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

节选自韩毓海教授的作品《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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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年4月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