有好几十人。当时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于1946 年初下达停战令，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由于这些协议和规定，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这些人来党校学习，就是为适应这一新形势而专门挑选来党校进行培训的，主要是由社会部统一安排和调配，其任务是为我党领导同志将来可能去国统区任职时担任保卫工作。

我到党校后，被分在第一班，这期学员共分为六个班，每个班大约八九人至十来人不等。我们除学习文化、党的政策之外，还学习射击、爆破等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学习的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是任弼时同志的一个秘书，他是一名爆破专家，教我们如何配制黑色炸药和黄色炸药。上课时是大家一起听讲，然后分散活动，到延河边去实际操作，引爆我们自己配制的炸药，测试爆炸的威力。

1946年6月，国民党断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定的立场，被迫进行自卫作战。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原来的学习计划和安排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不得不中断学业，转为积极备战。1947年3月，胡宗南等部投人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3月19日，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党校是在中央撤出延安前就已撤离了延安，我们随党校先后在陕北、山西等地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夏，随党校迁往河北西柏坡，不久我便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我在党校的学习，也算正式结束。

四八”烈士追悼会

1946年4月19日，延安城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这天一大早，四乡八村的乡亲和延安各机关、部队的干部、群众纷纷涌向延安机场，参加“四八”烈土追悼会。我也被社会部从党校借调到治丧委员会，负责照顾烈士家属。1946年4月8日，由于国民党违反政协协定，大幅度地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和政协宪章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为了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于当日搭乘美军观察组的C一46飞机飞返延安。同时搭乘此机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刚从中美合作所的监狱释放出来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子女及进步教育家黄齐声，此外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登俊、魏万吉等共13人。当天天气恶劣，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时，因云层很厚，能见度极低，飞机找不到跑道，只好转飞。该机飞至山西兴县东南时，不幸撞在海拔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机上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在内共17人全部罹难。

这次大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4月8日，毛主席得知叶挺将军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机来延安，非常高兴，他很想和叶挺将军等人相见，并准备组织人员去机场接机。但当天延安地区，乌云低垂，细雨蒙蒙，上午10时许，机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接机的人高兴不已，准备迎接渴望已久的同志。但不一会，飞机的引擎渐渐消失，等了好一会，仍不见飞机踪影，只好空手而归。此时，美军观察组也没有该机的消息。为此，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不胜悬念，深感不安。4月1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来电说，据黑茶山附近的老百姓报告，8日上午听到山里发生巨响，该机可能在黑茶山失事。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闻讯后，十分悲痛，指示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组织人力搜山，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找到。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也派飞机连续搜索了三天。11日，我们找到了飞机残骸和烈士们的遗体，先把烈士遗体运至山西忻县的一个日军曾使用过的旧机场。18日，由美军观察组用飞机运回延安，到机场迎灵的有干部群众一万多人，由任弼时、蔡畅、杨尚昆主持遗体人仪式。

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1946年4月)

“四八”空难后，延安立即成立了由毛泽东等26人组成的“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并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19日那天，毛主席特别悲痛，当提到叶挺同志时更是伤心不已，悲痛欲绝，执意要去参加追悼会。治丧委员会考虑到怕毛主席触景生情，过分悲伤，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去现场。追悼会是由朱德总司令主持，中央领导同志、延安各机关和部队的于部、社会各团体的代表、各阶层的群众三万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这样大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空前的。追悼和安葬仪式庄严肃穆，隆重简朴，毛主席虽没有参加，他却为“四八烈士”书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烈士的棺木，覆盖着红呢子的棺罩。因时间紧迫，烈士的遗体只好临时在机场附近安葬（后来，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建成了一个烈士陵园，才移入园内)。当烈士的棺木人土时，无论是烈士遗属，还是在场群众，人人悲恸万分，哭声一片，其情其景，令人伤心欲绝。第二天，毛泽东专门为此写了《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文，以寄托他对烈士们的哀思，文中写道：“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给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简朴的日常生活

不同常人的生活习惯

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很有规律，他习惯于夜间工作，往往都是通宵达旦。一般是从上午10点钟左右开始，直至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才休息。他工作起来，全神贯注，忘了时间，忘了休息，有时累了或思考问题，他也会步出办公室，在繁星的夜空下，一边抽着烟在院内散步，一边思考问题，偶尔还和值勤的警卫崂上几句家常，然后又回房里继续工作。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做好三件事就行了。这三件事就是：一、要把灯油添满，灯罩擦亮，不至因灯不明或因灯油不足导致灯灭而影响工作。二、要把铅笔削好。主席用的铅笔不是一两支，而是十几支，他起草或写东西时，往往先用铅笔书写，一支削好的铅笔写不了多少字就需更换，用量较大。三、是要把墨磨好。毛主席喜欢用毛笔书写东西或批阅文件，用墨较多，当时没有墨汁，事先需把墨磨好，将磨好的墨汁放在一个容器里，便于主席使用。

毛主席晚上工作时，不吃东西，只是抽烟喝茶。喝茶是毛主席的一大嗜好。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茶看报，晚上工作时，也离不开喝茶。他说：“茶可以益思、明目、少卧、轻身。”他喝完茶后，有时还把茶叶放在嘴里全吃掉。他认为，茶叶像青菜一样，也有营养，全吃下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他晚上工作时，我们总要给他彻上一杯热茶，放在他的案头，隔一段时间再去给他续水。鉴于主席整夜整夜地工作，从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考虑，我们与叶子龙商议，晚上给主席准备一些小点心和牛奶，深夜时给他送去。但主席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第二天清晨我们收拾屋子时，送去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动，我们只好原封不动地端回厨房去。

生活简朴的毛泽东

毛主席每天大约在凌晨五六点钟才睡觉，他睡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洗澡。每到这时，毛主席便叫警卫，警卫立即通知我们。我们便问毛主席有什么吩咐，毛主席说：“打水洗澡睡觉。”毛主席洗澡的大木盆呈椭圆形，在毛主席临睡前，我们便把大木盆放在会客室的屋子里，把水准备好，把要换的衣服放在沙发上（毛主席一般是三天换一次衣服）。只要毛主席说：“打水洗澡。”我们便把水倒进盆里，把门带好。毛主席洗完澡后，换好衣服，便上床睡觉。

毛主席睡眠时很少，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上午10点多钟起床。毛主席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喝盐开水。所以，在毛主席起床前，我们就把一盅盐开水送去，放在床头的书架上，等毛主席起床后喝。毛主席喝完盐开水后，不洗脸，也不吃早点，便径直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开始看报（《解放日报》），这时，我们将一盅新湖好的热茶给他送去。毛主席看报与我们看报不一样，他一边看，一边在上面划道道，而且，看得很快，四个版面都要看完。随后，他便开始看电报，批发文件，写文章或给人回信，或处理其它事情。总之，非常忙碌，一直要忙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吃饭。每到这时，我们都要去催促他说：“主席，一点多钟了，该吃饭了。”有时，毛主席全神贯注地融人工作之中，甚至忘记吃饭，他说：“吃过饭了吧。”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提醒他说：“主席，您还没有吃饭呢。”“那好，打水洗脸弄饭吃。”毛主席一边伏案工作一边回答说。我们将洗脸盆放在盆架上等毛主席洗脸，往往要等很长时间，水凉了又换热的，直到毛主席把手头工作告一段落后才洗脸吃饭。

与群众同甘共苦

毛主席吃饭是和江青一块在他办公室的小桌上吃，毛主席吃得很简单，有四个菜，以蔬菜为主，主要是辣椒、胡萝下、洋白菜、西红柿等蔬菜，有时有一点炒肉。毛主席吃辣椒与别人不一样，不是用油来炒，而是将辣椒放在热锅上干焙，待辣椒变黄后，撒上点盐即可。毛主席吃饭时也不忘看书，边吃边看，有时看书着了迷，忘了夹菜，夹菜也只夹靠近他身边的那一盘，其它的菜都不动。开始我们弄不明白，便去问江青，为什么毛主席只吃一盘菜，是不是其它的菜不符合毛主席的胃口？江青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老爷们，你们不是看见他正在看书吗？有时我给他夹一点，否则，他还忘了夹菜呢。”毛主席在吃饭时，很注意节约粮食，毛主席吃的是小米饭，江青吃的是馒头，毛主席吃饭时往往把碗边的米粒用筷子刮到碗里，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午饭后，毛主席习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打个吨，闭目养神。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去打搅他。如果有重要事情需要向他报告，我们先轻手轻脚地把门帘掀开一点，看看毛主席是否睡了，如果还没有睡，才进去向他报告。

下午，毛主席的主要活动是去杨家岭开会或到党校等单位去作报告，要不然就是在家接待来访的各方面的客人，如各部门的领导、从前线回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将领、民主人士、老朋友、当地老乡等等。如果还有时间，就是看书。可以说，毛主席是一个书痴。书对毛主席非常重要，他充分利用一切时间，见缝插针，无论是吃饭还是工作之余，或是去杨家岭开会的路上，都可以看见毛主席手不释卷、孜孜以求、聚精会神地阅读书籍的身影。

毛主席一般是在晚上6点多钟吃晚饭。饭后，江青便陪毛主席在枣园内散散步，或到附近地方走走。有时，毛主席也到中央党校、鲁艺等地去看戏，或到中央大礼堂参加联欢会，偶尔也下场跳跳舞。在晚9点以前，毛主席都不工作，如果没有活动，便在家中看看书，要等江青和孩子休息后，他才去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

延安的夏天，有几天非常燥热。毛主席写东西时，手心常出汗，遇上这样的天气，严重影响毛主席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便打了一盆凉水，让毛主席洗手。后来，毛主席嫌这样耽误时间，就让我们找块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热的时候摸一摸，冰冰手。我们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贺清华同志找到了半截废炉条，毛主席手热出汗时，把手放在废炉条上降温。毛主席对此很满意，每年夏天，都用此作为“降温设备”。

延安入冬后常有大风沙，天气干冷干冷的。毛主席习惯彻夜工作，我们怕他夜间受寒生病，想早几天把炉火生起来，但毛主席不同意，他说：“能晚生几天就晚生几天，要节约用煤。”有一次，我看到毛主席写东西时冷得老搓手，便趁他不注意时，悄悄提来一筐煤，把火生了起来。毛主席听见引柴啪啪的响声，马上走过来制止我说：“现在还不是生火的时候，不要浪费煤！”

过了几天，毛主席忽然问我：“你知道煤是怎样来的吗？”我把听来的煤是怎样生成的情况说了一遍，毛主席微笑地说：“你说得不错，不过，还要经过工人辛辛苦苦地从地下挖出来，才能用。另外，煤是工业重要的燃料，所以要特别注意节约。”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物资供应奇缺，毛主席始终坚持同根据地的群众一起过艰苦的生活。他使用笔墨纸张也非常注意节约。一个土造的马兰纸信封要用三四次，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用过正面，再用反面。毛主席批阅用的铅笔，不用到捏不住时从来不肯换支新的。他的日常供应也和边区的干部一样，完全是统一配给。毛主席的穿着也是按规定三年发一套棉衣，两年发一套单衣，布料是当地产的土灰布。毛主席为了节约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的衣服补了又补，洗得都褪了色。我们多次劝他换一件新的，他总是说：“边区的老百姓比我们还艰苦，能穿就穿嘛，何必换新的。”直到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才由周总理为他在北平定做了一身咔叽布的衣服。

理发的故事

在延安，毛主席的头发总是长长的，一方面说明毛主席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理发；另一方面，因为毛主席非常珍惜时间，酷爱读书，即使理发，他也手不释卷，给理发员增加了不少难度，所以当时除个别人外，没有人敢给他理发，这样一来，毛主席也就不经常理发，给人的印象还以为毛主席喜欢留长发呢。当时，中央办公厅只有一个专业理发员，此人姓王，满脸的落腮胡子，我们都叫他王胡子。他给毛主席理发时也很发术，因为毛主席理发时手里总是拿着书，边理发，边看书。王胡子也不好随便去摆弄毛主席的头，只好顺着毛主席坐着看书的姿势慢慢地给他梳剪。这样理一个发，不仅时间很长，而且王胡子也感觉很累，弄得腰酸胳膊疼。

有一次，王胡子病了，手发抖，不能理发。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毛主席理发了，时间一长，毛主席的头发长得长长的。虽然毛主席不在乎，但头发太长总不雅观。叶子龙同志看着毛主席的头发这样长，便自告奋勇地对毛主席说：“主席，您的头发这样长了，我都有点看不过去。现在，王胡子又有病，不能给您理发，不如我来给您理理看。”毛主席说：“那好，你就给我把头发剪一剪就行了。”于是，叶子龙搬了一把椅子，请毛主席坐下，并找出理发用具，拿出一块白布围在毛主席的脖颈上。毛主席坐下后，仍习惯地拿着一本书在看。叶子龙见此情景便对毛主席说：“主席，您今天就少看-一点书，您看书时，我没办法给您理发。”

“这为什么呢？难道说，看书就不能理发吗？”毛主席颇感奇怪地问。

“我的技术不好，您看书时，我无法搬弄您的头，有的地方就不好剪。所以理发时，您不要看书，听我的安排。”叶子龙说。

“那就听你的吧。我拿着书不看，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毛主席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叶子龙也不怎么会理发，只是把毛主席的长头发剪短了一些。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毛主席的发理好了。叶子龙理完发后，把剪下来的头发扫了扫，找来一面镜子，让毛主席照了一照，笑着对毛主席说：“主席，您看理得怎么样？”毛主席对着镜子看了看说：“不错，你比王胡子理得快多了。怎么王胡子给我理发要那样长的时间，而你给我理发却没有费多少时间就理好了？”

“这也没有什么诀窍，关键是主席您配合得好。您不看书，又很配合，所以我理发时比较得心应手，这样理得就快，当然就用不了多少时间了。”叶子龙笑着对主席说。

“好吧，以后你给我理发时，我就听你的指挥。”毛主席满意地说。此后，叶子龙又给毛主席理了两三次发。不久，王胡子的病好了，毛主席的头发还是由王胡子来理。王胡子在给毛主席理发时，毛主席仍像过去一样，一边看书，一边让王胡子给他理发。王胡子在理发时，不好摆弄毛主席的头，只能按毛主席坐着的姿式来剪。毛主席理完发后，问王胡子：“叶子龙给我理发时，为什么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你剪一个头，却要用这样长的时间，这岂不是浪费时间吗？”王胡子胆怯地说：“我给您理发时，您总是在看书，我不好打扰您，又不敢随便摆弄您的头的方位，只好顺着您看书的姿势来剪。这样，理发时当然就慢多了。叶科长给您理发时，您也没有看书，所以他就理得快。以后，理发时只要您不看书，我保证既省时又快又好。”

“那好，以后理发时我就听你的。”毛主席说。此后，毛主席再理发时，一改以往边看书边理发的习惯。有时手里虽然也拿着书，但他也不再看，只是让王胡子给他理发，这样很快就把发理好了，毛主席也不再为理发时花费时间过长、浪费时间过多而感到不满；王胡子也为能给毛主席服好务、让毛主席满意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学英语

1944年三四月间，延安城内外，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色，桃树、梨树枝头的红白花蕊，争芳斗艳；柳枝吐着嫩叶，在和煦的春风中摇曳。山沟地头，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农民牵着牲口、挥动键头，进行春耕。枣园内的树枝，也是吐红披绿，春色满园。这时，全国抗战形势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看来，今年无论是抗战还是生产，都是一个好兆头。

一天，我正在值班，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年轻人，瘦高条身材，穿着一件白衬衫，戴副眼镜，文质彬彬地夹着两本书，径直朝毛主席住的窑洞走去。我见来了客人，便彻了杯茶送去。年轻人冲我笑了笑，随即把书递给毛主席说：“这是两本初级英语教材，我们就按照这上面的顺序进行学习。”他还说：“只要主席肯学，我一定好好地教您。”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叫冯弦，在新华社工作，是毛主席特地请的英语教师。根据毛主席的安排，冯弦同志每星期来两次，每次上一个多小时的课。他来时，毛主席就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专心学习。冯弦同志上完课离开后，毛主席还要接着复习。有时，毛主席在散步时，手里还拿着英语课本，口中还念念有词，不忘背诵英语单词。毛主席曾对我们说：“英语的用处是很大的。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进了城，接触的外国人也多了，我们要和他们交道，要学习他们好的经验，不懂英语是不行的。趁现在还不算太忙，要抓紧时间，见缝插针地去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毛主席已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有一次，冯弦考毛主席，冯弦用英语说了几句话，毛主席也用英语回答。冯弦听后很满意，称赞毛主席学得不错，可以打80分。这样，毛主席大约学了不到一年，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及筹备“七大”，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也就中断了英语的学习。此后，日本投降、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毛主席也无暇顾及学习英语了，直到解放以后，毛主席才重新又开始学习英语。

毛泽东与他的家人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有他自已的兴趣和爱好，在家庭生活中既有亲情，也有他鲜明的个性。在他极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尝尽了亲人累遭杀戮，妻死子散的人间悲痛。因此，当他在延安重组家庭、中年得女、父子重聚时，充分体现了他对家庭的珍视和对子女的关爱。

父子情深

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又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既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严父慈母般关爱子女的情怀。毛泽东一共有4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为杨开慧所生；岸红（又名毛毛）为贺子珍所生。1930 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兄弟三人来到上海。岸龙于1931 年病逝，岸英、岸青兄弟流落上海街头。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时，贺子珍将毛毛留在江西农家，此后就一直渺无音讯。1936 年，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找到了岸英和岸青，并想方设法，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莫斯科学习。所以，毛泽东到达延安后，经常惦念远在异国他乡的骨肉，托人捎书带信和自己的照片，以解思念之情。1941年初，毛泽东亲自挑选了21种60 本图书让林彪转交给岸英、岸青兄弟，同时还写了一封长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中浸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和对未来寄予的期望。

1946年1月，毛岸英随同苏联医生阿洛夫、米尔尼柯夫等乘机飞抵延安。毛主席得知儿子要回到延安，非常高兴，亲自抱病到机场去迎接。毛主席看见英俊挺拔、个头比自已还高的爱子时，禁不住说：“长大了，我的儿子，你可好吧？”其喜悦之情难于言表。这是父子间阔别19年之后的重逢，怎不叫毛泽东欣喜呢？

“爸爸，我很好。”岸英激动地说。

“你这次回来给我带没有带东西来？”毛主席问岸英道。

“爸爸，我这次回来时，斯大林让我带一封信给您。”说着，岸英从口袋里掏出斯大林的信双手递给毛主席。信的大意是说：岸英在苏联学习得很好，特别是外语，会好几国语言。他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表现得不错，当上了苏军的上尉。毛主席看完信后，心里很高兴，对岸英说：“你在苏联表现得不错嘛。”父子的久别重逢，给毛泽东带来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地得到好转。

毛岸英回国时，岸青仍留在苏联，但让哥哥带回一封信。毛主席见到长子，又收到次子的信，心中甚喜，当即给岸青写了一封回信。岸青，我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喜欢。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儿子是多么的疼爱和惦念。

毛泽东爱子情深，但更关心儿子的成长。爱归是爱，但在生活上毛主席对岸英却要求很严，要他跟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搞特殊，认为这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岸英回延安后，仍和大家一样，在大灶上吃饭：早上是小米稀饭，中午和晚上是小米干饭，菜也只是萝卜、白菜、土豆，一个星期只吃一次馒头和肉菜。当时，师哲怕岸英刚从苏联回来，吃不惯延安的饭莱，曾向毛主席提议，让他与米大夫等一起吃小灶。师哲的提议，被毛主席所婉拒。毛主席对师哲说：“米大夫是外国人，是我们请来的，一定要照顾好。岸英是自己人，应该和自己人一样，和大家在一起吃住，这对他是一个锻炼，让他更快地了解和熟悉国内情况是有好处的。”

岸英回来时，只穿了一身衣服，没有带其它的东西。当时，师哲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议给岸英做两套衣服和发给一些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毛主席看后说：“不要搞特殊，应和大家一个样，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单独给他做衣服，大家穿什么就给他发什么。”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后勤部门给岸英发了一身粗布衣服。当时，延安还比较冷，岸英既没有换洗衣服，也没有毛衣。所以，毛主席让江青找了几件平时节省下来的旧衣服和一件旧的毛背心给岸英。为此，江青有些不高兴，还和毛主席闹了一点别扭。

1946年初毛泽东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长子毛岸英合影

毛岸英回来后的工作问题，毛主席曾征询过师哲的意见，师哲很想把岸英留在自己身边给他当助手，书记处的意见是让岸英跟陈伯达学习中文。但毛主席却有他自己的想法，想让岸英先到农村去接受锻炼。

194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似的，放眼延安城内外，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色，农民已开始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毛主席的病因苏联医生的精心治疗，岸英回到身边后给他的极大安慰，心情格外顺畅，加之天气转暖，这些使他的病情大有好转。此时此刻，他更关心着爱子的成长，考虑到岸英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的生活不熟悉，希望他能多接触和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所以决定把他送到农村去接受锻炼。为此，毛主席把岸英叫到王家坪，在他住处前的石桌前，与岸英相对而坐，促膝谈心。毛主席慈祥地对岸英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外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我决定送你去学习，你有没有意见？”

“爸爸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去做，没有什么意见。”岸英真诚地说。

“那很好。你去后，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爸爸，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去做。我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岸英说。

“不要着急，稍等几天，我让贺清华先去联系，联系好后就让你去。”毛主席认真地说。

贺清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骑上马到距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去联系。他找到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说明毛主席准备把儿子岸英送到他这里参加劳动，接受锻炼，学习农业知识的事。吴满有当即表示，毛主席既然把儿子送到我这里来学习，我不能不要。你什么时候把他送来，我什么时候要。贺清华回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说：“既然吴满有已经答应，我看，明天就送岸英去。”

“主席，岸英去时，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贺清华问。

“我看，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就按照规定准备一个半月的粮食，去时把口粮带上。”毛主席说。

第二天早上，岸英和贺清华去吴家枣园时，我们都到门口送行。毛主席对贺清华说：“你们去时，让岸英自己背上口粮，不要骑马，让他体验农民的艰辛。”说毕，又转过头嘱咐岸英：“你去后，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虚心向当地群众学习。”毛主席站在枣园门口，“一直目送岸英他们远去。

毛岸英在吴家枣园一面向吴满有学习农业技术，一面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种地之余，还组织村里青年学政治、学文化，给烈军属砍柴火。在劳动中，在同老乡们相处中，不仅使岸英学到不少劳动技能，而且使他更加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农村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劳动锻炼，当吴满有把他送回到毛主席的身边时，岸英已是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穿灰土布汗褂，“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毛主席摸着爱子手上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毛岸英回来后，毛主席让他到杨家岭跟陈伯达学习汉语，很少回家，我们只是在参加机关组织的劳动时，才能和他见见面说说话。

疼爱幼女

毛泽东除了和杨开慧、贺子珍所生的4个儿子外，还有两个女儿。长女娇娇（李敏），是贺子珍在1936 年冬所生。1937 年秋，身怀有孕的贺子珍不顾毛主席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离开毛主席去莫斯科治病。贺子珍到莫斯科后，刚出生的男孩不幸天折，使她陷人巨大的悲痛之中。为了安慰她，毛主席便在1940 年把年仅4岁的娇娇送到她的身边（与她同行的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次女李讷，是江青于1940 年8月3日在延安中央医院所生。此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可谓中年得女，加之这时在他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他把全部的父爱都倾注在李讷的身上，对她疼爱有加。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李讷已经两岁了。

李讷前后有4个保姆带过她。第一个是贺清华的爱人李锦，因身体不好，没有多久就不带了；第二个是郝芝兰，1945年前后因生孩子而离开；第三个是我的爱人李若，她原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因郝芝兰的离去而替代她照看李讷；第四个是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1947年，我已离开毛主席在山西搞土改，组织上为照顾我们夫妻关系，把当时也在山西正带着李讷，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的李若调来我这里工作。此时，我西北野战兵团已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江青便把李讷接了回去，由韩桂馨接替我爱人的工作照顾李讷。

李讷与阿姨李若（齐吉树夫人）在一起

毛泽东非常疼爱李讷，这时，江青患有肺结核病，毛泽东便让李讷与阿姨在他住的隔壁窑洞里居住，并关照阿姨，不要带李讷到江青住的窑洞里去，怕把病传染给李讷。所以，李讷和她爸爸接触的机会多，毛主席非常喜欢她，她也很乖，很听她爸爸的话，也很爱她的爸爸。毛主席在工作之余，经常带着她散步，逗她玩乐，给她讲故事，教她认字。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抱起女儿，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毛主席办公有时累了出来散步，也到李讷住的窑洞来看李讷，向阿姨询问李讷的状况，或看她画画，或逗她玩，或把她抱起来亲亲，充分表露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之情。

李讷出世后，江青奶水不好，当时，书记处虽养有一头奶牛，但只是供书记处首长食用。虽曾有人提议是否也给李讷喝一点牛奶，但被毛主席拒绝。所以，李讷幼时，没有什么好吃的，她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吃的是大米面、小米面的米糊糊，其营养程度还不及有奶吃的普通百姓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足，她自幼身体弱，扁桃体经常发炎，易于感冒，毛主席对她的身体健康特别关心。我爱人刚去时，毛主席就特别嘱咐她说：“李讷身体不太好，扁桃体经常发炎，极易感冒，你要多多留心。”

“我会注意的，每天早晚用盐水给她漱口，可以消炎杀菌，预防扁桃体发炎。”我爱人说。

“那你就多费心了。”毛主席高兴地说。

有一天晚上，夜阑人静，正在工作的毛泽东隐约地听见隔壁睡着了的李讷发出哼哼之声。他放心不下，便步人到李讷住的窑洞，想看个究竟。我爱人闻声而起，毛主席说：“李讷怎么啦，老是哼哼的，是哪里不舒服？”我爱人赶紧用手摸了摸李讷的额头有点热，拿温度计一试，38度多。她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让她赶快去请儿科医生侯大夫。侯大夫来了一看，李讷发烧还是因扁桃体发炎引起的，当即给李讷吃了点药，用湿毛巾敷了敷，然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不要紧，是扁桃体发炎引起的，给她多喝点开水，穿衣服注意点就行了。”毛主席听了后点了点头说：“侯大夫，谢谢你，这么晚了还把你请来，真有点过意不去。”说着，转过头来对我爱人说：“李若，又要辛苦你啦。”我爱人说：“这是我应做的。我没有把孩子带好，感到很内疚。”毛主席说：“不，不能这样说，李讷就是体质弱，稍不注意，就会发烧。”

有一次，李讷又病了，是感冒引起的，发烧到39度，住进和平医院。毛主席非常想念和关心女儿的病情，亲自到医院来看望她。李讷见爸爸来医院看她，特别高兴，搂着爸爸久久不放手。侯大夫对毛主席说：“李讷的烧已经退了，关系不大，请主席放心，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李讷出院时，是贺清华去接的。回到枣园，李讷对我爱人说：“李阿姨，我要去看爸爸。”我爱人说：“去吧，告诉你爸爸，说你的病已经好了。”说着，她跟着李讷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此时，毛主席正在办公，他看见李讷进来，放下手中的笔，把李讷抱起来，亲了亲说：“乖女儿，你好啦。”李讷在毛主席的屋里呆了一会，我爱人怕影响毛主席的工作，便对李讷说：“李讷，咱们回屋里去吧，不要影响你爸爸办公。”她们回去时，毛主席还送她们到李讷的房间里。毛主席还特别关照李讷：“不要乱跑，要听阿姨的话，要多喝水，要注意休息。”透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爱女的关爱是多么的细致人微。

毛泽东虽然非常疼爱女儿，但这种爱不是一种单纯的溺爱，而是建筑在希望她能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人的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对爱女要求很严，不准搞特殊，要和普通百姓的孩子-样地生活。李讷幼时，吃的是和一般孩子一样的食物，米糊糊，小米粥。如果能吃上一个鸡蛋或喝上一碗细面条汤，那就是改善生活了。稍大一点，她便和我们一样在大灶吃，当时蔬菜的品种很少，除了白菜、萝卜外，主要是土豆。可以说，李讷是吃土豆长大的，至今她还是有喜欢吃土豆的习惯。李讷的穿戴也很简朴，穿的衣服都是旧衣服改做的，我在毛主席身边近4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看见她穿过什么新衣服，就连她经常喜欢戴的一顶遮阳帽，也是用旧衣服改做的。

我爱人带李讷时，虽住在毛主席隔壁的窑洞里，屋内设备很简陋，有一张大木板床，一个小方柜，一张吃饭学习用的小圆桌，两把小木椅。屋内也没有地炕，冬天不能烧火取暖。当时，我们曾考虑到李讷还小，准备在她住的窑洞里做～个地炕，但毛主席不同意，认为其他人住的窑洞里都没有地炕，她不能特殊，应和大家一个样。

毛泽东除对李讷要求严格，但更关心她的成长，自幼就教育她要学会尊敬别人，关爱别人。当时，院里的孩子不多，除了李讷外，还有任弼时同志的儿子任远、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和周师傅（给主席做饭的炊事员）的几个孩子。孩子们在一起玩，难免有所碰撞。有一次，李讷拿着一根小棍在玩，被周师傅的孩子抢去了。她回去后就告诉毛主席说：“爸爸，他们把我的小棍给抢跑了，他们欺负我。”毛主席看着受委屈的小李讷笑着说：“好乖乖，抢就抢了嘛，你再去找一根小棍不就行了吗？”说着，毛主席教导她说：“你要记住，在外面不许打人，也不许骂人。人家打你不要还手，人家骂你不要还口。”李讷说：“爸爸，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毛主席高兴地说：“你知道就好。对人要讲礼貌，见到阿姨要叫阿姨，见到叔叔要叫叔叔，见到爷爷要叫爷爷。”李讷说：“爸爸，我记住您说的话了。”在我的记忆中，李讷是个懂事的乖孩子，她见着我总是叫我“齐叔叔”，叫我的爱人“李阿姨”。直到现在，她还是这样一直称呼着我们。

当时，李讷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玩的，特别是阴天下雨，只能呆在家里，我爱人教她写写字，或画画。李讷开始学写的字就是她的名字，她写字时，非常认真。有时毛主席过来看她写字画画，偶尔还逗逗她，和她开两个玩笑：“李讷，怎么又画大鸡蛋啦，你还吃得不够，想多吃个大鸡蛋呀！”“你画的这个小脑袋是什么人呀？怎么鼻子这么大？”说毕，还用手在脸上比划了比划，逗得李讷格格地笑个不停。毛主席见李讷喜欢写字画画，就叫贺清华给她请了一个老师来教她，毛主席不时还亲自指点她写字。所以，李讷的字写得很不错。

李讷是个懂事的孩子，很重感情。由于江青身体不太好，她与妈妈亲近的时间很少，所以，基本上是与阿姨在一起过，谁带她，她就依赖谁。有时，阿姨在收拾屋子时，她也主动过来帮帮忙。有一次，毛主席到李讷的窑洞来看她，问她说：“这窑洞整理得这么干净，是谁整理的呀？”李讷说：“是阿姨整理的。”毛主席逗她说：“有没有你的功劳呀!”我爱人说：“有，有。她经常帮我扫扫地，擦擦桌子。”毛主席说：“好，好，孩子就要从小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

毛泽东教幼女李讷识字

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在情况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把李讷托付给邓颖超同志，随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东渡黄河，暂居山西。她们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先是住在贺龙的防地，后又转到傅连那里。在此期间，毛主席还多次来电或来信，询问李讷的情况，可见主席对李讷是多么的关心。当陕北形势稍有好转时，毛泽东就又把女儿接到了他的身边。

毛主席亲自给我复信

为毛主席找房子

1946年初夏，毛主席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我便离开了毛主席。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等部25万人进犯延安，中央考虑到敌我兵力悬殊（当时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人），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我随党校撤出延安后，组织上先后派我到陕北佳县、山西县、岱县参加土地改革。1948 年夏，党中央迁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后，我也随中央党校来到西柏坡，分配到统战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被派往德州接送从香港等地来参加国庆大典的民主人士。这时，党中央正为进人北平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于是，派金城（延安交际处处长）、王福林（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和我，先期进入北平，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及民主人士找房子，以便人驻北平。

当时，北平刚和平解放不久，傅作义的部队还没有撤出北平城。我们进城后，住在六国饭店，领导跟我们讲，现在城内还比较乱，你们不要分散行动，以免发生意外。没过两天，傅作义的部队就以四路纵队撤出北平。这时组织上给我们配备了一一部汽车，方便我们的行动。经过几天的努力，跑遍了北平城，我们共为毛主席选择了三处住处，等毛主席来北平最后确定。这三处住房是：一处是香山的双清别墅；一处是中南海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一处是位于万寿路北面的傅作义司令部。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其他中央首长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找了120余处住房。我们确定了这些房子后，便在墙上写上一个“央”字，以示这些房子都已有“主”，其它单位不得占有。

房子确定后，由于战乱和常年失修，有些房子需要修、清理，如中南海内，到处都有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弹药，垃圾成堆，这些都需要清理。为了确保中央首长进驻后的安全，我们把中南海内的水放干，清理海内的武器弹药，并请工兵来这里用探雷器进行探测，在确保安全后，才把水放回海内。双清别墅也需要修，金城处长让我去当管理员，负责别墅的修事宜。双清别墅位于香山西南山坡香山寺下，距西直门约20余公里。该处始建于清乾隆十年，原名叫“松坞云庄”，院内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清乾隆皇帝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因此而得名。1900年，松坞云庄为英法联军所焚毁。1917年，当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将此地辟为私人别墅，改为现名。院内清幽别致，掩映在古树翠竹之间。房舍为平房，坐北朝南，高大宽。屋前有一座六角红顶凉亭，小巧无华；亭旁有一水池，碧波涟漪；从院子西侧门北去，有一条小路通向来青轩（在香山寺的北侧），中央刚迁入北平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均住在这里。我到了双清别墅后，这里还比较零乱，没有电灯，院内杂草丛生，有些地方还需要清理和修。当时，我找了几个民工，该清理的进行清理，该修的进行修，花了几天的功夫，院内已整理得差不多了。这时，中直机关范离局长已来到北平，接收有关工作。我们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把所找的房子向他做了移交后，便回到统战部。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范局长的好评。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20余部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由涿州换乘火车，上午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然后改乘汽车至颐和园休息，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的陪同下，在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见面，并乘车检阅了部队。当晚，毛泽东回颐和园下榻，第

二天中午，进驻香山双清别墅。

党中央当时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没有直接进城，而是选定在香山暂住，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为了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北平和平解放后，反动残余势力还未彻底清除，敌情相当复杂。香山距城较远，和西山相连，宜于警卫，便于防空。中央驻地选在香山，无疑是上策；其次，当时，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完全撤出，城内房屋紧张，环境复杂。而在香山，有慈幼院等地，房屋众多，便于中央首长在此居住和办公；再次，有利于逐渐过渡。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工作重心必须很快由农村转人城市。这样，就要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管理、积累经验的过渡过程。香山距城不算太远，与城里联系密切，是一个理想之地。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期间，正是新中国诞生前的历史阶段，工作非常忙碌。他除了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外，还亲自领导了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等重要工作。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双清别墅，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我回到了统战部后不久，组织上决定成立招待处，任命周子健为处长，我为股长，负责中央首长的接待活动。当时，统战部在中南海内办公，瀛台、勤政殿等都归招待处管。虽然与毛主席同住在中南海内，但中南海的管理很严，所以，也很难见着毛主席。

有一次，上面通知说，今天晚上，毛主席要在瀛台宴请张澜等民主人士。我想，这次可能见着毛主席了。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来瀛台检查工作，看准备得怎样。周恩来在检查餐具时，用手摸了摸，觉得有的碗有些油腻，没有洗净。周恩来很不高兴，当即把周子健处长叫来，严厉批评他说：“你作为招待处的负责人，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应多下来走走，亲自检查检查。你看，有的餐具就不够干净，这样的餐具怎能上桌呢？以后，工作一定要细心，马虎不得。”说毕，周恩来叫人打来水，亲自与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把餐具重新洗了一遍，洗后又用净布擦拭干净，这才放心。当晚，毛主席因要处理一份重要电报，不能出席宴会，只能请周恩来代理。这次宴会，主客都很满意。毛主席因事没有出席，我也错过一次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

1949 年夏秋之交，统战部在怀仁堂组织专场文艺演出，招待民主人士。当时，我因事去怀仁堂，在顺着南海的林阴道上，正巧遇见了毛主席。他牵着李讷，准备去怀仁堂看戏。毛主席看见了我，便主动与我打招呼：“齐吉树，你好吗？”

“主席，我很好。好几年没有见着您的面了。我非常想念您。”我走到毛主席的跟前，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

“我也很想念你。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在中央统战部搞接待工作。”我回答道。

“啊，搞接待工作。”毛主席重复了一句，接着说：“这项工作对你挺合适的。今晚你是来看戏的吗？”

“是的，今晚是我们部组织的专场文艺演出。”我说。

“今晚的演出很难看到，是梅兰芳先生亲自登台演出，很不容易。你知道梅兰芳先生吗？”毛主席笑着问我。

“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梅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京戏梅派的创始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艺术家。”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说，并转过话题对我说：“你有空到我家里来坐坐。”

“我知道主席您很忙，我有时间一定会去看望您的。今天见您这样健康，非常高兴。”我激动地说。这次和毛主席的偶然相见，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自从统战部迁出中南海，尤其是我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以后，就很难再见到毛主席了。

毛主席亲自给我复信

1955年5月我因患高血压症，组织上送我到距北京市近郊30公里处的小汤山疗养院住院疗养。我被安排在院北疗养病楼一层的一间病房里，是两人一间。平时，总有几个病友到我的房间谈心聊天。

我住进疗养院后，经常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的情景，非常思念毛主席。加之听说当时北京进口了-一批降血压的药，对治疗高血压症有特效。于是，我在1955年岁末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除叙述我对毛主席思念之情外，还告诉毛主席我得了高血压病，现住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生活挺不错，就是缺少治疗高血压病的好药。最近听说从印度进口了一批治疗高血压的药，想请毛主席帮我搞一点，以治疗我的病。同时还向毛主席要几张他和家人的照片，以解思念之情。

1956 年1月中旬，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前几天下的一场瑞雪，把小汤山疗养院装点得银装素裹，整个院子被一层白雪覆盖着，显得洁白晶莹，格外宁静。俗话说：“瑞雪兆丰年。”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这天像往常一样，我们几个病友在我的病房一起谈天说地，回忆战争年代的峥岁月，畅谈今后的美好人生。大家谈兴正浓，护士进来说：“齐吉树同志，请你去接一下电话。”电话是张院长打来的，他说：“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送来一封信，是毛主席写给你的，你立刻到院部来取。”我听后，非常激动，立即来到院部。张院长见我进来，兴奋地对我说：“老齐，你真不简单，毛主席还亲笔给你写信，说明你和毛主席的关系不一一般。”说着，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我，上面写着齐吉树同志收。我接过信封，心情激动不已，毛主席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在百忙中还惦记着我，给我写信，这怎不叫我感动和高兴呢！当时，我只感到浑身热血沸腾，眼中热泪翻滚，想不到我给毛主席的信发出不久，毛主席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对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是多么的关心，时刻还惦念着他们。我急忙打开信封，里面装着毛主席给我的亲笔信：

齐吉树同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随信还有4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的单人照，一张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合影，一张是和李敏的合影，“一张是全家福。看着毛主席的来信和照片，思绪万千，往事如烟，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回到病房，病友听说毛主席给我写了信，而且还寄来了照片，大家都争着来看。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而且这些照片也非常珍贵，所以，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你一张，他一张，4张照片我只是看了一眼，很快就被病友要走了。当时，我的想法是：你们如此热爱毛主席，非常喜欢这些照片，你们要就给你们吧，今后我还有机会找毛主席要。因此，也就爽快地把照片分送给了他们。由于毛主席的来信，我的心情格外愉快，病也好了许多，过了一段时间，血压也降下来了，不久我就康复出院，回机关上班了。

毛主席给我写信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大学如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都来找我，想一睹毛主席的书法，争着想借去仔细研究。开始，我不愿意，但禁不住他们的强烈要求，多次找我，说借去看一看，研究研究，用后立即送还。我想，如果再三拒绝，他们会不高兴的。于是，最终我将毛主席给我的信借给清华大学的黄教授。此后，我曾多次去要，但他总是找理由推托不还，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我只好说：“这封信借给你暂时保存，我以后再找你要。”

毛主席给齐吉树的亲笔回信（1956年1月14日）

光阴崔苒，毛主席逝世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通知，收集毛主席的有关材料，包括书信等，凡有这方面的材料请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黄教授看到这个通知后，很快就将这封信交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天，中央档案馆派人找我，并送来毛主席给我的信复印件，说：“这是毛主席给你写的信的复印件，请你留作纪念，原件由我馆保存。”①这封不平凡的个人信件，透示出毛主席平易近人，关心他人的高尚情怀。至今，我仍非常精心地珍藏着毛主席给我回信的复印件，它是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近4年的最珍贵的纪念物。每当我拿出这封复印信件观赏时，总是带给我无限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幸福回忆。

后 记

《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也了却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

我是在1942年跟随王树声将军（当时我是他的警卫员）到延安的。1943年春夏之交，我有幸被派送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此，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为他服务达近4年之久。这一时期，正是我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我亲身经历了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七大和重庆谈判，目睹了毛泽东同志英明决断、运筹惟、关爱人民、艰苦简朴的伟人风范。长期以来，我就想把我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整理出来，让人们了解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他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特别是与我一起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叶子龙、贺清华等同志，都先后离开了人世，更使我感到有责任要把我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过去，有的记者曾采访过我，要帮助我进行整理，但因种种原因，都无果而终。

2003年，我找到刘万镇同志，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热情的支持，答应帮我进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除了我的回忆之外，刘万镇同志还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反复核对，经过3年多的辛勤耕耘，总算有了结果，即将付梓。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31周年，我想以此书表达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思念与缅怀之情。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一书的编辑出版，得到我的爱人李若和与我一起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孙振法、秦长怀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帮我回忆、查找资料，核对事实；中联部办公厅、休干局、信息编研室、当代世界出版社都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特别是中联部前副部长蒋光化同志，在百忙中拨冗为本书作序；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事隔的时间较为久远，加之掌握的资料有限，在叙述的过程中，难免有不妥之处，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齐吉树200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